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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七七事变时，老舍先生在济南齐鲁大学教书。后因战事紧张，校里的教员和学生都陆续疏散走了，老舍先生抱着“一个教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我不能等待敌人到来，把我那点珍宝夺了去”的心情，也赶紧出走。11月18日夜，他离别妻子和儿女，自己提着一个小箱，好不容易挤进了人满为患的火车，流亡到当时成为抗战中心的武汉。到1938年7月30日，老舍先生在武汉生活了八个月。
当时集中在武汉的文艺界人士人数不少，国民党很想罗致这些人为自己所用，但文艺界的人不上这个当，国民党无法把这些人组织起来。共产党驻武汉的代表，认为应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组织一个包括各方面力量的文艺团体，但这个团体的领导权不能落入国民党手中，他向文艺界推荐老舍先生来主持这个团体的日常工作。因为老舍先生不是共产党员，国民党方面能接受，共产党和左翼进步文艺工作者对老舍先生也是信赖的。老舍先生说“我不是好事喜动的人，可是大家既约我参加，我也不辞谢”，于是，他就参加了这个团体的筹建工作。
这个团体便是1938年3月27日在汉口成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文协”是整个抗战时期文艺界最大的统一战线组织，推举郭沫若、茅盾、夏衍、田汉、巴金、郁达夫、朱自清、冯玉祥、邵力子、胡秋原、张道藩等45人为理事。周恩来、孙科、陈立夫等为名誉理事。为了让这个组织显出民主精神，“文协”没有会长和理事长，只规定了常务理事分担各部的主任，老舍先生是总务部主任，事实上，就是对外的代表，和理事长性质差不多，主持全协会的日常工作。
成立大会是3月27日上午在汉口商会召开的。中午在汉口普海春餐馆聚餐，饭后即在普海春继续开会，气氛很热烈。忽然日寇的飞机二十多架来空袭。警报器响了，高射炮也响了，但大家都没有动，照旧开会。解除警报时，正在选举。5点多钟散会，可是老舍先生和其他被推为检票、监票的人还继续工作，一直干到深夜。
“文协”成立以后，有很多活动都要老舍先生出面张罗，如在冯玉祥家开“文协”理事会，安排郁达夫等人代表“文协”到台儿庄前线劳军，与其他“文协”作家联名发表了《给周作人的一封信》，出席对外国作家阿特丽女士的欢迎会，等等。他的事情很忙，但工作很主动。有一次“文协”举办欢迎四位外国女作家（美国的斯特朗、史沫特莱，英国的厄特莱，日本的绿川英子）的招待会，会上原由叶君健担任各种语言的翻译，后来老舍先生看出叶君健精力有些不济，主动要求把英语让他来译。他的英语译得漂亮极了，因为他曾在伦敦的大学里教过汉语。
“文协”的一个主要任务是编印机关刊物《抗战文艺》。这是全国唯一一份贯穿抗战始终的文艺刊物，从1938年5月4日到1946年5月在重庆终刊，共出了71期，全是由老舍先生负责。其中从第1期到第16期是在武汉出的。起初是三日刊，工作太紧促，于是出了五期就改为周刊。老舍先生和楼适夷、姚蓬子、孔罗荪、蒋锡金几位为办刊物通力合作，昼夜奔波，组稿、看稿、编稿、校稿，印出来之后发行，还要结算账目。许多杂务都是老舍先生自己干，但干得井井有条，一点也不杂乱，往往那几位年轻同志想到还有什么事要干时，他早已干好了。有的稿子已经编定了但未送来，他就亲自跑路去取来，勤勤恳恳。因为这是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文艺团体办的刊物，左中右各方面的人送来的稿子都要妥善处理，既要达到宣传抗战的目的，又要避免彼此的口角或恶意的批评，还要保持相当高的文艺水准，这样主持人老舍先生的工作是十分艰难的，但在武汉编的16期从来没有脱过期。
“文协”和抗战文艺在汉口同一地方办公，老舍先生住在武昌千家街，故经常从武昌坐小划子过江到汉口去。小划子过江是很费事的，遇到有风浪或下雾的时候，过江就更作难了。最难的还是筹集“文协”的经费。国民党中宣部本是答应每月给“文协”办公费的，但这只是一句空话，他们看出“文协”是他们拉不拢的，就不想给钱。老舍先生经常去中宣部坐索，还是要不到，他只好自己掏腰包，四处奔走，找冯玉祥、邵力子等爱国人士借，说“文协”的经费若能发下来就还，发不下来就不还。每次借50元，老舍先生把账记得清清楚楚，还时常拿出来给别人看。
（选自《抗战初期老舍先生在武汉》，载于《统一论坛》1999年第4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