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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东游日本，参观博览会，同时考察该国的教育发展情况。先生和严范孙先生回国后，一致认为：要想富强中国，必先兴办学校，推广新学，启发民智，建设国家，遂决心创办中学。
光绪三十年（1904年）秋，先生合并了严、王两馆，借用严宅偏院，辟住宅为教室，办起中学。当年招收学生70余人，初名“私立中学堂”，后改名“敬业中学堂”，次年又改称“私立第一中学堂”。经费由严、王两家拨助。中学之外，为培植师资人才，又设立师范班。两年以后，师范班学生毕业，学校从中挑选成绩优秀者四人，资送日本深造，为学校未来的发展做准备。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邑绅郑菊如先生捐助地名南开的空地（坐落在天津城西南）十余亩，作为扩建中学之用。后由严、王二氏，及徐菊人（世昌）、卢木斋、严子均几位先生，共襄义举，集银二万六千两，建起新校舍，因地处南开，故改“私立第一中学堂”为“南开中学”。转年，复得袁慰亭先生捐助，又修建了一座礼堂。到此，南开中学已粗具规模。
先生既决心献身于教育事业，曾对王夫人说道：“现在我决心终身从事教育事业，办教育是清苦事，事繁而收入少，家务之事，你能相助吗？”王夫人坚毅地答说：“你能为国为民，办此大事，我岂不能克勤克俭地持家吗？不必担心。”先生得以专心从事教育事业达50年之久，夫人是颇著劳绩的。
南开中学建立后，以倡办新学，很有成效，一时社会上热心教育人士纷纷解囊捐助，因此，校舍得年年扩建，学生也年年增多。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先生被推举为直隶省代表，去美国参观渔业博览会，同时参观美国教育的兴办情况；后又便道赴欧，考察欧洲各国教育发展情况，次年回国。
同年冬，久庵公逝世，先生哀痛倍加。久庵公因一生困顿，很想借先生的将来，一伸自己的平生志愿，所以对先生的爱抚、教诲，不遗余力，有关人生处世之道，对先生指点尤多，常说：“人越是在倒霉的时候，越要勤剃头打辫。”先生平生也常引用这句话来鼓励自己，在遇到任何困难或挫折时，从来不气馁。久庵公的教育方法是：重实践，贵启发；循循善诱。先生的一生，受到久庵公的教导和影响之处为最多。
宣统三年（1911年），天津提学使傅沅叔饬令将天津客籍学堂和长芦中学堂，并入南开中学。原来两学堂的经费，每年白银8000两，也一并拨归南开中学支用，校名改为“公立南开中学堂”。同年，先生的好友范静生出任北京清华学校总办，约请先生兼任该校的教务长。先生到任后，对清华学生的课业多有改革，深为该校的一些外籍教师所敬佩。半年后，先生为专心致力于南开教育，乃辞职回津。是年九月间（阴历）武昌起义，学生纷纷请假回家，学校课业因此停顿。1912年，民国建立，颁布改元，采用公历，时乃旧历正月十三日，恰好是公历3月1日，而3月2日，天津发生了兵变，到4月里，变乱平定后，南开才得开学。学校经费，月需银币1060元，由学务公所补助，学校还规定了每年10月17日，为南开中学的校庆日。
民国3年（1914年），直隶省工业专门和北洋法政两校的附设中学班，同时并入了南开中学，于是学校经费又有增加，校舍又有扩建。是年，先生兼任北洋女子师范校长。民国6年（1917年），先生鉴于中学既已建立，并且逐渐有所发展，遂下定决心，创办大学教育。以前曾试办过专科学校和高等师范班，均因种种困难而暂时停办。先生为进一步研究大学教育，乃第二次去美国，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班。同时，遍游美国各地，考察美国各私立大学的组织和设施。翌年冬，先生回国后，就开始筹备大学部。民国8年（1919年），北京各学校爱国师生，发起了五四运动，天津各校学生纷纷响应，其中以南开中学学生和先进的教职员为主干，组织请愿和游行示威。那时的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竟派军警围捕请愿的代表，拘捕示威的爱国群众。南开中学的学生周恩来、马骏等和教师时子周、马千里等四十余人被捕，后经先生设法营救，才获得释放。
就在这年的秋天，南开中学校舍之旁建起了一座楼房，随即聘请教授，招收学生百余人，设文、理、商三科，是为南开大学的雏形。那时，江苏督军李纯（字秀山，天津人），久慕故乡南开学校之名，后因病笃，遗嘱以家产之四分之一（折合当时银币50万元）捐赠给南开大学。先生得此巨款，即在天津城南八里台附近购地四百余亩，建造大学校舍，两年后落成，南开大学乃迁入八里台新校址。继李纯督军之后，响应捐款的社会名流，大有人在，李组绅先生捐助矿科常年经费，袁述之先生捐助建筑资金。即便异邦人士，闻名捐款者也颇不乏人。秀山堂、思源堂等之命名，皆为纪念捐资助学的诸位先生。
民国12年（1923年），先生应社会人士之要求，增设南开中学女中部，在中学附近，租用民房一所，招收女生七十余人。二年后，又经各方人士捐助，在男中部操场之南，购地十亩，建筑了女中部新校舍。
民国16年（1927年），先生鉴于东北各省蕴藏丰富，而东邻日本谋我甚急，于是在校内组织东北研究会，先生并亲去东北黑龙江考察，回来又组织东北考察团，到东北做实地调查，搜集资料，编写教材，作为中学部的地理课本。为此，深遭日本人的嫉恨。后来，1937年7月28日的天津事变，南开学校惨遭日寇炮火轰击，被夷为废墟，实肇因于此。
民国17年（1928年），又成立了南开小学。同年冬，先生第三次出国考察教育，周游世界，环绕地球一周。所到之处，深受热烈欢迎，留学各国的南开校友，也都分别远道赶来，与先生欢聚，无论到哪里，都能看到南开的学生。先生最爱学生，爱青年人，他常说：“我看见了青年人，就忘记了自己的老了。”这一年，先生得卢木斋先生资助，修建了一幢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可供藏书30万册，命名为木斋图书馆，以资纪念。
民国18年（1929年）严范孙先生逝世，享年70岁。严先生虽然生当清季，唯其思想之开明，迥非常人所能及。时先生在美未归，惊闻噩耗，倍感伤痛，盖先生受严老人格道德熏陶之处甚多。那时奉军少帅张学良，敬礼社会贤达，与先生颇有交往。张学良在沈阳设立东北大学，规模很大，聘请先生为董事。先生推荐东北籍学生宁恩承君为该校秘书长。又派专人去东北，对东北大学之校务整顿，多所擘划。张学良氏也虑及南开大学经费支绌，特捐助20万元，南开学校因此得力不少。
民国19年（1930年），在女中部对面，购地十亩，起建小学部校舍。到此，南开学校的大学部、男中部、女中部和小学部，全部建成，规模齐备。各方社会人士，慕名捐助者更多，如陈芝琴先生捐建南开大学女生宿舍楼；章瑞亭先生捐建南开中学部礼堂；还有傅宜生（作义）先生将小站营田一千顷，拨归南大经租，所有租金，作为南大常年经费。这时，南开中学部由于连年购地扩建，中间又开辟了大运动场，连接着女中部，对面又设立了小学部，校舍绵延达一里，蔚然成为一片文化区。大学部自校门起，大道笔直，两旁绿树成荫，曲池芳荷，红楼相望，已成为津南的风景区了。先生平生殚精竭虑，为祖国之复兴，创办南开学校，培植人才，到此，已初见成效。平居时常对我们说：“我死后，一定要葬在南开大学，我永远看着南开学校的存在和发展。”
（选自《张伯苓先生传略》，载于《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8辑，天津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