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46年底,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闻一多先生的遗稿在从昆明运回北平途中,箱子进了水,受到损失。我作为教育记者,当然关心这件事,骑上自行车便出城到清华园北院16号访问朱自清老师,想探听一个究竟,在报纸上报道一下。
朱自清老师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闻一多先生是亲密的同事,又于1946年11月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为“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对这件事一定清楚。见面后,我一问,他果然十分了解情况,说是装遗著稿件的箱子运到北平以后,确实发现途中进了水,稿子发霉,有些已揭不开了。委员会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让外行人乱揭怕揭得面目全非,于是请了专门的人来揭,虽然有的揭破了一些,但重要的稿件都还比较完整无缺,即使有些水渍斑点,并不妨碍整理工作。朱自清老师深情地说:“闻一多先生的手稿都用工楷写成,内容非常丰富,见解尤其新颖。学术价值很高,是国家的宝贵财产;现在全部遗著都由我亲自保管。这一段时间,我把手稿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真有点如入宝山的感觉。为了便于整理,我已经拟好了一个目,供委员会讨论。”
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闻一多先生的死。朱自清老师说,1946年6月,西南联大正式解散,分别恢复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以后,他本来准备回北平的。可是,他的住在成都的夫人陈竹隐女士因心脏病住院,他得知消息后,便由昆明赶到成都探视。就在他离开昆明期间,全面内战爆发,昆明形势紧张,国民党特务向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下了毒手。先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分部负责人之一的李公朴于7月11日被特务暗杀,仅隔四天,即7月15日,闻一多先生也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壮烈牺牲。朱自清先生是在成都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的,当时惊呆了,万分悲痛。朱自清老师心情沉重地说:“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以后,我就有点提心吊胆,担心闻一多先生的安全。因为他也是民主同盟云南分部的负责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手段又是这么卑鄙无耻。闻一多先生的牺牲,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要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从我得知闻一多先生牺牲那时起,我就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把他的遗著编辑出版,这是最好的纪念。”
转过年来,大约是1947年4月,我接到电话邀请,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名叫“诗与歌”的晚会。在会上,意外地见到了朱自清老师,而且听了他作的《闻一多先生和诗》的讲演。他热情称赞闻一多先生为“爱国新诗人”,详细介绍了闻一多先生对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和理论主张,强调诗人应该成为人民大众的号手。他的讲演受到与会同学的热烈欢迎,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散会后,我和朱自清老师一起走出会场,想跟他商量一下暑假过后复学的事,他感慨地说:“抗战胜利以后,我以为人民的生活应该过好,内战也应该不打,可是,我过于乐观了;现在,时局比闻一多先生牺牲时还要糟,物价一天涨几次,特务到处抓人,内战越打越凶,看来,中间路线是没有的,只有以 闻一多先生为榜样,用不怕烧毁自己的精神去斗争,才能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接着,他的话题一转,替我设身处地想了个主意,“你虽然在报社工作,也不会有多少钱能存下来的,跟去年一样,生活困难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现在赞成你半工半读了,不过,一年的学分可以分两年念,上课的时间少了一半,你便有多一点时间工作了。”我听了,高兴地说:“朱老师,你这个主意真好!我还为这事发愁呢!”就这样,我决定1947年暑假后复学,把毕业年限由1948年延长到1949年。
(选自《我和朱自清先生交往的点滴回忆》,载于《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