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路线是没有的

李为扬

大约是1946年底，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闻一多先生的遗稿在从昆明运回北平途中，箱子进了水，受到损失。我作为教育记者，当然关心这件事，骑上自行车便出城到清华园北院16号访问朱自清老师，想探听一个究竟，在报纸上报道一下。

朱自清老师是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和闻一多先生是亲密的同事，又于1946年11月被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聘请为“整理闻一多先生遗著委员会”的召集人，对这件事一定清楚。见面后，我一问，他果然十分了解情况，说是装遗著稿件的箱子运到北平以后，确实发现途中进了水，稿子发霉，有些已揭不开了。委员会发现了这种情况，认为让外行人乱揭怕揭得面目全非，于是请了专门的人来揭，虽然有的揭破了一些，但重要的稿件都还比较完整无缺，即使有些水渍斑点，并不妨碍整理工作。朱自清老师深情地说：“闻一多先生的手稿都用工楷写成，内容非常丰富，见解尤其新颖。学术价值很高，是国家的宝贵财产；现在全部遗著都由我亲自保管。这一段时间，我把手稿仔细地阅读了一遍，真有点如入宝山的感觉。为了便于整理，我已经拟好了一个目，供委员会讨论。”

我们的话题自然转到闻一多先生的死。朱自清老师说，1946年6月，西南联大正式解散，分别恢复为北大、清华、南开三校以后，他本来准备回北平的。可是，他的住在成都的夫人陈竹隐女士因心脏病住院，他得知消息后，便由昆明赶到成都探视。就在他离开昆明期间，全面内战爆发，昆明形势紧张，国民党特务向反对内战的民主人士下了毒手。先是中国民主同盟云南分部负责人之一的李公朴于7月11日被特务暗杀，仅隔四天，即7月15日，闻一多先生也倒在了特务的枪口之下，壮烈牺牲。朱自清先生是在成都报纸上得知这一噩耗的，当时惊呆了，万分悲痛。朱自清老师心情沉重地说：“李公朴先生被暗杀以后，我就有点提心吊胆，担心闻一多先生的安全。因为他也是民主同盟云南分部的负责人，但是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发生得这么快，手段又是这么卑鄙无耻。闻一多先生的牺牲，是民主主义运动的巨大损失，又是中国学术界的巨大损失，使我们每一个善良的人都要好好想一想：这是为什么？从我得知闻一多先生牺牲那时起，我就有一个迫切的愿望，把他的遗著编辑出版，这是最好的纪念。”

转过年来，大约是1947年4月，我接到电话邀请，到清华大学参加一个名叫“诗与歌”的晚会。在会上，意外地见到了朱自清老师，而且听了他作的《闻一多先生和诗》的讲演。他热情称赞闻一多先生为“爱国新诗人”，详细介绍了闻一多先生对诗歌创作的伟大成就和理论主张，强调诗人应该成为人民大众的号手。他的讲演受到与会同学的热烈欢迎，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散会后，我和朱自清老师一起走出会场，想跟他商量一下暑假过后复学的事，他感慨地说：“抗战胜利以后，我以为人民的生活应该过好，内战也应该不打，可是，我过于乐观了；现在，时局比闻一多先生牺牲时还要糟，物价一天涨几次，特务到处抓人，内战越打越凶，看来，中间路线是没有的，只有以 闻一多先生为榜样，用不怕烧毁自己的精神去斗争，才能实现一个美好的世界。”接着，他的话题一转，替我设身处地想了个主意，“你虽然在报社工作，也不会有多少钱能存下来的，跟去年一样，生活困难问题还是解决不了。我现在赞成你半工半读了，不过，一年的学分可以分两年念，上课的时间少了一半，你便有多一点时间工作了。”我听了，高兴地说：“朱老师，你这个主意真好！我还为这事发愁呢！”就这样，我决定1947年暑假后复学，把毕业年限由1948年延长到1949年。

（选自《我和朱自清先生交往的点滴回忆》，载于《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 2W/hYTfB3kE1u4Ukg38rcsGB9Bn/Uh/iS5W8e5PtBwISvcUp4faUit5uisJdd9M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