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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则步步退让，民族危机又一次笼罩了全国。父亲在伦敦的时候，就和北大校友等在一起多次讨论和交谈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深表愤慨。“九一八”后的第三天，他在给母亲陈竹隐的信中说：“阅报知东省事日急，在外国时时想到国家的事，但有什么法子呢？”
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中国革命又开始高涨起来。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抗议设立变相的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共同对外”，爆发了震动中国的爱国示威运动。16日，3万多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游行队伍和大刀、水龙进行了英勇的搏争。这天，父亲又一次跟学生们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虽然很担心他们流血，仍然真诚地支持他们的行动。
不久，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到清华进行搜捕，六名同学一整天躲避在他家中。他热爱这些学生，热爱这些爱国青年；并愤于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之手段，殊过残酷”；抗日战争前和抗战胜利后，曾在自己家里多次掩护过进步学生。
1936年10月，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清华学生举行追悼会，父亲出席演讲，并于11月16日“进城拜访鲁迅夫人”，进行慰问。次日，他到绥远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对前线抗敌官兵致吾人之赞扬与敬意”；途中，结识了不久成为共产党员的范长江同志。回来后，对母亲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得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5日，清华举行教授会要求“明令讨伐张学良”。父亲由于不明了事情的真相，曾被推举为通电起草委员会的召集人。当时，他还不了解这个事变是由我党领导的，和它对扭转时局、形成全国抗战局面的伟大意义。
这年，散文集《你我》出版。同时，父亲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课，在他的散文里也出现了文学评论的文章，开始表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深邃眼光和分析能力。如论《子夜》，就对茅盾这部名著作了公正、简明而又中肯的评论和介绍，认为它是当时“真能代表时代的”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9月，父亲只身南下，经天津、青岛、济南、武汉，于10月4日到达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临大中文系主任。11月，到临大文学院所在的南岳，1938年春，又迁至云南蒙自；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后，才与不久前赶来的夫人、孩子一同移居昆明。这期间，他辗转万里，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但却非常兴奋，因为中国终于抗战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时候，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地歌颂抗战。其中说：“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在人民的奋起中，他看到了力量！他对祖国的前途，抗战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选自《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载于《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