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步步深入,国民党则步步退让,民族危机又一次笼罩了全国。父亲在伦敦的时候,就和北大校友等在一起多次讨论和交谈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国内形势,对日本的野蛮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深表愤慨。“九一八”后的第三天,他在给母亲陈竹隐的信中说:“阅报知东省事日急,在外国时时想到国家的事,但有什么法子呢?”
民族危机的严重,使中国革命又开始高涨起来。1935年12月9日,北平万余学生游行示威,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抗议设立变相的伪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要求“停止一切内战,共同对外”,爆发了震动中国的爱国示威运动。16日,3万多学生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民族解放”,国民党当局竟下令军警“自由行动”,游行队伍和大刀、水龙进行了英勇的搏争。这天,父亲又一次跟学生们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虽然很担心他们流血,仍然真诚地支持他们的行动。
不久,国民党的军警特务到清华进行搜捕,六名同学一整天躲避在他家中。他热爱这些学生,热爱这些爱国青年;并愤于反动当局“对爱国学生之手段,殊过残酷”;抗日战争前和抗战胜利后,曾在自己家里多次掩护过进步学生。
1936年10月,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清华学生举行追悼会,父亲出席演讲,并于11月16日“进城拜访鲁迅夫人”,进行慰问。次日,他到绥远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对前线抗敌官兵致吾人之赞扬与敬意”;途中,结识了不久成为共产党员的范长江同志。回来后,对母亲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得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
12月12日,发生了西安事变。15日,清华举行教授会要求“明令讨伐张学良”。父亲由于不明了事情的真相,曾被推举为通电起草委员会的召集人。当时,他还不了解这个事变是由我党领导的,和它对扭转时局、形成全国抗战局面的伟大意义。
这年,散文集《你我》出版。同时,父亲开始讲授“中国文学批评”课,在他的散文里也出现了文学评论的文章,开始表现了他对文学作品的深邃眼光和分析能力。如论《子夜》,就对茅盾这部名著作了公正、简明而又中肯的评论和介绍,认为它是当时“真能代表时代的”一部长篇文学作品。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9月,父亲只身南下,经天津、青岛、济南、武汉,于10月4日到达清华、北大、南开合并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任临大中文系主任。11月,到临大文学院所在的南岳,1938年春,又迁至云南蒙自;临大改为西南联合大学后,才与不久前赶来的夫人、孩子一同移居昆明。这期间,他辗转万里,颠沛流离,生活极不安定,但却非常兴奋,因为中国终于抗战了。“七七”抗战两周年的时候,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地歌颂抗战。其中说:“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从前中国在若有若无之间,现在确乎是有了。……我们不但有光荣的古代,而且有光荣的现代;不但有光荣的现代,而且有光荣的将来无穷的世代,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在人民的奋起中,他看到了力量!他对祖国的前途,抗战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选自《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载于《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