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朱乔森
1920年5月，父亲从北京大学毕业。同年11月，“文学研究会”正式成立于北京，他是这个研究会的早期成员之一，并长期参加了它的活动。
这年暑假后，他开始了教书生涯。当时，军阀混战，教育事业凋敝不堪，不少学校竟一连多少个月发不出工资来，教师也备受蔑视。父亲遍尝了“漠视的滋味，感到莫名的孤寂”；他为生活和战乱所迫，有时是由于太认真而同校方意见不合，不得不辗转于江浙一带的扬州、杭州、吴淞、台州、温州、宁波和上虞白马湖之间，在许多学校教过书。虽然如此，他教课却从不马虎凑合，始终“亲切而严格，别致而善诱”，每每讲得满头大汗，并且坚持鼓励学生“多读多作白话文”，因而和同学们建立了十分良好的关系，到处受到学生的挽留。在很多学校，“或是凉风吹拂着的清晨，或是夕阳斜睨着的傍晚，或是灯光荧荧的良夜”，同学们时常找到父亲宿舍里来求教和谈心。正像一位当时的学生回忆的：“他把自己的生命全献给了教育青年的工作。”
就这样，父亲“过了五六年转徙无常的生活”。“转徙无常，诚然算不到好日子，但要说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时候容易深切地感着。”这“感着”的结果便是诗文。他的绝大多数新诗都是这个期间写的，其中包括著名的长诗《毁灭》《赠A.S.》《送韩伯画往俄国》等。散文《匆匆》《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温州的踪迹》等，也在这些年里写成。这些诗文，为“五四”前后开始的我国新文学增添了新的内容，并以其“漂亮和缜密”的文字与结构，尽了对封建的旧文学示威的任务，表明了“旧文学之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
在此期间，父亲曾主张一种“刹那主义”，并表现在他的文学作品中。这不是那种“只求刹那的享乐”的颓废主义，对于当时曾经流行过的这种人生观，他是很不以为然的；他倒是“深感时日匆匆的可惜”，自觉从前只看到了大处、远处，“却忽略了近处、小处”，而“不曾作正经的功夫”，因而主张“第一要使生活的各个过程都有它独立的意义和价值——每一刹那有每一刹那的意义和价值”。“丢去玄言，专崇实际，这便是我所企图的生活。”“我的刹那主义，实在即是平凡主义。”
他的散文诗《匆匆》和长诗《毁灭》，都体现了这种思想。也就是《毁灭》最后所说的：
从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
别耽搁吧，
走！走！走！
这是不是针对宣传革命理想的先行者呢？当然不是。同一时期，他在南京见到邓中夏后，写了有名的《赠A.S.》，其中热烈地歌颂中夏同志“要建红色的天国在地上”，并且说：“你的血加倍的熏灼着，在灰泥里辗转的我，仿佛被焙炙着一般！”对于那种不得不为小家庭奋斗的生活，他是感到羞愧的。但是，在反对说空话、唱高调和主张一种脚踏实地的人生态度时，却忽略了理想的意义和作用，因而，他又“在行为上主张一种日常生活的中和主义”。
1925年，清华学校开始从留美预备班改革成一所大学，设立大学部，特别是增设了学习、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课程。这年8月，父亲来北京，开始在清华国文系任教，从此，把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作了他毕生的事业之一，终于成为有名的学者和教授。
父亲的文学创作也从这时起，进一步转向散文；1928年出版了第一本散文集《背影》，开始成为文坛上著名的散文作家。在他写过的诗歌、小说和散文中，散文的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他的散文，富有一种“至情和风趣”，
“风华从朴素出来，幽默从忠厚出来，腴厚从平淡出来”。
而这一切，又是和他的人格分不开的。当我们阅读这些作品时，就仿佛感到一个诚恳、正直、谦虚而又认真的作者站在面前，就仿佛看到他由“狷者”而斗士的坦荡历程。他的作品所以使人感到极其优美，也正是这种小矫饰、小撒谎的朴素自然的美，和经过认真提炼的群众口语谨严质朴的美。他的散文一直保持和发扬了这种特色，因而长期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正如李广田同志所说：“在当时的作家中，有的从旧垒中来，往往有陈腐气；有的从外国来，往往有太多的洋气，尤其是往往带来了西欧中世纪末的颓废气息。朱先生则不然，他的作品一开始就建立了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
正是这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使他的散文在创建我国民族风格的全新的白话文学的过程中，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选自《父亲永远活在我心中》，载于《荷塘边的不朽背影：回忆朱自清》，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