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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也曾经有人几次劝佩弦加入国民党，他都严词拒绝了，后来又有人拿来一张可以成为“特别党证”的党员表让他填，他仍不加入。他向孩子借了通俗的革命宣传的小册子来看，还借来了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看。他也曾多次和进步学生谈话，非常细心地倾听他们的见解。他对解放区作家赵树理“与人民共同生活，打成一片”、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给予肯定的评价。他的思想在踏踏实实地追求着进步。
抗战胜利后的生活仍是很艰苦的。国民党滥发钞票，物价一日几涨。人民在饥饿和苦难中挣扎，教授阶层的生活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家人口多，尤其困难。为了生活，佩弦不得不带着一身重病，拼命多写文章，经常写到深夜，甚至到天明。那时家里一天两顿粗粮，有时为照顾他有胃病，给他做一点细粮，他都从不一个人吃，总要分给孩子们吃。
这期间，佩弦进一步与中间道路划清界限，拒绝了中间刊物《新路》的邀请，并在“知识分子今天的任务”的座谈会上讲道：“知识分子的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帮闲帮凶、向上爬，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都有这种人；一条是向下的。”向下就是向人民大众，他正是沿着这后一条道路前进的。他在许多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宣言上签过名。当时，他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呕吐很厉害，体重只有45公斤，医生说应尽快动手术。1948年6月9日，北平的学生举行了“反美扶日”的游行。佩弦以实际行动站在人民一边，他在《抗议美国扶日政策并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了名。他拒绝了美国侮辱性的施舍，并且让孩子立刻把配给证退了回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此事每月须损失六百万法币，影响家中甚大，但余仍决定签名。因余等既反美扶日，自应直接由己身做起，此虽只为精神上之抗议，但决不应逃避个人责任。”此时佩弦的身体已很虚弱了，脸色苍白，脊背也更弯了，走路都需扶手杖了。但他的精神是伟大的，他在中华民族的敌人面前傲然挺立着。
这时佩弦仍常常参加各种集会，并发表演说。他要编辑《闻一多全集》，要编写教科书，他要写论白话文的文章，他还要参加招生及学生毕业的各种会议，要与同事们讨论学术问题……有多少他热爱的工作需要他去做呀！但他深感自己已体力不支，深感身体重要。当时他已不能到医院去看病了，大夫来家看病时对他说：“营养全在菜里。”他便认真地遵照医嘱，大口地吃菜。虽然并不爱吃，但他仍是强迫自己吃下去。他在为生命的延续而挣扎着。为了完成《闻一多全集》，他在日日夜夜赶编着。他衰弱的身体已难以支持下去了。我特意在他的书房里支了一个行军床，书桌边放了一个痰盂。他要吐便吐，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便在床上躺一会儿。在他有生之年，终于完成了《闻一多全集》的编辑工作，了结了自己的心愿。
1948年8月4日早晨4点多钟，佩弦突然胃部剧烈疼痛，大口地呕吐。送到北大医院后，医生立刻让他住院，开刀做了手术。我非常着急，痛苦地守候在佩弦的身边。三四天后，佩弦的神志清醒了，在病床上嘱托研究院的试卷请浦江清先生评阅。他还嘱告我：“有件事要记住，我是在拒绝美援面粉的文件上签过名的，我们家以后不买国民党配给的美国面粉。”8月12日，佩弦病情突然恶化，昏迷不醒……他与世长辞了。是被黑暗统治逼死的！是被旧社会杀死的！
13日上午，佩弦的遗体在广济寺下院举行了火葬。我与孩子们都感到无比悲痛，佩弦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的遗骨安葬于北平西郊的万安公墓。
（选自《忆佩弦》，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