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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消息是深夜传到我家的。那天佩弦正在成都，听到鞭炮声才知道我们终于胜利了，他兴奋地走到大街上和老百姓一起狂欢了一夜。回来后，他很担心地对我说：“胜利了，可是千万不能起内战。不起内战，国家的经济可以恢复得快一些，老百姓可以少受些罪。”
中国人民经历了千辛万苦的八年抗战生活，多么渴望和平安定啊！但蒋介石却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帮助下发动内战，对人民横征暴敛，对民主运动残酷镇压。1945年12月1日，几百名国民党军人和特务用棍棒、短刀、手榴弹镇压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学生，造成了有名的“一二·一”惨案。这件事使佩弦进一步认识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他亲自到西南联大的灵堂向死难的四烈士致敬。
1946年7月，李公朴、闻一多先生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杀害的事实，使佩弦觉醒了。闻一多先生是佩弦多年同事和挚友，闻先生的死使他特别感到悲痛和激动。他大声责问：“此成何世界？”他虽已十多年不写新诗了，但为此他写成《挽一多先生》一诗。他热烈地赞颂闻先生“是一团火，照见了魔鬼，烧毁了自己！遗烬里爆出个新中国”！此时佩弦正在成都，他不怕特务要捣乱会场，毅然出席成都各界人士举行的“李闻惨案追悼大会”，并做了报告，介绍了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向国民党提出了抗议。他的报告不但多次博得全场的掌声，而且使听众纷纷落泪。佩弦的强烈的正义感，使他在国民党的迫害面前挺起了胸膛。佩弦在给雷海宗的信中说：“一多的事我要负责。要出版他的著作，照顾他的家属。”佩弦并在他最后几年的时间里践行了自己的许诺。
1946年10月，我们全家终于回到了阔别八年的北京。我们是非常喜爱北京的，在城里走一走、看一看，深感战后的残破不堪，穷人更多了。日本人走了，但国民党的宪兵警察却蛮横地欺压老百姓。有一次，我们看到他们殴打抢生意的三轮车夫，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在海防时看到的情景。佩弦很气愤，他便高声地喊：“你打他做什么！他是为了生活！”他也常常激动地说：“八年沦陷，难道他们还没有吃尽敌人的苦头吗？”
（选自《忆佩弦》，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