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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了。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艰苦抗战，我们的生活也是颠沛流离、极不安定的，但这却使佩弦更加振奋了，他随着战争的形势而忧喜，表现出崇高的民族气节。
抗战初期，有个名叫“三室三良”的日本文化特务到清华做研究生。这个人时常请客，校长、院长、系主任、知名人士他都请过。每逢请客时，佩弦总是推说有事，一次也不去参加。一天，三室三良又请他，并说：“你哪天没事就哪天请，下礼拜没有事吧？”结果到了请客那天，佩弦找了—辆车，把全家人都拉到大觉寺去看玉兰花了。这样就得罪了这个日本人，后来一个人告诉我说：“竹隐，日本人可注意佩弦了。”北平沦陷后，梅贻琦校长带一些职员南下长沙，不久来电报叫佩弦也去，于是佩弦马上南下了。走的那天，他戴着一副眼镜，提了一个讲课用不显眼的旧皮包，加上他个子也不高，没有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总算躲过了日本人的搜查。
佩弦南下到长沙，主持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中国文学系。此校后又改为“西南联合大学”迁到云南蒙自，以后又迁到昆明。抗战的第二年，我也随清华、北大的一部分家属离开北平南下。
那时日本人的吉普车在城里横冲直撞。在告别北平时，我差一点叫日本人的车撞上，结果我坐的三轮车翻了，车夫受了伤，我的脚也蹩了，我就是一瘸一拐地启程南下的。在南下的船上，我们还遇到日本人的搜查。日本兵把全船的人都轰到甲板上，排成一队，挨个检查。他们认为可疑的人便用装水果的大蒲包把头一裹就拉走，完全不由分说。看着这蛮横的情景，真使人体会到亡国的痛苦。
船快到越南的海防时，又遇到了台风。大风大浪打得船上下颠簸。大家都翻肠倒肚地吐呀，吐呀！放在格子里的暖瓶全被摔碎了，人也根本无法躺在床铺上。我的大女儿在隔壁舱房里边吐边哭喊着：“娘啊！我冷啊，冷啊！”而我身边还有两个小孩子，我在舱里死死用两手抓住栏杆，用脚抵住舱壁，挡着两个孩子不让他们掉下来。听着隔壁女儿的哭喊声，我心里真是难受极了。大风浪整整折磨我们一夜，第二天风浪小了，可厨房里的盘碗餐具都打碎了，大家都只好饿肚子。
船到海防靠了岸，佩弦等人都已在那儿焦急地等着我们了。那地方风景可真美呀！到处都是绿树，绿叶中间花儿是那么红，红得艳极了。可那时越南是法国殖民地。这美丽的土地是在殖民主义者铁蹄的践踏下，越南人也饱尝着亡国的痛苦。越南老百姓连房子开个窗户都要经过法国人批准。在码头上，穷苦的搬运工人为了生活拼命地抢着搬行李。在旅馆里，法国有钱的人常常用鞭子抽打这些穷人。佩弦有时见到这情景，便气愤地制止说：“你不要抽他，他是中国人！”佩弦还很动感情地对孩子们讲：“我们要亡了国，也会像他们那样！”
佩弦的心与抗战的局势是紧紧相连的，他为中国的抗战而振奋。在“七七”抗日战争两周年时，他写了短文《这一天》，热烈地歌颂抗战。他写道：“我们惊奇我们也能和东亚的强敌作战，我们也能迅速地现代化，迎头赶上去。世界也刮目相看，东亚病夫居然奋起了，睡狮果然醒了。从前只是一大块沃土、一大盘散沙的死中国，现在是有血有肉的活中国了。”他对抗战抱着极大的希望，他相信中国会有光荣的将来，他认为“新中国在血火中成长了”。他听说共产党收复失地，情绪可高了。佩弦的乐观情绪和自信心与当时的一些失败主义者的表现成了鲜明的对比。
佩弦对当时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和掩盖事实真相的手段很气愤。他曾为《云南日报》写过一篇社论，题目是《新闻用字之巧妙》，抨击所谓“有计划的撤退”的报道。国民党当局把不战就逃跑说成是“我军有计划地撤退转移”，说成是“为了更好地有计划地进攻”，佩弦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报道不真实，是国民党封锁消息的手段。
在云南蒙自和昆明的时候，日本飞机常常飞来轰炸，生活也很困难。但佩弦仍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每天夜里12点钟以后才休息。对学生严格要求，对自己毫不放松。他工作起来乃是说到做到，一点也不容拖延。有一次佩弦得了痢疾，可是他已答应学生第二天上课发作文，于是他便连夜批改学生的文章。我劝他休息，他只是说：“我答应明天发给学生的。”他书桌边放着马桶，整整改了一夜作文，拉了三十多次。天亮后，我看他脸色蜡黄，眼窝凹陷，人都变了相，而他却脸都没洗，提起包就去给学生上课了。抗战胜利后，他病重时还提起这事说：“我的身体不行了，悔不该那次拉痢疾熬夜，使身体太亏了。”
佩弦—辈子做事都是言而有信的。只要是他答应的事，过多长时间他都记得，多么艰苦都要做到，而且大事小事都一样。记得我们刚结婚要回扬州老家时，他对我讲：“回去可得磕头呀！”我便笑着说：“好，到你们家磕头可以，那你到我们家也得磕头呀！”谁知这一句玩笑话佩弦却记了近十年。抗战时我们逃难到成都，他一到我姐姐家，便给祖宗牌位磕头。我姐姐拉他说：“哎呀，不要磕头。你穿的是西装。”佩弦说：“以前说好的要磕头。”他就是这样认真的人。他对教学更是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给学生改作文都是字字斟酌的。有一回他给一个学生的文章改了一个字，过后他又把那个学生找来说：“还是用你原来的那个字吧，我想还是那个字好。”
抗战期间，我们辗转搬了几次家，生活很不安定，住房也困难，但无论如何我都要给佩弦安排出一间书房，让他能安心读书、写作，从事他所喜爱的事业。
1940年，国民党的统治更加腐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一些人却大发国难财。眼看着生活愈益艰难，没办法，我便带几个孩子回成都了。那时我又怀了小女儿，身体也很不好。一路上不断遇到日本人的飞机轰炸。一天，在快到重庆的路上，忽然飞来大批日寇飞机，一下子天黑暗了。当时，卡车一停，别人都跳下车到路边树下躲了起来。我一个身体不灵活的女人，又拖着一个四岁多、一个六岁多的孩子，怎么下得去呢？孩子们吓得直哭，喊着：“妈妈，我们怎么办呢？”我真是万般无奈，只好安慰孩子：“不怕，有妈在，他们不敢炸。”幸而那天没扫射，我们才得以活了下来。
佩弦一个人留在昆明，生活贫困，饮食低劣，加上他仍是拼命地工作，就生了胃病，常常呕吐。人也日渐憔悴了，虽然才四十多岁的人，但头发已经见白，简直像个老人了。1942年冬天是昆明十年来最寒冷的一冬。佩弦的旧皮袍已破烂得不能穿了，他又做不起棉袍，便趁龙头村的“街子”天，买了一件赶牲口人披的便宜的毡披风，出门时穿在身上，睡觉时当褥子盖着，仍旧不断地著书、写文章。
随着形势的紧迫，成都的生活费用也一天天上涨了。成都的穷苦人饿得没有饭吃，只好一群一群地起来“吃大户”。这惨痛的情景给佩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论吃饭》一文中，佩弦写出了自己对穷苦人的深切同情。这时佩弦的钱要分往昆明、扬州、成都三处花。我们的生活更窘迫了。有时，我只好一天吃两顿饭。但佩弦每次回成都，我都要尽力把生活安排得好一些，饮食调配得可口一些，使他衰弱的身体得到些补养和休息。所以他每次从成都回昆明，同事们都说：“朱自清总是很瘦弱地回去，白胖白胖地回来。”听到这样的话，我心里也得到了极大的安慰。1944年，四川麻疹流行，我的三个孩子都一齐病了，小女儿住了医院。我往来于医院与住家之间，照顾着三个孩子。多亏朋友们的帮助，孩子们才得脱险，我的身体却垮了。佩弦在昆明非常惦念家里的情况，想回成都又没路费。后来还是徐绍谷说：“你拿点东西我给你卖了。”结果卖了一个砚台、一幅字帖，朋友们凑了些钱，才买了飞机票回来。那天正是我的生日，见他回来了，心里真是高兴得很。因为孩子病时，他的胃病也犯了，脚都肿了。我想到“男怕穿靴，女怕戴帽”的老话，正放心不下呢！
时局动乱，生活艰苦，但佩弦忍受着病痛和贫困，他认为抗战第一，生活苦一点不要紧。只要抗战胜利，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所以他仍致力于做学问搞创作，埋首研读。这一时期虽然他很少直接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主运动，但他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坚决抗战，蒋介石对日妥协退让、积极反共反人民的现实深有感触。高度的正义感，使佩弦断然拒绝了国民党反动派高官厚禄的收买和拉拢，躲开了国民党在昆明的“司令”“要人”的拜访，不与他们同流合污。他在那些趋炎附势、巴结官场的文人面前，在那些对抗战悲观失望的颓废文人面前，高洁地站立着。他已经开始认识到应该选择好道路。他曾对我说：“以后中间路线是没有的，我们总要把路线看清楚，勇敢地向前走去。这不是简单容易的事，我们年纪稍大的人也许走得没有年轻人那么快，但是，就是走得慢，也得走，而且得赶着走。”这是佩弦思想明确转变的初期。
（选自《忆佩弦》，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