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学生安危

陈竹隐

佩弦是个感情内向的人，平日话不多，但内心是很热的。他不仅牵挂着自己的妻子儿女，而且时时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关心他的学生。1935年冬天，北京爆发了有名的“一二·九”运动。12月16日，北京三万多学生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华北，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头天夜里，佩弦对我说，他担心学生又要流血。想起过去反动政府的种种暴行，他很为学生的安全忧虑。但是他痛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认定学生的行动是爱国的、正义的。第二天，他便同学生一道进城参加了游行。当听说许多学生在城里受伤时，他深感反动政府的残酷，很难过。

后来，佩弦还到百灵庙去慰问抗日部队，途中，认识了后来成为党的负责干部的一位共产党员，回来便对我说：“看来，这个青年人可能是共产党员。他很有见解，中国要强起来，还要依靠这样的青年；要这样，才是真有作为的青年。”佩弦从这位青年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我们也正是怀着这种希望，度过了八年艰苦的抗战生活的。

共同的生活，使我深深地感到佩弦的爱是广博的，他爱自己的事业，为此他一生精雕细刻，锲而不舍；他爱自己的故乡，无论走多远都怀念着它；他爱自己的亲人，是那样质朴、挚诚；他爱自己的学生，为他们的安危焦虑不安。他的感情像一池深深的潭水，沉静而深邃……

在回到北京后的这几年里，佩弦看到国民党的统治越来越腐败，看到社会那样混乱黑暗，心情很不好。他这个从来不会感情冲动的人，变得很容易动感情了。他的思想感情已经进一步和人民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1947年2月，佩弦在抗议当局任意逮捕人民的“十三教授宣言”上签了名。此宣言在报上发表时，他的名字排第一个。国民党特务也三次“光临”我家，但佩弦一点也不怕。他没有退却，他坚定地站立着。

那时，国民党特务也常在清华园里逛，并常在清华抓人。每次抓人，佩弦都很为学生担心，我们家也成为一些进步学生躲避抓捕的地方了。一次，佩弦犯胃病躺在床上，听到外边又在抓人，便很着急地对我说：“你注意听着门，怕有学生要来躲。”我们在屋里紧张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忽然响起了敲门声，我马上去开门，果然来了一个女学生，便躲在我家里。那时，还有一个进步学生要到解放区去，他来找佩弦借路费。当时我们手头真是没多少钱，但还是从保姆那儿借了点钱，凑了20元，送他走了。佩弦对进步学生也是很信任的，他曾介绍一个进步学生到通县潞河中学教书。当时潞河中学行政上是被国民党控制的。不久，这个学生就到解放区去了。后来就有人扬言：这个学生领了一个月的薪水没工作就走了。佩弦听到后，很生气地说：“要是他领了一个月工资没工作就走了，我赔钱。”他专门派居乃鹏去潞河了解情况，结果证明根本没有这回事，原来是别人故意伤害他的。终于澄清了事实，批驳了谣言。

佩弦的正义感和广博的同情心，使他对相识的或不相识的人，都能伸出热情援救的手。今年（1981年）9月24日我接到王志之同志的来信，信中写道：“我在抗日同盟军战败归来，为了逃避叛徒的搜捕，未敢贸然进城，在清华园站下车，冒昧到府上投宿。朱自清先生并不嫌我蓬头垢面，更不怕我‘犯上作乱’而受牵连，殷勤接待，加以掩护。”这封信使我想起了那天的情景：佩弦非常热情地接待了他，严肃地倾听他叙述山西的抗日救亡工作和沿途脱逃的情况，并一再嘱咐我：“他是山西做地下工作的，沿途很辛苦。把床被准备得舒服点，我们要让他好好休息一下。”由于这样，几乎国民党每次抓人都有学生来我家躲避，其中有的人我们根本不认识，只是他们信任佩弦而来的。

（选自《忆佩弦》，载于《新文学史料》1978年第1期，题目为编者加） eOz/bD+TpzMQL07cpQ8PhYh7S6olE9kRv8FiMXxQpuqNROqI12OYuGwEE2tLf1s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