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初春,桃花刚刚吐蕊,现代小说家、戏剧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先生,不顾66岁高龄,自己带着行李,拄着手杖,来到我县城关公社檀营大队。
檀营在我县城东三里,原是一处清代八旗驻防营城遗址(因密云古称檀州,故称檀营)。《密云县志》载:此营于清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移驻。从北京调来满、蒙古族兵二千余人,另有马甲(军营家属)人口七千人(当时两千户)。檀营人生活来源靠军饷,邻村人称之为“铁杆庄稼”。1925年北洋军阀政府完全断绝了驻防营的供给,自此驻防营瓦解了,从此,檀营满、蒙古族人饥寒交迫、四处逃亡,临解放时这里仅剩二百多户九百多人,被邻村称作“叫花子村”。
老舍先生来檀营前的一段时间里,正写着长篇自传体小说《正红旗下》。到檀营后,他还要写新生的《正红旗下》。
“为什么要到檀营去?”因为这里有不少满、蒙古族人,老舍在《下乡简记》一文中,记述了来檀营的原因。他之所以到这里来,不仅因为自己是满族人,主要是“我要去看看他们今天是怎样活着”。
老舍在这个满、蒙古、回、汉等民族杂居的地方住了四个多月。白天走家串户,察看当地的名胜古迹,有时采一把野花插在住处瓶子里;晚上便和县社队的干部座谈,或与社员、业余作者、学生聊生产、生活、学习、创作的情况,总也不闲着,同这里的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老舍穿着褪了色的蓝布裤褂,脚蹬半新的圆口千层底布鞋,手里拄着黑油漆的拐杖。从外表看,不相识的人谁都不会想到这就是大作家老舍。
老舍住在王敬之家,这是一排五间的北房,老舍住在靠西的一间。当时房东王大娘说:“这间房的大柁坏了,用木头支着,还是住别的房间吧。”老舍说:“住这间吧,不会有危险的。”
院子四周有桃树、杏树,中间支着瓜棚豆架,晚饭后老舍在桃树下接待来访者。客人一进门,老舍就起身、让座、倒水,特别平易近人。他对业余作者非常热情,只要拿来作品,总是一字一字认真地看,然后提出修改意见。县文化馆王明仁,写了几篇小说,请老舍过目。老舍花了七八个晚上,仔细看过后,给王明仁指出了优点和不足。老舍还送给明仁一本自己谈创作经验的书《出口成章》。老舍说:“热爱生活,才能使我们的笔端迸出生命的火花,燃起革命的火焰。生活是五光十色、万紫千红的,设若我们只了解某一方面的生活,而不把它与时代潮流结合起来,我们的作品就必然不会光芒四射。”
最近几年,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来采访老舍当年的居住地和生活情况。王大妈告诉我,前年,北京一位剧作家和日本学者一起到她家,请她按照老舍的布鞋样子在村里找一双布鞋。“我找遍全村也没有,”她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生活好了,谁还穿那种鞋子?”
檀营的扬水站离村五里,在周文郁的陪同下,老舍拄着手杖,一步一瘸地步行,走一会,便在小路边坐下,揉一会腿再走。周文郁嗔怪道:“您腿不好,多少次劝您不要来。我会详细介绍的。”老舍说:“要了解一个单位的一切,就会有用不完的写作资料。”来到扬水站,老舍看到水渠里清清的流水流入整齐的梯田,好像一幅山水画。当老舍得知这是开挖二十多华里修成水渠后引来密云水库的水,便问:“听说修水库之前,潮白河两岸人民受害不小?”周文郁介绍了这村几次大水灾后说:“我们这有一首民谣,您可听说过?”“说说看。”“潮白河水滚滚流,流不尽的泪水,流不尽的愁。冲走了多少平川地,卷走了多少房子牛,要了多少人的命,害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漂流在荒丘。”老舍听后,过一会说:“修了密云水库,人民安居乐业了。”老舍在文章里这样记述:“开了一道大渠,可以灌田增产。”
老舍在这里体验生活,到各家吃派饭。他为多了解普通群众,不在干部家吃饭。开始吃派饭,群众把老舍当贵客,由长辈陪着先吃。老舍坚持与家人一起吃饭。他曾去一百多家吃饭、聊天,和社员一样吃玉米饼子、玉米面粥、白薯干,很少吃上几顿白面。有的满族人家,专门做了豆汁来招待老舍,算是改善伙食。每当老舍交给粮票和饭钱时,社员总不肯收,老舍便不依。社员们不愿意让老舍心里不痛快,只好接过粮票和饭钱。老舍在走家串户时得知,檀营村从1917年到1921年,饿死六百多人,有时一天死三十多人。冯大纯父子三人,少衣无食,柴尽米绝,活活冻死在火盆旁。当时有一百多家卖儿卖女。到1948年解放时,檀营村的九百多口人里,有72条光棍,18个一口人的单户。新中国成立后“汉人教给了他们耕作技术……他们由会劳动变为热爱劳动”。这里办起了“互助组与公社,年年增产”。老舍在《下乡简记》中详细记述了这里的变化。“老的营房或加以修补,或另建新房,新房都既坚固又敞亮”,“在公社制度下,只要肯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全家全族就都能吃饱穿暖,幸福日增”。他十分高兴地“向全世界说: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民族大家庭里,“我们满、蒙旗人……活得愉快,有意义”。老舍在感慨中这样记载:“铁杆庄稼并养不活一家人……社会主义才是真的铁杆庄稼。”在一次干部会上,老舍在谈体会时说:“中国这么多民族能和睦相处,只有共产党能做到,其他政党都做不到。”
老舍在这个满人聚居的地方,同这里的群众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舍走后,还与这里的不少人有书信来往。1965年春节前,老舍把自己的题字邮给杭万庆、周文郁、王敬之、郭甫志四位社员。信封是老舍亲笔书写,下款是“老舍自北京东城乃兹府丰盛胡同十号寄”。信封上还用红笔写了“轻拆”两字,在“轻拆”两字下面还画了红圈。可见老舍对群众的诚心诚意。在周文郁的弟弟那里,我见到了老舍的题字,有一尺来宽,三尺多长,娟秀中带着刚劲的字迹,墨香犹存,清晰如初,可能因为长期在箱底珍藏,略有些褶皱。书写的是毛主席词《菩萨蛮·大柏地》:“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末尾工工整整写着“文郁同志嘱录毛主席词,即乞正字益祝春吉”。落款是“一九六五年春节老舍”(盖章)。给郭甫志的题字是毛主席词《清平乐·会昌》:“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后面工整地写着“甫志同志正字”,落款是“一九六五年春节老舍”(盖章)。郭大娘说,老郭原名叫郭普治,当时是大队治保委员,公社交给他的任务是照顾老舍先生。有一次陪老舍先生爬村北的冶山,坐在冶仙塔旁的一块岩石上小憩(当初塔上有灯,又叫冶塔仙灯,是密云县外八景之一,《日下旧闻考》载:“县东北八里为冶山,上有塔,有石洞深邃,水四时不竭。东有草洞,昔人淘金址尚存。”密云县志也记载,冶仙塔初建于辽代重熙八年。清光绪七年,八旗兵重修冶仙塔,镌刻了“高插云汉文人笔,重领檀营武士冠”的对联,老舍说:“把你的名字改下吧?”老郭说:“行啊!”后来从北京邮来的字上才知道改成了“甫志”这两个字。我家得到题字,就到北京城里裱了一下。我孙女在小学读书,课本中读到老舍的《草原》《趵突泉》等文章,为使学生加深对作者的了解,老师让我孙女把题字拿到学校,有人要出高价买这张字画,我们没有卖。老郭病重时,在弥留之际还嘱咐我,一定要把老舍先生的题字保存好。
这朴素的语言,真挚的感情,充分显示了老舍先生在人民心中所占有的位置。
老舍在檀营的垄头阡陌里留下了足迹,在农家土炕上留下了音容。尽管当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但是,老舍那和蔼、谦逊、朴实的形象,却永远印在檀营村乡亲们的心里,永远留在冶仙塔旁的岩石上,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同在。
(选自《老舍先生在檀营》,载于《不因畏难而搁笔:回忆老舍》,刘未鸣、韩淑芳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