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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69年11月，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沼泽地区看果园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住处换了六次，对他说来，一切都乱套了。但劳动间歇，他心思仍然放在如何充实他那本未能出版的大书上，常就记忆所及，对书稿初稿中有所疏漏或错误多余处，一一摘记下来，作为日后修改增补之用。
后来，因为体弱多病，沈老提前回到北京，一个人住进东堂子胡同他那一间平房里。张兆和不久也从干校回来，住进作家协会在小羊宜宾胡同为她找的两间小房里。从此，一家人分居两处，中间相距两里之遥。饭菜只能由沈夫人在东边那个家做好，送到沈老那里，或是沈夫人到沈老那里，在蜂窝煤炉上煮点面条，两个人一起吃。日子是过得十分艰苦的。
沈老却能安然处之。有一天我到东堂子胡同去看他，他正一个人卧床休息。见我来了，他在床上支起上身，背靠床头，只顾兴冲冲地同我谈起他的那本大书，他的增补改写计划。他指指堆满屋地当中的一大堆书，说是前几天他才从几处中国书店买回来，有不少材料正是他要参考的。说着说着又叹了一声：“可惜，前几年失散抄走的那一些，有的再难买到了。”
对他在咸宁干校的情况、身体情况，他只略谈几句，就忙着打听我这几年的情况了。
1975年的夏天，我从北京昌平小汤山下放回到北京后，到小羊宜宾胡同5号去看沈从文先生。
他一家几口，住两间窄小低矮的平房，在一所大院的东南角上，坐东朝西。房前种了一圈花草，用来遮挡夕晒，中间围出一块三平方米大小的空地，也是他经常支起一张小桌，用来写作和吃饭的地方。他的工作室里，一样新家具也没有，旧书架上堆满书，桌上也是书，墙上有画，有绣片，靠墙的几案上，有青花瓷罐、陶俑和一些小陈设。整个屋子，小而杂乱拥挤，光线也是暗的。
我到的时候，正赶上他身穿短衫，冒着暑热，专心一意地坐在迎门处摆的一张长茶几旁，专心一意地修改早在1964年写出初稿、十年动乱前由中华书局排出而未能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试印本毛样，上面已用红笔勾画了不少地方，额头上已经汗水淋淋了。
看到我，他很高兴，放下笔，要我看摆在茶几上的两只彩绘女陶俑仿制品，说他正在对照这个女陶俑，修改他已经写出的唐代中晚期服饰部分的文字。
他一脸是笑地点点那个女俑，说：“你看这发髻，上面插几把小梳子。眉是八字细眉，脸上涂赭黄，大袖子，裙子拖地，是唐代中晚期典型的上层社会妇女，跟唐代《宫乐图》中的妇女服饰一样，白居易在诗里就描写过这种服装……”
跟着，他又招呼我看他书桌上码的几堆小卡片、一只木俑和一只泥俑，像一个孩子意外地获得心爱的东西似的，忍不住笑笑说，卡片上的材料和这些俑，都是他这本书初稿毛样排出后，他陆续收集到的，有的已请人摹绘下来，准备日后作为插图补进书中；有的文字部分，也要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写，或加上。
沈夫人在屋前小空地上摆好小饭桌饭菜，催我们吃饭了。沈先生嘴里应着，却又拉我一把，要我看他墙上挂的一小方块彩色绚丽的织绣，说是出自他老家湘西凤凰县妇女的好手艺，针法如何如何……
这天，沈先生脸色红润，一直是兴奋的。眼见自己为之付出艰巨心力的专著问世有望，他又怎么能掩盖得住他内心的喜悦呢？
朋友和同事，知道这部大书的分量和价值的，又何尝不感到高兴呢？毕竟中国文化史上这空白的一页，将由古稀之年的从文先生一笔一笔填上了。
沈先生的这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终于增改完成，彩版的插图也都一一准备好，是他在1978年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之后，在考古所和其他几位同志协助之下，一起在友谊宾馆紧张工作了几个月，才最后定稿，发往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排印。
1980年冬，沈先生在夫人陪同下，应邀到美国十几个大学去讲学，1981年春天回来，书已排出大样，他又应邀去广州，住在站前街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驻广州办事处，从头到尾仔细审读了全书大样。这本大书最后出版，已经是1981年的9月，沈老已达79岁高龄了。
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对各个不同时代，上起殷周，下到明清三千多年间不同阶层服饰的发展、沿革，及与当时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的关联，都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见解。因而出书以后，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评价极高，认为对文史研究、考古断代、古典文学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工艺美术、服装、发型、饰物等设计专业人员，也有极大实用参考价值。沈老能在如此高龄锲而不舍地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是很难能可贵的。
（选自《执拗的拓荒者——怀念沈从文先生》，载于《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1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