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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稀之年,硕果累累

刘北汜

到了1969年11月,他被下放到湖北咸宁沼泽地区看果园子。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住处换了六次,对他说来,一切都乱套了。但劳动间歇,他心思仍然放在如何充实他那本未能出版的大书上,常就记忆所及,对书稿初稿中有所疏漏或错误多余处,一一摘记下来,作为日后修改增补之用。

后来,因为体弱多病,沈老提前回到北京,一个人住进东堂子胡同他那一间平房里。张兆和不久也从干校回来,住进作家协会在小羊宜宾胡同为她找的两间小房里。从此,一家人分居两处,中间相距两里之遥。饭菜只能由沈夫人在东边那个家做好,送到沈老那里,或是沈夫人到沈老那里,在蜂窝煤炉上煮点面条,两个人一起吃。日子是过得十分艰苦的。

沈老却能安然处之。有一天我到东堂子胡同去看他,他正一个人卧床休息。见我来了,他在床上支起上身,背靠床头,只顾兴冲冲地同我谈起他的那本大书,他的增补改写计划。他指指堆满屋地当中的一大堆书,说是前几天他才从几处中国书店买回来,有不少材料正是他要参考的。说着说着又叹了一声:“可惜,前几年失散抄走的那一些,有的再难买到了。”

对他在咸宁干校的情况、身体情况,他只略谈几句,就忙着打听我这几年的情况了。

1975年的夏天,我从北京昌平小汤山下放回到北京后,到小羊宜宾胡同5号去看沈从文先生。

他一家几口,住两间窄小低矮的平房,在一所大院的东南角上,坐东朝西。房前种了一圈花草,用来遮挡夕晒,中间围出一块三平方米大小的空地,也是他经常支起一张小桌,用来写作和吃饭的地方。他的工作室里,一样新家具也没有,旧书架上堆满书,桌上也是书,墙上有画,有绣片,靠墙的几案上,有青花瓷罐、陶俑和一些小陈设。整个屋子,小而杂乱拥挤,光线也是暗的。

我到的时候,正赶上他身穿短衫,冒着暑热,专心一意地坐在迎门处摆的一张长茶几旁,专心一意地修改早在1964年写出初稿、十年动乱前由中华书局排出而未能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试印本毛样,上面已用红笔勾画了不少地方,额头上已经汗水淋淋了。

看到我,他很高兴,放下笔,要我看摆在茶几上的两只彩绘女陶俑仿制品,说他正在对照这个女陶俑,修改他已经写出的唐代中晚期服饰部分的文字。

他一脸是笑地点点那个女俑,说:“你看这发髻,上面插几把小梳子。眉是八字细眉,脸上涂赭黄,大袖子,裙子拖地,是唐代中晚期典型的上层社会妇女,跟唐代《宫乐图》中的妇女服饰一样,白居易在诗里就描写过这种服装……”

跟着,他又招呼我看他书桌上码的几堆小卡片、一只木俑和一只泥俑,像一个孩子意外地获得心爱的东西似的,忍不住笑笑说,卡片上的材料和这些俑,都是他这本书初稿毛样排出后,他陆续收集到的,有的已请人摹绘下来,准备日后作为插图补进书中;有的文字部分,也要根据新发现的材料重写,或加上。

沈夫人在屋前小空地上摆好小饭桌饭菜,催我们吃饭了。沈先生嘴里应着,却又拉我一把,要我看他墙上挂的一小方块彩色绚丽的织绣,说是出自他老家湘西凤凰县妇女的好手艺,针法如何如何……

这天,沈先生脸色红润,一直是兴奋的。眼见自己为之付出艰巨心力的专著问世有望,他又怎么能掩盖得住他内心的喜悦呢?

朋友和同事,知道这部大书的分量和价值的,又何尝不感到高兴呢?毕竟中国文化史上这空白的一页,将由古稀之年的从文先生一笔一笔填上了。

沈先生的这本大书《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后终于增改完成,彩版的插图也都一一准备好,是他在1978年从中国历史博物馆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之后,在考古所和其他几位同志协助之下,一起在友谊宾馆紧张工作了几个月,才最后定稿,发往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排印。

1980年冬,沈先生在夫人陪同下,应邀到美国十几个大学去讲学,1981年春天回来,书已排出大样,他又应邀去广州,住在站前街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驻广州办事处,从头到尾仔细审读了全书大样。这本大书最后出版,已经是1981年的9月,沈老已达79岁高龄了。

这是第一本系统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的大型学术专著。对各个不同时代,上起殷周,下到明清三千多年间不同阶层服饰的发展、沿革,及与当时社会生活、思想意识的关联,都做了深入探讨,提出了许多新问题、新见解。因而出书以后,国内外学术界、读书界评价极高,认为对文史研究、考古断代、古典文学研究,都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对工艺美术、服装、发型、饰物等设计专业人员,也有极大实用参考价值。沈老能在如此高龄锲而不舍地完成这一艰巨的工作,是很难能可贵的。

(选自《执拗的拓荒者——怀念沈从文先生》,载于《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1期,题目为编者加) bIAInsaTjwZRJEcItKIfyQM3bKWJY7ta/QfnXaiDERUL8QI1ZKAb9V6H/uoe1Kz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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