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拗的拓荒者

刘北汜

从1939年秋我在昆明第一次见到沈从文先生，到1988年5月10日他在北京病故，在这将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我在文学写作上从他受到的教益，我在为人处世上从他受到的启发，我在近十年从事文物书刊编辑工作中得到的他的支持，哪怕一点一滴，一时一事，在我都是难以忘怀、铭记在心的。

我更不能、也无法忘却的，是他对待他为之献身的工作的执拗精神，而且几十年如一日，总是心安理得，淡于名利的。

在昆明时，他已经是以多产知名、出版了几十部短篇小说集的著名作家，已经是当时最高学府、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的教授，讲授现代新文学、各体文习作，也教一年级国文课，而薪金不高，生活上并不富裕，有时还是拮据的。他春秋经常穿件褪了色的灰布长衫，冬天，又套在旧棉袍上，再围上围巾，一冬也就混过去了。

那时，他住在昆明北城一条小街的一个小杂院的二层小楼上，院内除了他家，再就是其他房户和房东了。

房子是他自己租的，也像其他大学里的同事一样，因为学校里除了几十排草顶泥墙学生宿舍、几十处铁皮顶带窗教室、一个大图书馆外，并没有为哪个教授准备一间宿舍，闻一多、朱自清、杨振声、吴宓、刘文典、冯至、张清常、卞之琳等这些中文或外文系的教授，以及三校长之一的梅贻琦等，也都是在离学校较近的大街小巷里自己租房子住的。

他这处小楼，坐东朝西，灰瓦砖墙，木楼梯一步一响，地板一踩一颤，已经很古旧，是座危楼了。沈先生一家四口，夫人张兆和和两个孩子小龙、小虎，却能泰然处之。沈夫人当时在一个中学教书，一周上18个钟头的课，还要操持家务。沈先生除了到建在城外的学校去上课，日本飞机来轰炸昆明时一家人到郊外逃警报，就很少离开他这个暂时安身的小楼了。他在这里备讲课稿、写文章，热心指点前来请教的同学们的文学习作，乐乐呵呵款待登门拜访的同事朋友。无论做什么，他都是认真的，很少见他有不耐烦的时候。

那时，选读他《各体文习作》的同学很多，三间大的教室，总是座无虚席，不少同学不得不搬了椅子坐在门外窗外听讲，因为，不止中文系的同学来上这一课，有空来旁听的其他系的同学也不少。我当时读历史系，也是常来旁听的一个，有了习作，也是常到他家里求教的。

后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飞机空袭昆明的次数增多，不少教授避居昆明郊区，沈先生、卞之琳等也搬到了呈贡县的龙街，只在联大有课的日子，他才搭乘滇越铁路火车，赶四十里路到学校上课，然后再搭晚车回呈贡。此外，有一个时期，他每周还抽出两天，每天往返四五里，去教一所难童学校的学生们，得些收入，这又要比住在昆明市内时辛劳多了。

尽管如此，沈先生的写作也好，授课也好，仍然认真得很，把全部精力都放在了上面。那年暑假，我们几个同学去呈贡看他，以为他可以在滇池边上的乡间好好休息一下了，谁知他桌子上堆了高高一堆同学们的习作，他正用毛笔一篇篇写下他的读后意见。竹制的书架上，书以外，又摆放了他从呈贡街子上买来的当地烧制的几件彩陶器皿，却不是为了使用，而是作为艺术陈设品，对上面的几何形纹饰赞不绝口，说是真想结识一下那些彩陶绘制能手。事实上，还在昆明时，他在课余就已在热心搜集当地和边疆一些少数民族的工艺品和刺绣品，一一陈设在他的书架上，时常拿起一件竹编小器物，一件手工编织的带穗挎包、刀鞘、伞袋，向我们称道一番；或是翻出一件什么铜器的铭文拓片，要我们和他一道沉浸在对于我国古代灿烂文化的慨叹中。

当时，老实说，对于沈先生这种文学以外的爱好，我是很不理解的，甚至感到这不过是他的一种业余爱好，犹如某些人有古董癖，有些人嗜好工作之余养花、养金鱼一样，并没有想到实际上他在挚爱的文学写作和教课工作之外，已经对祖国灿烂的工艺品和文物，产生了浓厚的钻研兴趣。

抗战胜利后，组成西南联合大学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分别复员回北方，各自复校。沈先生一家离开昆明后，先到苏州住了一个时期，后来接受北京大学聘书，于1946年夏回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任教。

然而，没有多久，在新中国成立前后，来自各个方面的对他的不公正的批判和评价就一点点加码了，不但他过去几十年的文学成就被一笔抹杀，全盘否定，连他在抗战后期在昆明《战国策》上写稿也成他与战国策派合流的政治问题，很是喧嚷了一阵子。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沈先生离开了北京大学的讲坛，放下了他的文学写作，转到新成立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其后，进革大学习了一些日子，又回到历史博物馆。

我知道这个情况，已经是1951年的年初了。那时，我在上海《大公报》编副刊。这年年初，我随上海记者组去朝鲜采访，路过北京时，停了几天，特地到当时设在故宫午门前东西朝房的历史博物馆办公场所去找他，正赶上他在午门楼上展览室里当讲解员。

我上了午门门楼，走进老大的展览室，远远就听到了他浓重的湘西口音在大声讲说什么。围听的人很多。他一边讲，一边移动位置，聚精会神地讲解那些陈列品。直到他讲到一个段落，停了下来，我才赶过去和他打招呼。

这是他离开昆明到北京，我离开昆明到上海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要说的话很多，却没时间多说，因为他还要继续讲解，陆续到来的观众都在等着他。他只简单告诉了我是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局长郑振铎介绍他到的博物馆，要我记下他家的住址，约我从朝鲜回来后再来看他，我们便分手了。

我在朝鲜七个月，回来的时候，竟未能如愿在北京停留，再去看看沈先生，而是直回到上海去了。心里却一直有些放心不下，总认为他放下文学创作太可惜，一心希望他能够再把他那支使熟了的文学的笔拿起来。

此后，我随《大公报》迁天津，再迁北京，虽然还在编副刊，却无缘和文物界打交道，加上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自顾尚且不暇，和沈先生的联系也就少多了。

事实上，这时候的沈从文先生，已经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扎下了根，有条件接触馆藏的六千年来的大量中华文物，过眼的杂项文物数量成千上万，也比较广泛。当时馆里人手少，文物编目和鉴定工作，陈列品卡片抄写工作，展品陈列、保管工作，他都承担了一部分，而且勤奋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他涉猎广泛，兴趣逐步专注到了过去一些鲜为人注意、少有人研究的杂项文物领域，逐步成为这方面的一个执拗的拓荒者。1956年初冬，他应故宫博物院之聘，到织绣研究组兼任业务指导，每周到故宫工作两天，重点是指导组里年轻人学习业务，他自己很快又被故宫浩如烟海的更多文物，特别是历代织绣品牢牢地吸引住。他一头扎进去，又以研究所得陆续写了不少文章，从他到故宫博物院兼任业务指导工作的第二年起，他陆续写出的大量文物方面的学术著作，就一本本结集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1957年）、《唐宋铜镜》（1958年）、《明锦》（1959年）、《龙凤艺术》（1960年）。

这个时期的沈从文先生，事实上已经从一代名作家转而成为卓越的文物考古专家。就他个人来说，放弃文学写作固然可惜，但对我国的文物研究工作来说，他的转业与改行，却是一件大有裨益的事情。他的这些著作的出版，以及后来他以十七八年的精力潜心研究中国古代服饰，终于完成出版的巨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可以说，都是填补我国文物研究工作中的空白之作。没有执拗的工作态度，没有拓荒者的勇气与毅力，这些工作是很难完成的。

（选自《执拗的拓荒者——怀念沈从文先生》，载于《新文学史料》1988年第11期） gVZV4QMOC4HtVYxgneGEdvmza2NhI3RKyxQKpdp3lDr7Vwjudqd6af6X3SXoE+w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