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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天挺
蔡先生1917年到北大做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大家常举辜汤生（辜鸿铭，文科英文门教授，复辟派）、刘师培（刘申叔，文科国文门教授，帝制派）为例，这当然是事实，但容易被人们误解，似乎兼容并包只是包容反动落后的人物。其实，这只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而且是极小的小角。
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他的《论语足征记》《史记探原〈源〉》均在北大出版），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较多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兴起，蔡先生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李四光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胡适到北大，也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很少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程，北大开了，并附设了世界语讲习班。
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我想，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
蔡先生在北大最关心学生的课外生活。1917年11月，蔡先生请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在北大讲“清朝的画法”（后以《中国之文人画》发表），并携带石涛、吴历、恽寿平和四王画幅十多件展览，由蔡先生自己主持，全校轰动。过了三天，有许多同学发起组织画法研究会，由学校聘请著名画家陈衡恪、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为导师。蔡先生还亲自写了一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指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要纲”，要求参加的同学“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
接着成立的课外活动社团，除各系学会外，还有文学会、演说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考古学会、歌谣征集会、摄影学会、技击会（拳术）、体育会（球类）、静坐会、进德会等。其中音乐会发展最快、影响较大。一次蔡先生请古琴家王心葵（山东人）在二院大礼堂演奏古琴，同学们除了欣赏乐曲以外，还兴起了发掘古乐器和古乐谱的强烈要求。后由音乐会发展为音乐传习所，请来不少民间音乐家如刘天华等来所担任讲习和演奏。还培养出一些音乐人才，有志研究中国古代乐律的杨没累（早逝）就是音乐传习所的学生。静坐会由于蔡先生的朋友蒋维乔来校讲演，谈到静坐是休息头脑的好办法，因而成立的。参加的人不是全天静坐，只以每日下午4—5时为实习时间，并规定早晚可以自习，不得妨及功课，这是和宗教的禅定绝对不同的。
应该特别指出，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和孔教会一类的宗教组织，在大中学校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北大完全没有，而且始终没有过，所以老北大的课外社团林立，正是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一种体现。
（选自《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83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