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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先生的兼容并包

郑天挺

蔡先生1917年到北大做校长,提出“兼容并包”。大家常举辜汤生(辜鸿铭,文科英文门教授,复辟派)、刘师培(刘申叔,文科国文门教授,帝制派)为例,这当然是事实,但容易被人们误解,似乎兼容并包只是包容反动落后的人物。其实,这只是蔡先生兼容并包的一个小角,而且是极小的小角。

过去中国学术上流派很多。经学有今、古文学派的不同,蔡先生同时聘请了今文学派的崔适(他的《论语足征记》《史记探原〈源〉》均在北大出版),也聘请了古文学派的刘师培。在文字训诂方面,既有章炳麟的弟子朱希祖、黄侃、马裕藻,还有其他学派的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在旧诗方面,同时有主唐诗的沈尹默,尚宋诗的黄节,还有宗汉魏的黄侃。在政法方面,同时有英美法系的王宠惠,也有大陆法系的张耀曾。其他学科,同样都是不同学派兼容并包。这是蔡先生在北大兼容并包较多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蔡先生一到北大,就请全国侧目的提倡新文化运动的陈独秀做文科学长;这时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学说兴起,蔡先生就请中国第一个介绍相对论的夏元瑮做理科学长。这种安排,震撼了当时的学术界和教育界,得到学生的欢呼拥护。李大钊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李四光到北大,是蔡先生请来的;胡适到北大,也是蔡先生请来的。章士钊创立逻辑的学名,北大就请他用“逻辑”开课;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先生就请他们同时各开一课,唱对台戏。当时,很少学校开设世界语课程,北大开了,并附设了世界语讲习班。

1917年以后的几年里,北大30岁左右的青年教授相当多,其中不少人和蔡先生并不相识,而是从科学论文中发现请来的。这是蔡先生兼容并包在北大的主要表现,也是最了不起的一面。我想,北京大学之所以能够始终走在新思想新科学队伍的最前面,未始不发轫于此。

蔡先生在北大最关心学生的课外生活。1917年11月,蔡先生请著名画家陈衡恪(师曾)在北大讲“清朝的画法”(后以《中国之文人画》发表),并携带石涛、吴历、恽寿平和四王画幅十多件展览,由蔡先生自己主持,全校轰动。过了三天,有许多同学发起组织画法研究会,由学校聘请著名画家陈衡恪、贺履之、汤定之、徐悲鸿为导师。蔡先生还亲自写了一篇《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旨趣书》,指出“科学、美术同为新教育要纲”,要求参加的同学“不可不以研究科学之精神贯注之”。

接着成立的课外活动社团,除各系学会外,还有文学会、演说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考古学会、歌谣征集会、摄影学会、技击会(拳术)、体育会(球类)、静坐会、进德会等。其中音乐会发展最快、影响较大。一次蔡先生请古琴家王心葵(山东人)在二院大礼堂演奏古琴,同学们除了欣赏乐曲以外,还兴起了发掘古乐器和古乐谱的强烈要求。后由音乐会发展为音乐传习所,请来不少民间音乐家如刘天华等来所担任讲习和演奏。还培养出一些音乐人才,有志研究中国古代乐律的杨没累(早逝)就是音乐传习所的学生。静坐会由于蔡先生的朋友蒋维乔来校讲演,谈到静坐是休息头脑的好办法,因而成立的。参加的人不是全天静坐,只以每日下午4—5时为实习时间,并规定早晚可以自习,不得妨及功课,这是和宗教的禅定绝对不同的。

应该特别指出,当时基督教青年会和孔教会一类的宗教组织,在大中学校不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北大完全没有,而且始终没有过,所以老北大的课外社团林立,正是蔡先生以美育代宗教的一种体现。

(选自《蔡先生在北大的二三事》,载于《文史资料选编》第83辑,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编,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题目为编者加) Efpb3pN2FS8cYrFH2BrCc4qUt4Vs3jM+sX5Ky+QsZDeM6gMfnpNa4yla2tWLm9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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