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与南洋公学

蔡朝晖

1901年，祖父带着实现教育兴国的强烈愿望只身来到上海，被聘任为南洋公学的教员。南洋公学是在1897年由洋务运动代表人物盛宣怀创办，最初的宗旨是使卒业于公学的学员既能通达中国经史大义，并有西国政治的基础。公学在各学科的课程设置上都体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辅”的原则。

是年，祖父受聘担任特班（培养高级人才）的班主任，他的挚友、维新人士张元济担任总理，美国人福开森任监院，而教员队伍中除个别专职外，其余均是兼职。祖父在旧学上原有很深造诣，甲午以后又锐意吸收新知，在改革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经验，这就决定了他能不负众望地把特班班主任的工作做得非常出色。

特班以“专志政学不必兼涉艺学”作为培训学员的基本准则，将三年课程分前、后两期施教，限三年毕业。前期的课程主要是英文、数学、理化，后期设高级理化、史地、政治学、理财学，大都用英语讲授。又规定“西课余暇当博览中西政事诸书，以为学优则仕之地也”。博览政事书的课程与“西课”在授课时间上大体持平，当时延聘了两位教习，祖父便是执管指导的教习。两期的侧重点均在西学方面，这主要是因盛宣怀办学的目的在于培养洋务人才之故。祖父和张元济都是紧随着时代车轮前行的，他们与盛宣怀虽都主张学习西方，办学思想迥然有别，在教学中始终以爱国主义思想为主导。

祖父在特班的教授方法基本上参照书院式教学法，以自学为主，辅之以教师开启式的教学方法，使学员的疑窦如期得到解答。特班本着公开招考的原则对外招收学员，经过首批筛选录取了42人，他们中有后来成名的黄炎培、李叔同、殷祖同、邵力子等。祖父上指导课，让学生自由读书写札记，每月又出题让学生写文章，不论札记还是文章都为他们批改评阅。开学之初，先约同学谈话，发给他们一张分门别类的项目单，列出二十多个项目，如哲学、教育、法律等方面的参考书目，阅读的书籍分记叙性的和论著性的：记叙性的书要求札记要稽事情的前因后果，从教材的类比中，找出共同的机理，并对旁征博引的附佐书刊作解释说明；对论述性的书则要求做到简洁精要释疑义，可谓是引导学生循着阅读和写札记方式走自己研究的路径。在黄炎培的自撰文章中有如下的回忆：蔡师针对学员队伍中水平参差不齐的情况进行施教，如通习英语的人为数很少，即认为改学比较容易攻克的日语较合适，他自己编教材，教学生学会阅读日文书。

特班以功课抓得严著称，学员稍有怠慢或是违反校纪即会被勒令辞退。祖父除了不例外地履行这一准则外，更多的是用启发诱导式的教育方式。在教育过程中注重灌输爱国主义思想。他认为外文书本能帮助我们有效地掌握外部世界的情况，他本人不仅是一个精通古典文学的宿儒，还在而立之年已中翰林之后，开始了外语的学习，这对于正在求学的青年是极大的鼓舞。有一次，祖父曾以《春秋战国时候的爱国者》为题，让学生作文，目的是让国耻在学生心中有个不灭的地位，可见他爱国用心的良苦。

在黄炎培的回忆文章里，还能清晰地看到祖父责己非常严格，教学认真严谨。他每日令学生交来笔记，不仅亲手批改，而且每天晚上还轮流召唤学生到他的房间里就学生提出的疑难问题答询，有时候就当天的时事展开活跃的讨论。这种在紧张中充溢着活跃气氛的教学方式使学生得益匪浅，祖父曾出作文题：“程正叔论寡女再醮之非，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然再醮失节乎？以公理断之。”他的男女平权的民主思想，也随之进入学员的潜意识。

有一次祖父召集特班的全体同学谈话，大意梗概是：中华民族正在极度的危难之中，国民性的麻木使百姓不能意识到苦难的由来，我们兴办学校正是为了唤醒在苦难中挣扎的民众，如用讲演方式取代文字书写方式，对开启识字不多的民众的潜智，用生动形象的譬喻使民众悟出深刻的道理是有很大裨益的。他授课时从无疾言厉色，同学们却乐于接受他的思想。为了尽快地提高同学的讲演水平，他从有限的原版书中抽取现成资料，翻译成中文讲演资料，他还组织讲演会，定期组织学生讲演。在祖父的倡导下，学习演讲之风在南洋公学广泛地持续下去。他们中有些人不会说普通话，就推请生长在北方的同学李叔同教普通话（李后来组织春柳社，首创话剧，皈依佛门后称弘一法师）。

祖父还有一段奋发勤学的佳话。当年，马相伯先生在徐家汇天主教堂所设的徐汇公学任教，祖父知道他精通拉丁文，执意要去求学，这对一个年已四十并且有如此繁忙工作的学者实属不易。若干年后，马相伯自撰文章，曾提到如下事实：“当时蔡孑民在南洋公学（即现在的交通大学）任教职，要随我学拉丁文。我告诉他，拉丁文在西洋也成为古董，大学而外，各学校都不太注重，中国学者更没有学习的必要。无奈孑民先生执意要学，说拉丁文为欧洲各国语文之根本，各国语言多起源于拉丁文，说学西洋一切古代文化，若不通习拉丁语文，就无从了解。”那时祖父只有大清早才有供自己支配的时间，因此，他每天早上5点即步行十多里去叩马先生家里的门，这时的马相伯老人还沉浸在梦乡之中。由此可见祖父求学若渴的精神。

在南洋公学，一次发生了所谓的蓝墨水瓶事件：中院某班郭姓教员因胡乱猜疑学生把墨水瓶放在他桌上是意有所指，而引起争端，校方要开除学生，这在学生中引起了轩然风波。素具威望的祖父站在维护学生利益的一边。那时的汪姓总办置许多教员的谏言而不顾，坚持开除大批学生，学生不得已而全体退学。祖父目送学生离去，学生与老师挥泪道别，流露出无比眷恋的感情。以如此不公正手段迫使为数众多的学生退学，这在教育史上尚属罕见。当时一些人说，学生是受祖父平日提倡民权的影响。祖父愤而辞职，离开了南洋公学。祖父后来招集特班生谈话：“汪总办不让我们完成学业，我们应该自动地组织起来，扩大容量，添招有志求学的学生来更好地进修，同学中对某一门能胜任教师的则当教师，愿回乡办教育的也好。”于是1902年11月16日在泥城桥福源里设立爱国学社，由祖父任总理，吴敬恒任学监，章炳麟、蒋维乔等任教员。有些南洋公学的学员便成为爱国学社里的活跃分子。

在南洋公学特班卒业的学员中，涌现出了像黄炎培、邵力子、李叔同、贝寿同、殷祖同等著名人物，贝、殷二位是爱国学社学生的中坚。殷不幸早逝，贝后来成为著名建筑专家，谢无量以文史著名，胡仁源曾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他们的成就有在学问上的，有在政治上的，有在教育上的，还有在佛学上的。后来他们经常在书报杂志上写一些缅怀祖父的文章，除了颂扬他的人格之外，也披露一些他在南洋公学执教的情况，盛赞祖父对他们爱国、民权思想的启发，介绍祖父的教学风范和治学业绩。

（选自《蔡元培与南洋公学》，载于《静安文史》第7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海市静安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题目为编者加） cxRP0FgsexmwS19cLAq1d79VjKdD92vSC1nlgkvy6a74+ey1/O8tSHsJ4w0NB7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