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问,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这当然非他一人之力,而是运会来临,许多人都参与其间的。然而数起来,却必要以蔡先生居首。
我说运会,是指历史演到那时,刚好是上次大战将了,好多旧东西于此结束,而人类一新机运于此初步展开。在社会人生,在经济,在政治,种种上面都茁露新潮流,与十八九世纪所谓“近代潮流”者不同。而中国呢,刚好在感受“近代潮流”引发第一度革命之后,反动的(袁氏)帝制运动(民国5年,即1916年),清室复辟运动(民国6年,1917年),此伏彼起,新旧势力相搏之际。蔡先生即于袁倒黎继、南北统一内阁之下,应教育总长范静生先生之请,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范先生原是蔡先生做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引为次长的,两公之相得,自不待言。而况蔡先生以清朝翰林为革命巨子,新旧资望备于一身。此时欲从扩演近代潮流之中,更进而输入最新潮流,使许多新意识在中国社会一面深刻化,一面普遍化,俾克服旧势力于无形,实在除蔡先生能肩负此任务外,更无他人具有这气力的了。
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得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譬如在蔡先生包容中,当时发生最大作用的人,第一要数陈独秀先生,次则胡适之先生,且不论他们两位学问深浅如何,但都有一种本领就是能以自己把握得的一点意思度与众人。胡先生头脑明爽,凡所发挥,人人易晓。当时的新文化运动自不能不归功于他。然未若陈先生之精辟廉悍,每发一论辟易千人。实在只有他才能掀起思想界的大波澜。两位先生固然同得到蔡先生的支持,却是胡先生为人和易平正,原不须蔡先生怎样费力支持。陈先生就不同了。在校内得罪人不少,在校外引起的反对更多。而且细行不检,予人口实。若非得蔡先生出大力气支持,便不得存立住。若问蔡先生何以能这般出大力气支持他呢?就为蔡先生虽知他有种种短处,而终竟对他的为人抱有真爱好,对他的言论主张具有真的同意和同情。——不是蔡先生,换任何一人都不会支持他;而在蔡先生若不是真爱他、真同情他,亦不会支持他的。
胡先生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然未若新人生思想之更属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此则唯借陈先生对于旧道德的勇猛进攻,乃得引发开展。自清末以来数十年中西文化的较量斗争,至此乃追究到最后,乃彻见根底。尽管现在人们看他两位已经过时,不复能领导后进。然而今日的局面、今日的风气(不问是好是坏)却是那时他们打开来的,虽甚不喜之者亦埋没不得。自然是说起当时人物并不止陈、胡二位。例如李守常(大钊)、顾孟余、陶孟和、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诸先生皆其著者,且亦各有各的神通。所有陈、胡以及各位先生任何一人的工作,蔡先生皆未必能作;然他们诸位若没有蔡先生却不得聚拢在北大,更不得机会发抒。聚拢起来而且使其各得发抒,这毕竟是蔡先生独有的伟大。从而近二三十年中国的新机运亦就不能不说蔡先生实开之了。
这时我个人固然同在蔡先生聚拢包容之中,然论这运会却数不到我。因我不是属于这新派的一伙,同时旧派学者中亦数不到我。那是自有辜汤生(鸿铭)、刘申叔(师培)、黄季刚(侃)、陈伯弢(汉章)、马夷初(叙伦)等等诸位先生的。我只是在当时北京大学内得到培养的一个人,而不是在当时北大得到发抒的一个人。于此,我们又可以说蔡先生的伟大非止能聚拢许多人,更且能培养许多人。除了许多学生不说,如我这样虽非学生而实受培养者盖亦不少也。
(选自《纪念蔡元培先生》,载于《忆往谈旧录:回忆梁漱溟》,全国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