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南联大师生的清苦生活是人所共知的。沈老先生洁身安贫，他还乐意资助别人，对一些有困难的人总是解囊相助，或是代谋职业。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图书馆捉贼，那是一个学生在看书中趁人不备挟书逃跑，被管理员赶上捉住。结果两人却抱头痛哭，原来他们是从小同学，随着战争逃奔后方，贫困逼得他干出此事。沈先生对此表示了无比的同情，并上门给予资助。
当时昆明市商会办有一所补习学校，沈先生介绍我在那学校参加半工半读，后来他为了让我有个好的学习环境，又介绍我进入西南联大工作，使我便有更多机会听到不少名士学者的讲学和演说。当时昆明市商会董事长周润仓是昆明的巨商大富，周为了结交名士，提高身价，曾多次表示要同沈先生交朋友，并以重金许愿，提供研究写作方便。沈先生对此根本不屑一顾，无动于衷。西南联大在复员前，昆明工商界人士曾委托学校训导长查良钊先生持纪念册要求一些名教授题词留念，沈先生在题词中对于他们过去一段长期的关心和同情表示了充分的谢意。昆明人，特别是一些工商界人士，对联大师生较有感情，比如一部新影片的放映，他们要先给学校师生观看。记得有一次沈没有去，片名叫《牡丹花开》；另一次去了，片名叫《月落乌啼霜满天》，是联大老师重新给它们更名的，原译为《月亮下落》和《天快亮了》，演的内容是盟军反攻，其中有苏军摧毁德军隆美尔兵团等镜头，影片更名后，昆明南屏剧院空前叫座。
昆明市商会地处通衢大道，沈先生常经过这里，总喜欢在这里的门内休息闲聊，或代人书写家信，因此很受工人们的欢迎和爱戴。有一次一个工人关切地问沈先生每餐吃得饱吗？又问联大老师遇到公家请客便空起肚子去吃，这是真的吗？因当时曾有一家报刊上的小品文讽刺联大教授每遇宴会便“空腹以往，以便满载而归”，又云：“曾经遇某单位一贯节约，届时仅以茶点飨客，致使教授们啼笑皆非，空去空回。”当时沈先生幽默地回答说：“人家讲我们吃着大米白面嫌不好，你却说我们吃不饱饭。”这原是昆明特务在社会上编的一首顺口溜：“白面大米反饥饿，棒子小米扭秧歌。”意思是国民党给饭吃却遭反对，另一边是饿起肚子去拥护共产党。
沈先生的一个学生是《昆明晚报》的记者，曾到此作过采访，报道前他来征询沈先生的意见，沈先生惊恐之余，向这位记者一个90度的鞠躬，请他收回了稿件。
沈先生热爱乡土，特别是一些迷惘的青年在开始接触他和兆和先生时，从他们的慈祥和蔼中，深深感到一种多么亲切之情。我们在先生的谆谆教导下，一股奋发向上的心情便油然而生。他对青年进行着民族复兴和前途教育。他曾对我们说过，家乡的武人有余，文人不足，更是缺乏科技人才。
记得在1942年，家乡的一伙青年从国民党军营中“开小差”逃跑出走后，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都进入了工厂当技术学徒，我后来听到他们说过，沈先生在为他们提供作为学生的身份证明时曾说过，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撒谎”，他为了关心青年的成长而放弃了自己的一贯为人准则。这个工厂的农场场长叫杨文衡，原是青岛大学校长杨振声先生的儿子，他们有故交，杨多次表示他曾接受过沈先生委托，要帮助培养他们成为一代科技人才。沈先生对家乡的青年人也是十分关心爱护。曾经一度涉嫌起义的国民党旅长陈范，在1943年冬被国民党特务枪杀于贵阳附近。在此以前陈被编遣到云南楚雄远征军担任一个闲职，高级参谋，当时来到昆明，我们见面时，除寒暄一些家常外，他心事重重，情绪十分低落。于是，我邀他去看望沈先生，沈先生用自己已熬好的核桃糖待客。陈范平日本来不多言谈，这下他却无话不讲，似在诉苦和发泄气愤。他们去的部队是国民党部队中最受歧视的杂牌中的杂牌，是清一色的湘西军人，他们曾在浙江嘉善保卫战中与日寇周旋过七日七夜，是别的部队所望尘莫及的一支劲旅，曾经一度受过嘉奖，然而最后却被编垮，人员被撤散。他说曾在沅陵受国民党军司令孙连仲召见时，孙的老婆直呼其姓名，他不加理睬掉头而去。沈先生听到这里，对他们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并说这是他们排除异己的一贯伎俩，他对家乡子弟兵的英勇牺牲，不断称赞和惋惜。他告诉陈范要认清形势，审时度势，谨慎行事。又说“拖”是没有前途的。沈先生的婉言诱导，意境含蓄，陈范既不能做国民党的官，又不能上“梁山泊”，究竟何去何从？沈先生是个民主人士，特别是对陈的由来和平日的政治表现本来就一无所知，他们在初次接触中，是不可能像联大墙报上那样不署名地号召“此路走不通，去找毛泽东”的。
陈在昆明住了四天，与沈先生接触过两次，第二次有同乡江开元在场，并由江做东请吃昆明的过桥米粉。陈范离开昆明动身上火车时，身着全副军装，大约不到一个月仍回到昆明，说是请假回家。一星期后，传说陈在贵阳翻车身亡，但是1943年冬天，听到可靠消息证实，陈范是被国民党特务枪杀后再由汽车压碾灭尸，埋葬在出事地点的一个三岔路口。在此以前，他的一个亲信部属、团长吴光烈已被处决于石门县。沈先生听到这些消息时，无限慨叹和惋惜，他认为家乡人只凭武功，没有政治头脑，缺乏科学知识，还是跳不出传统的“绿林圈子”。沈平日对“绿林”这一词的含义是指重义轻财、劫富济贫的聚义。家乡人会造枪支，而一条车路却始终修不起来。据说是为了阻止省军和中央军的进入，长期的闭关自守，形成了这个“湘西王国”。
西南联大是由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合并而成，领导成员由三校校长组成常委会，实行教授治校。它具备了一定的民主基础，当时被誉为中国的民主堡垒，学校的政治气氛浓厚，做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曾在这里的墙报上看到一段资料，其中提到沈先生在白色恐怖中营救过胡也频，后来我又从丁玲的著作中看到了这一事实。丁玲说：从文不懂政治，去找国民党特务说理营救胡也频。墙报并介绍了胡的政治身份和被捕原因。这些情况在当时对沈从文先生来说是完全知道的。但他为了营救一个共产党员，而把自己的祸福安危置之度外，他是完全站在革命人民一边的。就他在联大同行中的密友如闻一多教授的思想言行，他更是一清二楚。闻是当时民盟昆明负责人之一，民盟曾公开提过自己的政治主张，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废除特务组织，因此昆明的大小特务对他恨之入骨，还将他与罗隆基二人呼着“闻一多夫，罗隆斯基”，以致后来被暗杀，不正是与胡也频同一性质吗？沈与闻的交好被国民党特务视为“臭味相投”，但沈先生不去考虑后果听其自然去了。
1945年“一二·一”惨案，学生罢课的浪潮波及整个后方的大中学校，国民党政府受到极大的震动。孔祥熙、傅斯年亲临昆明，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要求学校动员学生复课。孔曾以改善学生生活为名，出以巨资诱惑学生复课，当他的小车在校门口停下来时，学生贴出巨幅标语“孔氏门中并无此人，滚！”来“欢迎”他。他们由重庆到此敦促学生复课，西南联大教务长潘光旦先生在动员大会上说，“过去我们想罢课就罢课，现在我们想复课就复课”，引起了哄堂笑骂唏嘘之声。有的人在喊：“不要唱独脚戏了（潘先生断了一只腿）。”学校无法，紧接着召开了教授会议来采取对策，沈先生认为这个教授会议是对付自己学生的会议，他拒绝参加，以表示抗议。教授会议在清华研究所会议室举行，联大的教授有数百人之多，而参加这个会的只有三四十人。主持会议的是梅贻琦常委（清华校长），但为傅斯年（北大校长）所垄断，结果会议是在一片抗议声中收场。
1946年7月，李、闻惨案发生之后，当时的国民党特务配合军警，气焰十分嚣张，岗哨布满了先生坡联大宿舍一带，白日也不许通过，沈先生被围困在宿舍里，失去自由，后来这些军警又唤来了宪兵，形势更加严峻。沈家居住在离昆明十多里的呈贡县桃园村，这段时间沈先生不顾家属安危，而与学生共休戚，从不离开学校一步。
当时驻扎在昆明的宪兵团长叫彭景仁，是湘西同乡保靖县人，在联大复员离开昆明前，他曾设宴为沈先生饯行。开始沈先生拒绝去，后来一个凤凰同乡刘××邀约他说：彭哥今天请客，你有牢骚正好向他说。沈先生临时邀了一些在校的湘西同学到彭家去了，我记得有严超、吴瑞之、周礼全等人。彭在席间只谈乡情，不谈政治。席间沈多次启发他对形势的认识，并晓以民族大义，指明前途方向，并介绍了陈范依蒋的下场，直到席散，我们离开彭家时，彭送至门外，我只听到沈先生向他说了一句“好自为之”便招手而别。新中国成立后，我在保靖似有所闻，彭在台湾已被国民党处决。他有个儿子在美国煤炭部任职，曾来过中国洽谈业务，回到湘西，经凤凰时曾在新大桥停车留影。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苏联出兵东北，当时联大校园政治气氛紧张，各党派系的活动都反映在校门口的民主墙上，正反两面的宣传各显神通。沈先生的一个学生叫白平陛，是云南省商会的秘书长，我听到先生和他在一次交谈中指出：“苏联出兵东北，是对日本法西斯的致命打击，战争将会很快结束，人们的流亡生活也会随着战争的胜利而告结束。”他边讲边比画着手势高兴地说：“我们又要返回故都看到‘孑民堂’了！”俄顷间又低沉下来，两手向膝盖一搁说：“苏联出兵东北也会给人制造反宣传的借口，现在已经出现并酝酿着一次示威游行。”他十分恳切地说：“千万不要随声附和，受骗上当，做出亲痛仇快的事来。”
记得就在此前不久，校园内举办了一次时事演讲。请的是校内外学术界名人，参加听讲的除往日常见的外，这次与往常有些异样，其中还夹着工商界和国民党政府的官职人员。我开始感到这不是一次寻常的学术集会，而是事先准备好了的有组织有领导的一次阴谋策划。台上演说的内容很有鼓动性，比如说“祖国是自己的母亲，现在有人占了你的母亲，你是否还要经过调查研究，翻阅一下法律书，然后再去将他赶走”？我当时若有所思，但想到沈先生的话——“不要随声附和，受骗上当”，我始终站得远远的，看到他们在一片喊闹声中离开校门。这个不成行的游行队伍，每到一处，便有一伙人扛着本行业的旗号招牌插进队伍里来，他们不明真相，显然是奉命参加。游行中也有少数几个职业学生带头呼叫口号。
沈先生由乡下回到学校，他表示声援吴晗教授的讲话，吴曾在游行前揭露痛斥了那次集会的阴谋。后来我们在隔壁云大宿舍中一次议论时得知，沈在前些时候曾极力劝阻了部分学生回到他的“洞天佛地”（联大学生宿舍在一大间中每一行是两张双人床，自由组合，自成一间。上贴有各自的称号，如“洞天佛地”等），准备功课，迎接期考。当时记得还有兆和先生的弟弟张忆和，似也在其中。联大老师的举止动静，一时成了社会议论的中心。
沈先生治学严谨认真，他不拘于形式，不落俗套，这是当时联大的一种风气，有的人说这是蔡元培的风格。它通常就一门功课，由几名教师轮流讲授，各抒己见，拾遗补阙，它集科学文化之大成，也是名士学者云集联大之故。沈先生在上课时还不限于课堂，有时便在学生宿舍，那就是深入到“洞天佛地”之内，边授边议。据他说，用这种漫谈式的讲授，能使人心领神会，既发扬了民主，又密切了师生关系。那时敌机空袭频繁，有一次是在一个防空洞内，忽闻洞外起哄，打下来两架敌机，他们出洞鼓掌，欢呼：“顶好！”平时来向他求教的人，也不限于本系学生，一次是在“丙二”食堂的餐桌上，借箸比画，有两个外语系的学生和他讨论《红楼梦》的译作，议论中他提到写作要先体验生活，才能实事求是，写出生动活泼的人物形象，做到喜怒哀乐，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他说：“比如我们每逢礼拜天，烧开水烫蚤子杀臭虫，都有过深刻的领会，书写起来便能入微。”他说，杨先生（指数学系主任杨武之）是个数学家，但他算不出一壶开水能杀死多少虫，可是他儿子（杨振宁）知道，那是因为他亲自做过。他举例《红楼梦》中荣府的焦大，哼起鼻音骂“朝天娘”，便是外国人难以理解的。他介绍自己是个湘西佬，对于那地方的风土人情是从生活中体验出来的。沈先生的早期著作，如《神巫之爱》《湘西》，被认为生动离奇，令人神往。在这里即使是一段神话，也都是来自群众，如举行跳刀会仪式来代替发誓，鉴别冤假。还有那“赶尸”的逼真场面，这些都是出自乡土朴素的语言，它反映了整个地方的特点和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充分说明了旧湘西封建神秘不测之处，在他的笔下得到了深刻的揭露。湘西要开发，要更新，它和全国各地一样，只有在党的领导下，解放了，才能“换了人间”。
先生为了人民的利益，本着一个湘西人的朴素感情，默默无闻地奉献出自己的一生，最后是“饮誉中外何寂寞”。
（选自《遥远的记忆》，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