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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胜利前，我在昆明与沈先生有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接近。并在那灾难深重的日子里，得到过先生的真诚帮助和关怀，更受过他耳提面命的教诲。当时我接触过的人都说他不仅是一位不平凡的天才学者，而且认为他是一位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沈先生的一生挚友除了夫人张兆和先生和几个同行知己外，便是每天不离身的由北方带来的文房四宝和到南方后新购的“彭三和”“桂禹声”两支湘土名产毛笔，还有一支他从未启用过的精制竹盒所藏的“玉屏筲”。此外，便是成堆的书刊了。
他平时少社交，在他的同行中也多半是一种“君子之交”，在我的印象中，多是夹着书本点头而过。当时西南联大师生生活艰苦，学习紧张，终日匆匆忙忙，像躲警报一样，其他事无暇顾盼。
有一次，我看到沈先生从斋务股领取书店刚寄来的一包书刊出来，时值朱自清教授在旁，两人一见不舍，促膝长谈。分手时他取出新书相赠，当朱教授表示谢意时，他微笑不语，摇头而去。平时接触较多的是闻一多教授了，这是我常见到的，有时我还参与其间。我们几个湘西人背后称呼他是“闻多公”。闻先生，精雕刻，是个金石名家，由于薪水少，凭这点手艺搞点补贴。西南联大是一个从北方迁移逃难来的学校，师生们的生活是十分清苦的。沈先生和其他人一样，蓄着长发，衣着长衫，闻先生还留着长须。他们长年累月穿着蓝布长衫，遮盖着破旧的内衣。我第一次看到华罗庚教授时，也是长衫罩身，还露着光脚。联大校长出门只坐人力车。而邻校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原清华数学系主任）则是轿车出入，相形之下联大师生却独具风格。闻一多教授的雕刻在昆明是享有盛名的，沈先生则成了他的义务宣传员和介绍人。沈先生在昆明的宿舍靠学校附近，地名叫文林街又叫先生坡的一栋旧楼房，由于临近街道，无形中变成了治印章的接洽点，不少人奉以重金作报酬，受到闻先生的婉言谢绝，一般好友更是分文不取，刻完后，还在侧面刻字留念如“壬午年，一多治印”等。闻一多教授遇难时，沈先生悲愤欲绝。
（选自《遥远的记忆》，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