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先发表他一封信,大概是民国19年间他在上海时候写给我的。信的内容没有什么可注意的,但是几个字写得很挺拔而俏丽。他最初以“休芸芸”的笔名向《晨报副镌》投稿时,用细尖钢笔写的稿子就非常出色,徐志摩因此到处揄扬他。后来他写《阿丽思中国游记》分期刊登《新月》,我才有机会看到他的笔迹,果然是秀劲不凡。
从文虽然笔下洋洋洒洒,却不健谈,见了人总是低着头羞答答的,说话也是细声细气。关于他“出身行伍”的事他从不多谈。他在民国19年三月写过一篇《从文自传》,关于此点有清楚的交代,他说:“因为生长地方为清时屯戍重镇,绿营制度到近年尚依然存在,故于过去祖父曾入军籍,作过一次镇守使,现在兄弟及父亲皆仍在军籍中做中级军官。因地方极其偏僻,与苗民杂处聚居,教育文化皆极低落,故长于其环境中的我,幼小时显出生命的那一面,是放荡与诡诈。12岁我曾受过关于军事的基本训练,15岁时随军外出曾作上士。后到沅州,为一城区屠宰收税员,不久又以书记名义,随某剿匪部队在川、湘、鄂、黔四省边上过放纵野蛮约三年。因身体衰弱,年龄渐长,从各样生活中养成了默想与体会人生趣味的习惯,对于过去生活有所怀疑,渐觉有努力位置自己在一陌生事业上之必要。因这憧憬的要求,糊糊涂涂地到了北京。”这便是他早年从军经过的自白。
由于徐志摩的吹嘘,胡适之先生请他到中国公学教国文,这是一件极不寻常的事,因为一个没有正常的适当的学历资历的青年而能被人赏识于牝牡骊黄之外,是很不容易的。从文初登讲坛,怯场是意中事,据他自己说,上课之前做了充分准备,以为资料足供一小时使用而有余,不料面对黑压压一片人头,三言两语地就把要说的话都说完了,剩下许多时间非得临时编造不可,否则就要冷场,这使他颇为受窘。一位教师不善言辞,不算是太大的短处,若是没有足够的学识便难获得大家的敬服。因此之故,从文虽然不是顶会说话的人,仍不失为成功的受欢迎的教师。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需要有启发别人的力量才不愧为人师,在这一点上从文有他独到之处,因为他有丰富的人生经验和好学深思的性格。
在中国公学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收获大概是他的婚姻问题的解决。英语系的女生张兆和女士是一个聪明用功而且秉性端庄的小姐,她的家世很好,多才多艺的张充和女士便是她的胞姊。从文因授课的关系认识了她,而且一见钟情。凡是沉默寡言的人,一旦堕入情网,时常是一往情深,一发而不可收。从文尽管颠倒,但是没有得到对方青睐。他有一次急得想要跳楼。他本有流鼻血的毛病,几番挫折之后苍白的面孔愈发苍白了。他会写信,以纸笔代喉舌。张小姐实在被缠不过,而且师生恋爱声张开来也是令人很窘的,于是有一天她带着一大包从文写给她的信去谒见胡校长,请他做主制止这一扰人举动的发展。她指出了信中这样的一句话:“我不仅爱你的灵魂,我也要你的肉体。”她认为这是侮辱。胡先生皱着眉头,板着面孔,细心听她陈述,然后绽出一丝笑容,温和地对她说:“我劝你嫁给他。”张女士吃一惊,但是禁不住胡先生诚恳的解说,居然急转直下默不作声地去了。胡先生曾自诩善于为人作伐,从文的婚事得谐便是他常常乐道的一例。
在青岛大学从文教国文,大约一年多就随杨振声(今甫)先生离开青岛到北平居住。今甫到了夏季就搬到颐和园赁屋消暑,和他做伴的一位干女儿,自称过的是帝王生活,优哉游哉地享受那园中的风光湖色。此时从文给今甫做帮手,编中学国文教科书,所以也常常在颐和园出出进进。书编得很精彩,偏重于趣味,可惜不久抗战军兴,书甫编竣,已不合时代需要,故从未印行。
从文一方面很有修养,一方面也很孤僻,不失为一个特立独行之士。像这样不肯随波逐流的人,如何能不做了时代的牺牲?他的作品有四十几种,可谓多产,文笔略带欧化语气,大约是受了阅读翻译文学作品的影响。
此文写过,又不敢相信报纸的消息,故未发表。读聂华芩女士作《沈从文评传》(英文本,1972年纽约Twayne Publishers出版),果然好像从文尚在人间。人的生死可以随便传来传去,真是人间何世!
(选自《忆沈从文》,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