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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素乐
完成慕尼黑大学汉学学位后，我接受大陆北京外文图书社之聘，于1983年2月底到达北京。同年春两家德国著名的高水准出版社（Suhrkamp和Insel），请我翻译沈从文作品，我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并立即着手和作者接触。我知道沈从文住在北京，他的《边城》Gladys译成英文，在图书社出版过。但我不愿通过作家协会或沈从文现在所属的社会科学院去见他，我找到了Gladys，请他们夫妇为我介绍这位30年代著名的中国作家，这样我的访问就成为私人性质。杨宪益是沈从文的老朋友，他为我写了介绍函，但告诫我说，沈从文最近中风，虽已由医院返回家中，但不见任何访客，我如果被拒请不要失望。
我计划译沈从文的《边城》以及一本他的小说选。但是很快我发现沈从文作品中有许多民间传说和方言俚语，很不容易翻译，特别是外国译者更困难。我向中国朋友请教这些问题时，发现对民间传说和儒家思想，中年以上的人还熟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对中国文化似乎已全然无知。这种情况使我很痛苦，因为就是中国文化令我尊崇，才选择汉学作为自己毕生致力的学问。
为了翻译需要，我读了Gladys译的《边城》英译本。Gladys是杨宪益的夫人，她和杨在英国相识，当时杨还是个学生，后来她随杨同去大陆，为他生儿育女。可怜的Gladys，始终热诚、努力地工作，翻译了大量作品。1983年她已是七十多岁，虽然如此，我见她依然健捷如故（至少看上去是），仍为外文图书社努力工作，或许工作得过分努力。
如前所述，我本打算借助Gladys《边城》英译本，但是对照译文和原著后却发现许多有意义的词句，甚至段落都省略或简化了，沈从文小说独特风格的美全部丧失。很不幸地，西方不了解内情的翻译家却把北京外文图书社的翻译作品，视同原著来引用，这也是为何近代中国文学始终得不到国际应有的认同（如诺贝尔文学奖）的原因之一。
由于这种种情况，读者或许已可想象，我是如何盼望亲自会见沈从文，取得他本人直接的帮助。我已经知道沈的南方口音很重，因此请了一位南方人的朋友帮助我。1983年9月，终于机会到来，我一手拿着介绍函，一手挽着那位朋友，走向沈的住地，开始了我的第一次访问。
沈从文家离北京新火车站不远，我们按地址发现那是一座十六层公寓，像世界各地这类大楼一样，是个毫无特色的大水泥块。入口处壁上钉着一块木板，上写“社会科学院宿舍”。经过小小的走道，我们进入一个窄小阴暗的后院，再通过一道铁门来到楼梯间。那里虽有电梯却不能用，沈从文住在五楼，我们只好绕着电梯的四面外墙拾阶而上，因为没有灯，虽只是下午4点钟，已经黑得难以认出路来，最后我们终于站在沈从文的门前。门上有一纸条——“沈从文因病住院”，纸色发黄，显然贴有多时了。想到杨宪益已写信给沈从文介绍我们了，我终于鼓起勇气敲门。
门开了，一位端雅瘦小的老年妇人出现在我面前，灰白的短发，明亮的眼睛，我立即意识到她一定是张兆和女士，沈从文夫人。我介绍了自己和我的朋友，她用清晰的普通话请我们进去（后来我知道她是江苏苏州人）。门并没有全部打开，我看到门后靠墙倚放着一张木床，后来知道这是为照顾沈从文病体的年轻亲戚准备的。沈夫人谦虚地让我们走进门厅。房子窄小得可怜，除了木床以外沿墙还放着不少杂物。门厅右侧是厨房和一小间，我们走进左侧的一间。按照北京的标准，这算是个大房间，有两扇窗户，一扇窗前放着写字桌，两边靠墙是书架，高达房顶，其中一部分有玻璃门以防止北京有名的沙尘侵入。中间有小茶桌和三把椅子，门边靠墙立着一木质小立柜，上面放着盛有鲜花的花瓶以及两个刻绘着中国古代服饰的木偶。门边右方是张大铁床，上有一小灯，墙上贴着纸条，上写“请小声说话，病人需要休息”。床上半躺着一位老者，一条毛毯盖到他的胸前，蓬丛的发束罩着凹陷的面颊，嘴角满布着皱纹，鼻上架着厚厚的近视眼镜——他就是沈从文。他安详友好地望着我，沈夫人介绍后，沈仍不说话，指着床边的椅子示意我坐下，然后把他温热的微微颤抖的手递入我的掌中。他试图开口说话，但声音极其低弱。我立即决定中止我的访问。
约一月后，我又来到沈宅。沈夫人请我先在右侧小间的木床上坐下（木床占小房一半空间），告诉我沈从文病情更坏，然后让我站在沈的房门外看去，我见他仍躺在铁床上，似乎正睡着。
（选自《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