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真正的主人

王亚蓉

50年代初期，中国历史博物馆还设在故宫的午门楼上，按旧规矩是不许生火、点灯的。北京的三九天，朝阳未出，寒风扑面，沈先生便去上班，他身着灰布棉袄，常常两手捧块儿才出炉的烤白薯，倒来倒去地边暖手边站在天安门前一个避风的角落里，等候警卫逐一开门。

在文物历史的学习研究上，沈先生从不承认有“天才”，只知道勤奋耐烦忘我地劳动。他天天在陈列室、库房文物堆中转来转去，对万千种文物，一一细加探究，以一幅社会风俗画为例，大到人物服饰、家具器用、人事习尚以及作画材料，小至一环一佩、一点一线、一曲一伸，无不充满兴趣加以注意，他完全融化在文物考察之中了。那时，中午下班以摇铃为准，往往当管理员下午上班打开文物库房门时，才发现沈先生又被锁在屋里，而自己却正聚精会神地写记录材料，对于同事的道歉，反而感到愕然！

沈先生一生手不释卷，博览众典。对于各种杂说笔记、工艺百家之言，无不详加究考，写下无法计数的读书卡片。他的记忆力特别好，对于文物中花纹图案，能在极细致处辨别同异，但他却从不肯单单信赖自己的记性，对于稍稍重要的资料必一一记下。他的小型学术论文，涉及面极广，多半以文物图像为主，选择文献取舍，纵横贯穿，加以阐说。判断是非因博闻约取，笔底多有出人意料的创见或预见。

沈先生对年轻人的关怀是极热情的，他的小屋中堆放着好多卷宗袋，里面装的，是他研究的各种专题，在另一些大小不等的袋子上写着“××有用”“×××有用”……看看名字，就知道这是顺手给常来讨教的几个年轻人积聚的有用资料。南京大学罗术子编写的《中国工艺美术史稿》，沈先生逐字逐句为之修改，先后改了四遍，竟增写了20余万字。

1964年沈从文先生开始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由历史博物馆美工组陈大章、李之檀等几位画家协助绘图，仅一年的时间成稿，作为试点本，行将付印。

在“文革”中，《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和它的作者沈从文先生，都受到严重摧残。沈先生半生汇集起来的藏书、图片资料，以及许多手稿、重要信札全部损失。1969年冬，沈先生也被下放到干校，在寒风中赶猪守菜。雨天，他在漏雨的小屋踱步思索，或借着煤油灯光写点什么。稍暇，他将满脑的丝、漆、铜、玉、花花朵朵、坛坛罐罐……反复回忆温习，除考虑《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中应增的有关图像外，还就国内外文物研究工作中近于空白点的一系列专题，分门别类，试着以图为主排排队，并把资料来源、性质和发展中的情况及不同问题间的纵横联系，以及共同促进的原因等，默写了一大堆卡片，并逐一拟出了草目。我们现在在服装史研究以外，还将进行的二三十个专题项目，就都是沈先生在干校时期搭的架子，后来又有所增补的。

70年代沈先生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我们便去看望他，当我们走进他的斗室时，几乎都惊呆了。只见老人正伏在床前聚精会神地抄录什么。他发现我们来了，便亲切地招呼我们说：“怎么了？站着做什么？有什么新材料没有？”那时，我们激动得落下了眼泪，可是沈先生反而安慰我们说：“嗳！嗳！不要这样，这有什么，可不能只看到个人，个人受点委屈有什么要紧？我们这么长的文明史，可文物研究还赶不过日本汉学家，心里难过得很。我们的文化，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我们自己，得努力呀！要做一个合格的公民，就不能用感情代替工作。”这就是老人的思想境界。他是多么倾心地爱着我们的文化啊！

从干校回来，他又以空前的热情，一头埋到文物研究工作里去了。那时，《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虽毫无出版希望，但老人仍孜孜不倦地不断给它充实新材料、新内容。他是这样想的：“不承认现实不行，毕竟七十多岁了，得抢时间多留下一些东西，伏案而终是我对自己的要求。”同时，他把在干校期间搭起架子的几十个专题，也逐一撰写文章。为了方便工作，他那十多平方米的小屋，四壁都被钉挂上各朝各代的文物图像和资料口袋。满桌满床几乎都堆叠摊放书刊图册、卡片文稿。当时，摆在沈老面前的困难是：原手稿早被付之一炬，先前积累起来的资料也大多散失，而且没有必要的图书，没有助手，也得不到起码的关注和过问……可是，老人却认为：“是做事的，条件再不好也只管做。不是做事的，条件再好，照例也是养尊处优、一点不做。”没有人画图，他自己动手，没有资料，就重新购置、搜求。因住处过窄，沈从文夫人只好带着孙女住在别处。而他则常常是整天甚至整夜地看书写作，有时忘了洗脸吃饭。邻居大妈告诉我们：“沈伯伯做起事来，真正是连他自己也忘了。”他则严肃地对我们说：“一个公民永远不许可消极，因为，他是真正的主人。”

（选自《忆沈从文从事研究工作》，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 xlQRMMLYez/s5reSfQ3oEORArETi5DAxrdNuXzeO72FdN5mdJ16q+tdEVgqGM3M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