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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善
1959年元月我在北京参加了首都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内部装饰问题的座谈会（当时我担任醴陵陶瓷研究所所长），并接受了部分瓷器的试制生产任务。为了使醴陵瓷器能更好地奉献给首都人民，我决定在京拜访一些老专家以求指点。沈从文是湖南人，有名的大作家，对陶瓷、丝绸、服饰、刺绣有广博的知识，在全国陶瓷界有很高声誉，我决定先去看他。同去的还有醴陵陶瓷研究所老艺人唐汉初。事先没有打招呼，打听地址后，我们冒冒失失闯了进去。沈老正在伏案写东西。出乎我们意料，他极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打扰了两个小时，沈老还挑选了他收藏的明清瓷器二十多件送给我们带回研究所做参考。沈老对我国工艺美术事业的发展、对家乡陶瓷工业的兴盛充满了感情。这些瓷器都是沈老用自己的工资收购来的，我们特别珍惜。堪可告慰沈老于九泉的是，现在这些瓷器已妥善保存在醴陵群力瓷厂实物样品档案室了。
1973年我去北京开会，十分惦念沈老的健康。沈老当时已从咸宁干校回到北京。我和研究所青年设计师肖石泉、情报室贾杰民（现为醴陵陶瓷研究所副所长）分别于8月25日和29日两次拜访了他。当时沈老被挤在东堂子胡同51号一间10平方米的狭小房间里，除一张床、一张书桌、一把破藤椅和两张单凳外，整个房间堆满了书和资料。沈老注意到了我们在环顾他的书堆，不胜嗟叹地说，原来三间房子的书全没了，现在的书全是近年买的，已花了10000多元，为工作需要还需买2000元书才行。在两次会晤中，沈老对自己受到的折磨和打击缄口不谈，却兴趣盎然地和我们谈起了他的新计划。那时沈老已着手研究中国历代服饰，给我们看了他收集的图样和已经整理的资料。8月29日第二次去时，沈老又从书柜中取出明清古瓷五件送我们带交研究所参考。沈老还提出要陪我们去博物馆和故宫看瓷器。为了帮助基层同志多掌握些资料，沈老以其72岁高龄要陪我们去参观，这使我们十分感动。
1973年12月，我将醴陵陶瓷研究所编印的两期工艺美术画册和临摹的长沙马王堆文物图案汇编分别寄给沈老征求意见。沈老收到后分外高兴，认为在当时形势下竟有人汇编这些资料是了不起的事。他于12月25日和31日连续写来了两封长信，谈到了他的许多设想和见解。来信一律是毛笔竖行的蝇头小楷，其中一封信长达八页之多。两封信谈了三件事：一是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工艺美术的伟大成就，包括各种名窑瓷器；二是主张研究所派几个青年去北京培养深造，由他负责指导，并结合编一套中国瓷器图册；第三件事是建议醴陵瓷区建立一个陶瓷博物馆。就在收到沈老的信不久，“四人帮”开始在全国“批林批孔”，我又一次靠了边，加上其他种种原因，沈老嘱咐的两件事当时都没有办到，这使我深感内疚。
1975年12月，中国硅酸盐学会在北京召开学术会讨论中国陶瓷发展史问题。我参加了会议。沈老是特邀顾问。恰好我住在沈老房旁，天天在会后一块儿散步漫谈，我不时向他请教，沈老知识渊博，有问必答。12月9日下午临近开会时，我突然想起一个问题问沈老，我说：“这些年湖南考古工作成绩很大，在澧县一带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长沙又出土了马王堆汉墓文物，过去小学课本上说毛笔是秦代蒙恬发明的，可是在长沙战国墓中就出土了完好的竹管兔毫笔，中国最早的毛笔竟也出现在长沙，为什么历史上称湖南为南蛮之地呢？”我说完后，主持会的人催开会，那天下午又轮到我先发言，急匆匆地未待沈老答复，我就去了会场。沈老后来坐在我旁边位子上，打开自己的小笔记本对我的提问写下了两段文字，待我发言后，将笔记撕下递给我。他写道：“儒家历史的偏见和胡说，把湖南地区称为荆霸，似乎无文化可言。经过近三十年的有计划考古发掘，进一步明确楚文化和中国文化早得到同样发展……”从这些小事上充分看出沈老对待晚辈提的问题多么认真。
（选自《忆沈从文》，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