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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解释，他到文物工作上来，也并非偶然和勉强，这方面他是有爱好有根基的。
早年在沅水畔故乡的县城和小镇上，他就熟悉了竹木、油漆、棉麻等加工业，受过“飘乡手艺人”的熏陶。16岁时在旧军队里当文书时起，就喜欢购求碑帖，悉心临写，练就一手好书法。1922年夏到北京前，曾在一个统领官身边做小师爷（即文书），他的会议室里有一批书，还有许多古代的铜器、书画和瓷器，他利用这一年，把那里包括《四部丛刊》在内能够看懂的书都读了。到北京后，前门外几百个古董店好比是“明清两代六百年的人文博物馆”，“东看看，西看看”，“那些当时不上价的唐、宋、元、明破瓷器和插在铺门口木架瓷缸的宋元明清‘黑片’画轴，也就够使我忘却一切，神往心倾而至于流连忘返了”。可以说是在这“社会大学文物历史系预备班”毕了业，打下又一路学问的底子。
以后他从没有忘怀对文物的留意，即使抗战时执教于西南联大，还在昆明收集了一批耿马漆盒，大大小小，数目不少，后来全部赠送北大新成立的博物馆陈列室。
因此调历史博物馆工作，他还是能接受的，登上午门城楼，在满是灰尘的几具木乃伊和断头器中开始了他新的事业。
沈先生从当讲解员开始。一天，一位从朝鲜归国的年轻志愿军战士走进博物馆，坐在门口的沈先生起身相迎，带着他看了一整天。最后沈先生问：“看明白了没有？”这位在文工团搞舞台美术的军人说：“不大明白。”于是又相约第二天、第三天再去，沈先生一连陪这位陌生人看了三天，告别时，深受感动的军人请教：“先生的大名怎么称呼？”当听到回答是“沈从文”时，真吓了一跳。从此这两人结成忘年之交，这位年轻军人就是中国服饰学会名誉会长王序。50年代转业后他先后在考古所和历史所工作，三十多年中从沈先生那里学了许多，也帮了沈先生许多，成为沈先生最得力的助手和学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那本大书就是以王序为助理完成的。这是沈先生在平凡的工作中以诚恳的服务精神赢得的无私朋友。
进入历史博物馆，对沈先生也可说是一种幸运，从此他有了接触更多文物的机会。故宫收藏的文物，他几乎件件过手，一一登录，即使是巨大的地毯，也由多人帮助抬进抬出，一张张打开看过。“三反”“五反”时参与清理北京市各文物商店的古董，又是80万件之多，经他过目鉴定的，在一半以上。其他如各地博物馆藏的名画，他也曾遍访过。人们说他有一个计算机式的头脑，看得仔细记得清，别人忽略的东西，他专门你弃我取。一一排列组合贮存在大脑中，做精心的分析研究。李约瑟来问中国马镫的来源。西方学者有一种观点，认为使用马镫改善了骑兵的战斗力后，欧洲的封建堡垒、封建制度被冲垮，而马镫是从中国传去的。问了几位考古专家，一时都没能回答上来。沈先生却侃侃而谈，指出最早的马镫是一只套大拇脚趾的环，而后如何逐渐演变，一一举出有关实物和画塑资料。这个事例表明沈先生在学术上的广博深厚。
1980年沈先生访问美国时，在讲演中说道：“若将来有机会我能拿我研究中比较有头绪的一二十个专题来，配上三五十个幻灯片，我相信各位一定会有兴趣的。”
据我所知，沈先生陆续积累起来研究有素的题目不下30个，除服饰和1957年起陆续发表的《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明锦》《龙凤艺术》外，还有前期山水画、扇子、灯、屏风、家具、女子坐具的发展、发饰、妆具、歌舞服装、两宋服饰史、百戏、乐器、玉器、彩陶、清初瓷器、陶瓷艺术、漆器、金银错、鼻烟壶、车乘、舆轿、马的装具、马球、狮子在中国、熊经鸟伸等。
比如前期山水画，探讨中国画起源，内容是极有价值的。去年在《中国文化》第二期上发的遗稿《说“熊经”》，所附西汉银错管状车器等文物上的熊经图案，一只只熊都是打太极拳的动作，十分可爱。说明“熊经”是模仿熊的动作而创造的一种健身术，用文物资料证明《庄子》中所说的熊经鸟伸到华佗“五禽戏”是一脉相传的，填补了文献的不足，对研究眼下热门的气功导引也是有用的材料。
在东堂子胡同那间小屋里，有一天沈先生应我请求，给我讲了我国琉璃（即玻璃）发展的历史。他说琉璃的发展应是很早的事情，史前人烧陶的时候，就可能有些矿物质烧熔结晶出来，便是最初的琉璃珠子。后来掌握了各色琉璃的烧造技术，用于装饰。这技术在历史上曾经失传，到隋代何稠又给恢复起来。沈先生很推崇何稠这种有许多发明的少数民族人物，由于他的发现，隋唐时的玻璃器就不都是舶来品，也有内地生产的，按质地是否是铅玻璃就可以区别开来。但是还很珍贵，唐代诗人互赠礼品，就有只送一只夜光杯的。为什么后来我们的玻璃工艺长期停留在做装饰品为主的水平，没有像西方一样迅速发展出平板玻璃和玻璃器皿呢？沈先生解释，是因为中国的窗户纸、丝绢和瓷器太发达了，用丝绢和纸糊窗户，透光透气，可以代替平板玻璃，瓷器水平很高，就不往玻璃器皿上发展了。大凡新工艺的产生，都是生活先提出要求，既然已经有了绢、纸和瓷器，玻璃的发展就受到制约，沈先生的解释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扇子》一题早就基本写成了，书中把历代各式各样的扇子都按年代顺序排起队来，说明每种扇子的名称、特点和使用年代。这份资料等于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考古断代的坐标，在墓葬或画塑中，只要有扇子出现，一查对就可以判断其年代的上下限。若结合其他文物图像，也这样做多方面考察，来回一卡年代，就可以相当精确地解决断代的困难。用这方法，往往比用仪器考古简便又准确。扇子题目虽小，按沈先生的方法去做，成了一篇大文章。他在美国的演讲，有一次便是以扇子为题，非常成功。先生真是多识古物，提问越多，越知道他知识的渊博。
我曾建议沈先生，在服饰研究这一本总论脱稿之后，把他准备编十大本服饰图录的计划暂放一放，先总结整理一下他的文学。文物方面，服饰之外的其他题目也照顾一下，哪怕先把梗概的意见记录下来也好。正巧那时他的“洋妹夫”傅汉思先生来中国到友谊宾馆看他，送了一台当时国内还很稀罕的盒式录音机，我们想用录音的办法，先将沈先生的意见记下来。可是对这些通上电开开关关的洋玩意儿，沈先生就是不能接受。录音机一打开，他就紧闭住嘴，死死盯住看，一言不发，真是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服饰一书脱稿以后，沈先生差不多还有十多年时间，但是都粘在这本书和后续的图录上了。书出不来，他总是不停地增补，书出了，他还补。这是没完没了的事。新材料会不断出土，怎么补得完呢？既然已经有了第一本书，可以交给别人和由后人去做了，大可不必由他本人一直做下去。可惜这意见没有被接受，其他题目和文学方面的总结都没有做，永远地扔下了。
在友谊宾馆时，我们还议论过建立中国物质文化研究中心的事。当时想到，只有这样一个中心才能充分发挥沈先生的作用。
中心要建立诸如纸张、丝绸、陶瓷、火药、服饰、车舆、印刷术等一系列专题博物馆，集文物收藏、陈列、研究、复制、培训于一身，展示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创造的物质文明。最好中心就建在圆明园废墟上。
我们热热闹闹地侃了好几天，还写成了一份书面的建议，沈先生看过后，轻轻放在一边，说不会有人支持的。50年代时，关于博物馆事业他就热心地提过建议，毫无结果。他是老马识途，自动悄悄地收了场。这件事的夭折，今天想起来是不无遗憾的。
（选自《中国人知道沈从文吗？》，载于《炎黄春秋》1991年第3期，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