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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1月10日下午，我又去沈家。这次和以前不同。沈从文坐在椅子上欢迎我，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我告诉他两家德国出版社请我翻译他的作品时，他显然很高兴，并指着他在1980年访问美国时买回的音箱说，他非常喜欢德国音乐。他原以为他的作品从未有过德译本，但我告诉他西德一本杂志上曾载过他的几篇短篇小说，在《20世纪中国文学选集》中有他写的自传译文。至于东德方面我并不清楚。然后我请他为我挑选若干篇短篇小说，他答应过几天给我。沈的全部作品约有六百篇之多，包括短篇、中篇小说、游记、自传、论说、研究、诗等。我忽然发现书柜玻璃上有张毛笔字写的纸条，立即认出是沈的手迹，当年他的书法和他的小说同享盛名。沈夫人告诉我这是沈上午写的，他现在每天还练习书法几个小时。她注意到我的怀疑，于是笑着拿出一块木板，说他虽左侧瘫痪，但右手仍可以握笔。这块木板是孙子做的，专供他写字之用。这时我忽有一想法：请沈从文为我的译本题名。我提出后，沈夫人说他只在清晨写字，现在太晚了，但是沈从文却笑嘻嘻地要她把那木板放在椅臂上，拿来笔墨纸，为我写了《边城》《沈从文小说选》两幅题签字，直到现在我方意识到这两幅字的宝贵，因为后来沈再次中风，已无法握笔了。为沈从文的宽宏大量所鼓励，我又请他为译文写个序，并建议如他书写不便，可口述我们笔录，但为沈氏夫妇所拒绝，当时我不太理解他们为何不愿意。
1984年夏天，沈健康大有好转。某日上午，我去访问时，发现他正坐在椅上喘气，出汗，脸红红的。我十分惊讶，问发生了什么事。沈眯着眼睛，狡黠地用手指着他的妻子。她解释说：“他需要运动，但电梯常坏，他无法由五楼走下去，我就让他在室内运动。在他口袋里放一把豆子，从门口到窗户，每来回一次就放一粒在小木柜上，放完为止。”然后她在我耳边轻声说：“每天我都多放一点豆子在他口袋中。”这时沈从文孩子般地笑起来，似乎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花招了。”
老年的沈从文有些发胖，已不像30年代那张穿着长袍年轻潇洒的照片。但他的听觉仍然完好。有一次我正向沈夫人称赞所喝茶的芳香，忽然他笑了起来，说：“这茶来自湘西。我家乡有这样的传统，每年春秋两季茶叶采收后，年轻姑娘们打扮得十分美丽，齐集在一起焙制茶叶。这时远近四乡的人都会来观看，尤其是青年男子，很多爱情故事就在此开始……”沈继续笑着说：“直到现在我家乡的姑娘都是制茶的好手。”他讲的小故事使我联想起充满在他作品中的活的、生动的田园气息。令人遗憾的是1949年后他却停笔不写了，虽然他胸中仍然藏着许多故事。他是一位天才的小说家，1949年后改行从事研究古代中国的艺术品、手工艺品、青铜器、丝绸服饰等。先在故宫内做艺术品分类造册工作，以后在历史博物馆，最后担任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1902年沈出生在湘西山区，他的祖先是清代派往这里控制苗族的汉族军官。正如一首苗族民谣（山歌）中唱的“爱和大自然同样不接受任何限制”。汉族军人和苗族姑娘通婚，使双方文化得以融合。沈在他的许多小说中（如《边城》）描写了这样的故事。这是沈的家乡，也是他熟悉的世界，沈的祖母就是位苗族姑娘。祖父、父亲、叔叔都是汉族军人。在短篇小说《灯》中，沈让小说中的主角说出了他自己家族情形。
每次访问，沈从文都会谈到一些逸事，或者小故事，使人觉得他写小说似乎也是如此轻松，不费力气，但只要仔细分析小说结构后就会改变这样肤浅的认识。他叙述故事的基本态度是抒情诗调重于叙事诗调，他的小说结构十分完美、严密，每一细节上都经过很好的构思。例如用一些双关语，如《萧萧》（1929年）中的一个喜欢女人的人叫“花狗”，如果不用很长的注释就很难译好。还有省略法、并列句、暗讽、象征性形象（通常取自宗教，或反映作者的自然情怀）、温和的讽刺等。有时作者会在主观叙述的视点之中，加上插叙，或在田园诗般的进行中突然插入某人物的一句话，或突兀的比较，或重复出现的某种“因素”来预示最后的不幸结局。如《贵生》（1937年）中的《火》。《月下小景》（1933年）是个很好的例子，使读者联想到诗。故事开首，主角——年轻的苗族小寨主告诉他的秘密情人说“你嘴里有快乐源泉”，之后唱道：“人人说我歌声有毒……”最后这对不幸的恋人决定一同死时，他以吻将毒花送入她的口中。
沈告诉我说他的每篇小说都花费很大精力，常一连几天不睡觉，不动身子，甚至忘了吃喝。由于耗费巨大精力，写作中他常会鼻子流血。
（选自《我所认识的沈从文》，载于《执拗的拓荒者：回忆沈从文》，刘未鸣、韩淑芳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版，题目为编者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