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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辛酉政变 大获成功

一 密信联络谋划政变

两宫太后已经忍无可忍了,她们本来想向北京派出密使,直接同恭亲王奕䜣联系。但思忖再三,感到既不安全,又耽误时间,就采取了密信联络的方法。

秘密的信函往返,是两宫皇太后和恭亲王奕䜣互通情报的基本方法。发信之地是方略馆,所用信封是方略馆的公家信封。方略馆的信函传递是保密而快速的。

西太后的妹妹是醇郡王奕譞的福晋,奕譞是奕䜣一党。因之,两宫太后通过西太后之妹,把欲速见奕䜣的想法告诉了奕譞。奕譞再把这个信息转达给其亲信某军机章京。这位军机章京用密札方式,将此信息传递给在京的奕䜣党人军机章京朱修伯。朱修伯转给了文祥,文祥直秉奕䜣。

持团扇的慈禧

奕䜣拆阅了密信,在赴热河之前已经完全掌握了两宫太后的真实意图。

本来在北京的奕䜣,对咸丰帝的遗诏就满腹狐疑。北京集团的人们愤愤不平,也跃跃欲试。恰逢两宫太后来信传见,奕䜣知道,机会来了。他做好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思想准备。

七月二十六日,恭亲王奕䜣怀着复杂的心绪急切地踏上了北赴热河的行程。他马不停蹄,昼夜兼程,只用了四天时间就到了热河。

八月初一日,晨曦微露。恭亲王就赶到了咸丰帝的灵堂。他悲痛地祭奠了哥哥,失声痛哭,“声彻殿陛”。祭奠之后,按预先密订的计划,两宫太后迫不及待地召见了恭亲王奕䜣。本来八大臣想和奕䜣一同进见两宫太后,但两宫太后下令只召见恭亲王奕䜣。奕䜣以退为进,请郑亲王端华一同进见。端华目视肃顺,肃顺调侃道:“老六,你与两宫太后是小叔子和嫂子,何必用我们来陪伴呢!”就这样,两宫太后单独召见了恭亲王。

这次召见时间长达两个小时,谈话的主题是“密商诛三奸之策”。他们详细地密谋策划了铲除顾命八大臣的步骤和方法。

首先,他们密商了发难的地点。奕䜣认为热河是顾命八大臣的势力范围,不宜在热河发难,“非还京不可”,“坚请速归”。还一再说明:“南中将帅,数疏吁回銮。外国公使行至京师,设圣驾迟留不发,和局将中变。”意思是说,皇帝应该尽快回銮北京,这对议和谈判有好处。两宫太后采纳了奕䜣的建议。事实证明,这是一着高棋。只有摆脱顾命八大臣的控制,回到奕䜣集团控制的北京,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其次,他们探讨了外国的态度。两宫太后担心,在北京发动,外国是否会干涉。《祺祥故事》记道:“后(慈禧太后)曰:奈外国何?王(奕䜣)奏: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热河密札》记道:“知昨见面,后(两宫太后)以夷务为问。邸(奕䜣)力保无事。”外国的干涉是两位太后最大的心理障碍。因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硝烟刚刚熄灭,她们仍然心有余悸。但是,奕䜣在来热河前已就这一问题同外国达成了某种默契。他向两位太后一再说明,外国“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他又劝说,只要她回到北京,则任何事情他都能办到”,“太后完全信任他的话”。

最后,他们确定了拟旨的人选。要在极端秘密的状态下,拟定拿问肃顺集团的谕旨。关键是选好拟旨的恰当人选。这个人既要绝对可靠,又要笔力雄健。

醇亲王奕譞及其福晋合影

关于拟旨的人选,史传有二:

一是领班军机章京曹毓瑛。《庸庵笔记》记载:“并召鸿胪寺少卿曹毓瑛密拟拿问各旨,以备到京即发,而三奸不知也。” 这个说法是薛福成最先提出的,《清鉴》的作者印鸾章,即采用此说。

二是醇郡王奕譞。李慈铭记道:“而醇郡王福晋,慈禧妹也,得时入宫。两宫密嘱之,令醇王草罪状三人诏,即携入,此暗藏之夹服中,无一人知也。” 因密拟谕旨是最高秘密,不是绝对相信的人是不能嘱办的。奕譞是西太后的妹夫,政治态度十分明朗,是奕䜣一派在热河行在的总代表。为此,把拟旨重任托付给他,是合乎情理的。事实也确实如此。两宫太后代皇帝于九月三十日所颁布的谕旨上即说:“朕于热河行宫命醇郡王奕譞缮就谕旨,将载垣等三人解任。”这足以证明各个谕旨是奕譞拟定的。以后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完全正确的。

两宫太后召见毕,奕䜣怀着极为兴奋的心情退出。但在顾命八大臣面前,奕䜣表现得异常谦卑,“以释三奸之疑”。

就在同一天,两宫太后按照计划行事,急切地发下谕旨,回銮京师。肃顺集团颇感突然,他们知道不能轻易允诺,必须坚决制止。肃顺以回京有危险为由,阻止回銮。但两宫太后说道:“回京后如有意外,不与你们相干。”说完之后,命令立刻准备车驾。

这一回合,两宫太后占了优势。

奕䜣知道时间紧迫,来不及休息。他一面同肃顺集团的人虚与委蛇,一面在悄悄地联络党人,研究对策,部署任务。

而肃顺集团以为大权在握,从总体上看轻了两宫及奕䜣,以为“彼何能为”,他们有什么能耐。因此,他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他们没有及时地研究对策,分析敌情,而是陶醉于炙手可热的最高权力的运作上。封官许愿,加官晋爵。

这时,肃顺集团感到奕䜣在热河继续待下去,实在碍眼。他们便为奕䜣向两宫太后请示行止。两宫正好利用这个机会传旨,命奕䜣于八月初六日进见。

八月初六日,两宫太后第二次召见了奕䜣。奕䜣把这几天在热河活动的情况密报给了两宫,并把事先商定的计策提供给她们,使她们坚定了发动政变的决心。两宫太后也关切地旨命奕䜣明日迅即回京,布置一切,不可在此久留,以免事情败露。

八月初七日,奕䜣不敢久留,奉命回京。

奕䜣于八月十二日回到了北京。奕䜣回到王府后,大臣们纷纷前来拜谒。他们希图从奕䜣的口中了解热河的动向,也借机观察奕䜣的政治意图。但胸有城府的奕䜣却顾左右而言他,这使北京的大臣摸不着头脑。

当时北京的大臣们正在发动一场请求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攻势。协办大学士周祖培是积极鼓动者。他的门生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秉承他的意图,上了一道奏章,这就是著名的《董元醇奏请皇太后权理朝政并另简亲王辅政折》。这个上书得到奕䜣的支持。

奏折于八月初八日送达热河,先报给顾命八大臣。顾命八大臣细阅了董折,很是气愤,但他们没有马上动作,而是先上报给两宫皇太后,欲等两宫皇太后阅后,再拟旨痛驳。两宫太后展开董元醇的奏折,仔细阅读,用心体会,不觉一阵狂喜掠过心头。她们深深感到董折说出了她们的心里话。董元醇给两宫太后提供了一个最佳的政权模式,就是垂帘听政。春风吹拂,阴霾尽散,暖意袭来。山东道监察御史董元醇奏折,内容主要有三点:

其一,主张皇太后权理朝政。“臣以为即宜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海内咸知皇上圣躬虽幼,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庶人心益加敬畏,而文武臣工不敢稍施其蒙蔽之术。”这里的“皇太后暂时权理朝政,左右并不能干预”的建言,是董折的重中之重,是全篇奏折的核心,其实质就是历史上的皇太后垂帘听政制。董折说出了两宫太后意识到但尚未明朗化的内心独白。

其二,主张另简亲王辅政。“现时赞襄政务,虽有王大臣、军机大臣诸人,臣以为当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政务,俾各尽心筹划,再求皇太后、皇上裁断施行。”这是说,作为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补充,须要“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同心辅弼一切政务”,这就是太后垂帘、亲王辅政的政权模式。这个新的政权模式完全推翻了咸丰帝的幼帝即位、八臣赞襄的政权模式。新的政权模式的实质是将政权完全交给了两宫太后,尤其是圣母太后。

其三,主张为皇帝选择师傅。“则当于大臣中择其德望素优者一二人,俾充师傅之任。”

这道奏折,既是向两宫皇太后的表忠信,也是向顾命八大臣的挑战书。这给孤苦无援的两宫皇太后以很大的安慰,也给肃顺集团以很重的打击。而董折的主要作用是政治试探,即投石问路。

董折初八日报送两宫,十日仍未发下来。两宫皇太后是在绞尽脑汁地密商对策,没有很快地发给顾命八大臣。肃顺等八大臣等不及了,主动要求召见,索要董折。内奏事处首领太监传旨,说西太后要留着阅看,仍是不给他们。怡亲王载垣冷笑一声,心想你们能看懂什么,简直是多余。

十一日两宫召见,命八大臣写旨,但没明确交代如何写。两宫太后想要试探八大臣的政治态度。八大臣主意早定,拟旨痛驳董折,而且要写明发上谕。吴姓军机章京所拟初稿语气还平和,言辞不太激烈。焦佑瀛感到不够劲,自己捉刀另作一篇,其中有斥责董元醇的“是诚何心,尤不可行”一语,其他七大臣交口称赞这道谕旨,说写得太棒了。这个谕旨坚决地驳斥了皇太后垂帘听政,理由是我朝向来没有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主张垂帘是更易祖制。八大臣将此折上报太后。看到八大臣的拟旨,两宫皇太后非常气愤,便将这篇谕旨压了下来。两宫很不满意八大臣所赞赏的谕旨。

后来再次传旨召见,八大臣同两宫皇太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西太后舌战八大臣。这次共召见四个多小时。郑亲王端华上去时就“怒形于色”,根本没把两宫皇太后放在眼里,而且“是日见面大争”。军机大臣杜翰“尤肆顶撞,有‘若听信人言,臣不能奉命’”这样冒犯两宫太后的激烈言辞。两宫太后“气得手颤”。李慈铭记道:“及董御史疏上,三人纠党忿争,声振殿陛,天子惊怖,至于啼泣,遗溺后衣。”肃顺等把小皇帝的尿都吓出来了。后来在昭示肃顺等罪状的奕䜣等的奏折里也写道:“御史董元醇条奏事件,特召见载垣等面谕照行,伊等不服,胆敢面称伊等系赞襄皇上,不能听太后之命,并言伊等请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事,当面咆哮,几至惊吓圣躬,含怒负气,拂袖而去,其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可见,这次召见,双方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互不相让,已呈剑拔弩张之势。

这场斗争一直延续到十二日。这一天,两宫发下其他文件,八大臣竟敢不阅看,并说:“不定是谁来看。”决意用罢工的手段,迫使两宫太后就范。这是违抗圣命的严重政治事件。两宫皇太后无法,决定暂时忍耐,不得不把董元醇原折及焦佑瀛驳旨发下照抄。八大臣这才“照常办事,言笑如初”,“怡(怡亲王载垣)等笑声彻远近”。

这一回合的斗争,显然是顾命王大臣占了上风。但他们不知道,这是两宫皇太后的韬晦之计。她们暂时收缩起来。此时的蛰伏,是为了明日的再起。这一回合的斗争,表面上是顾命王大臣胜利了,其实是为他们的倒台埋下了一颗重磅炸弹。如果说,只有前一回合的斗争,还使她们下不了搬倒对手的决心的话,那么,有了此一回合的斗争,就使她们毫不犹豫地下定了铲除顾命王大臣的最后的决心。因为,这一事件,使她们真切地看清了王大臣的庐山真面目。这场斗争,也就变得你死我活了。

但此次受挫,须总结教训,主要是董折“发之太早”,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两宫皇太后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局部上作出让步,以期取得全局的胜利。她们暂时藏锋敛锷,收缩起来。肃顺党人产生错觉,以为“夫己氏(西太后)声势大减”。其实,两宫皇太后此时的蛰伏,是为了彼日的再起。

九月初一日,大学士桂良等奏恭上母后皇太后钮祜禄氏徽号为慈安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那拉氏徽号为慈禧皇太后。这是为酝酿垂帘做舆论准备。

咸丰帝的灵柩终于起程回京了。

二 政变成功不事株连

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起行归京。回程的队伍分两路:一路是两宫太后和幼帝的队伍,由间道先行,载垣、端华、景寿、穆荫各大臣扈从;另一路是梓宫队伍,自大路后发,由肃顺等扈从。这样安排对两宫太后非常有利,为他们发动政变创造了难得的契机。

两宫太后不敢松懈,急急赶路。于九月二十八日到达京郊石槽,立即“召见恭王”,两宫听取了恭亲王关于北京情况的报告,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决定进宫后立即发动政变。

文祥

九月三十日,两宫太后召见恭亲王奕䜣及大学士桂良、周祖培、贾桢、侍郎文祥等。这些大臣都是奕䜣党人。两宫太后边痛哭流涕,“缕述三奸欺藐之状”。《翁文恭公日记》记道:“闻周相国(周祖培)昨日召对时,两宫历数载垣、端华、肃顺三人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 这说明,依照与奕䜣商定的原计划,两宫首先发难,表明政治态度,矛头直指顾命八大臣,尤其为首的载垣、端华、肃顺等三人。

周祖培老谋深算,此时已得到奕䜣的“讽示”,心中有数,便直言奏道:“何不重治其罪?”

两宫明知故问道:“彼为赞襄王大臣,可径予治罪乎?”

周祖培立上一计:“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问。”

两宫心想,正合吾意,急答:“善。”

这时,两宫太后便拿出由醇郡王奕譞于九月十八日在热河拟就的谕旨,交给奕䜣,当众宣示,全文如下:“咸丰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谕王公百官等:上年海疆不靖,京师戒严,总由在事之王大臣等筹划乖方所致。载垣等复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以塞己责,以致失信各国。淀园被扰,我皇考巡幸热河,实圣心万不得已之苦衷也。嗣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等,将各国应办事宜妥为经理,都城内外安谧如常,皇考(咸丰帝)屡召王大臣议回銮之旨,而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总以外国情形反复,力排众论。皇考宵旰焦劳,更兼口外严寒,以致圣体违和,竟于本年七月十七日龙驭上宾。朕抢地呼天,五内如焚。追思载垣等从前蒙蔽之罪,非朕一人痛恨,实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极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系顾命之臣,故暂行宽免,以观后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见载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陈管见一折,内称请皇太后暂理朝政,嗣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和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特面谕载垣等,著照所请传旨。该王大臣奏对时,哓哓置辩,已无人臣之礼。拟旨时,又阳奉阴违,擅自改写,作为朕旨颁行,是诚何心?且载垣等每以不敢专擅为词,此非专擅之实迹乎?总因朕冲龄,皇太后不能深悉国事,任伊等欺蒙,能尽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负皇考深恩。朕若再事姑容,何以仰对在天之灵?又何以服天下共论?载垣、端华、肃顺,著即解任,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著退出军机处。派恭亲王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将伊等应得之咎,分别轻重,按律秉公具奏。至皇太后应如何垂帘之仪,著一并会议具奏。特谕。钦此。”

奕䜣(右)与奕譞合影

这道谕旨实为两层意思。

其一,是解除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为此,宣布了他们三大罪状:一是“筹划乖方”,失信各国,咸丰帝被迫巡幸热河;二是三奸交结,阻碍回銮,致使咸丰帝圣躬违和,龙驭上宾;三是阳奉阴违,擅改谕旨,反对垂帘。因此,将载垣、端华、肃顺解任,命景寿等五人退出军机处。

其二,是命奕䜣会议两宫太后如何垂帘。这里明确表态,董元醇奏折“内称请皇太后暂理朝政,嗣数年后朕能亲裁庶务,再行归政;又请于亲王中简派一二人,令其辅弼;又请在大臣中简派一二人,充朕师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和朕意。虽我朝向无皇太后垂帘之仪,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惟以国计民生为念,岂能拘守常例?此所谓事贵从权”。两宫太后借小皇帝载淳的上谕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谕旨已经明白宣布“虽我朝向无垂帘之仪”,但是“岂能拘守常例”?强调“事贵从权”,即要面对现实,事物贵在根据具体情况应对权变。规矩是人制定的,老祖宗没有这样做,不等于我慈禧不能做。

奕譞骑马像

谕旨是在八大臣不在场的情况下宣布的。刚宣读完,载垣、端华就闯入宫内。一见奕䜣等王大臣都在场,颇感意外,大声质问道:“外廷臣子,何得擅入?”奕䜣冷静地答道:“皇上有诏。”不明就里的载垣等人,竟然指责皇太后不应召见外臣。两宫太后极为愤怒,又命传下另一谕旨,将载垣等三人革职拿问。同时,又下了一道谕旨,将走在路上的肃顺革职拿问。肃顺被抓时大骂道:“悔不早治此贱婢!”奕譞把肃顺押回了宗人府。肃顺看到了载垣、端华,瞪大眼睛斥责道:“若早从吾言,何至有今日?”

载垣、端华、肃顺先后被逮,羁押宗人府,命悬一线。其对立面奕䜣、周祖培、赵光、潘祖荫等,私下集议,欲将其置于死地。但是碍于清朝祖制,往昔顾命大臣皆亲承皇命,地位崇隆,且顾命八大臣预政仅三月,错误实不明显,故一时难以下手。然而,政治斗争有时是并不讲理的。十月初五日,宗人府及内阁大学士、六部九卿科道等内阁集议,一时拿不定主意。此时,刑部尚书赵光抗论,以载垣等罪大恶极,应照大逆不道罪,凌迟处死。既然有人出头,之后意见一边倒,遂定议。意见奏上,略有更改,即日发下上谕,谕云:“辛酉(十月初五日),谕内阁: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等,定拟载垣等罪名,请将载垣、端华、肃顺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等因一折。载垣、端华、肃顺,朋比为奸,专擅跋扈,种种情形,均经明降谕旨,示之中外。至载垣、端华、肃顺,于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即以赞襄政务王大臣自居。实则我皇考弥留之际,但面谕载垣等,立朕为皇太子,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载垣等乃造作赞襄名目,诸事并不请旨,擅自主持。即两宫皇太后面谕之事,亦敢违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条奏皇太后垂帘等事宜,载垣等非独擅改谕旨,并于召对时,有伊等系赞襄朕躬,不能听命于皇太后,伊等请皇太后看折,亦系多余之语,当面咆哮,目无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亲王等不可召见,意存离间。此载垣、端华、肃顺之罪状也。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搆衅,此又肃顺之罪状也。一切罪状,均经皇太后面谕,议政王、军机大臣,逐款开列,传之会议王大臣等知悉。兹据王大臣等按律拟罪,请将载垣、端华、肃顺,凌迟处死。当即召见议政王奕䜣、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宝鋆、鸿胪寺少卿曹毓瑛、惠亲王、惇亲王奕誴、醇郡王奕譞、钟郡王奕 、孚郡王奕譓、睿亲王仁寿、大学士贾桢、周祖培、刑部尚书绵森,面询以载垣等罪名,有无一线可原。据该王大臣等佥称,载垣、端华、肃顺,跋扈不臣,均属罪大恶极,于国法无可宽宥,并无异辞。朕念载垣等均属宗支遽以身罹重罪,悉应弃市,能无泪下。惟载垣等,前后一切专擅跋扈情形,实属谋危社稷,是皆列祖列宗之罪人,非独欺陵朕躬为有罪也。在载垣等未尝不自恃为顾命大臣,纵使作恶多端,定邀宽宥。岂知赞襄政务,皇考并无此谕。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托之重,亦何以饬法纪而示万世。即照该王大臣等所拟,均即凌迟处死,实属情真罪当。惟国家本有议亲议罪之条,尚可量从末减,姑于量无可贷之中,免其肆市,载垣、端华著加恩赐令自尽。即派肃亲王华丰、刑部尚书绵森,迅即前往宗人府空室,传旨令其自尽。此为国体起见,非朕之有私于载垣、端华也。至肃顺之悖逆狂谬,较载垣等尤甚。亟应凌迟处死,以申国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所未忍,肃顺著加恩改为斩立决,即派睿亲王仁寿、刑部右侍郎载龄前往监视行刑,以为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寿身为国戚,缄默不言。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于载垣等窃夺政柄,不能力争,均属辜恩溺职。穆荫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节尤重。该王大臣等拟请将景寿、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革职,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均属咎有应得。惟以载垣等凶焰方张,受其嵌制,均有难与争衡之势,其不能振作,尚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著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

当天,依据上谕,载垣、端华自缢而死。肃顺也被押赴刑场。薛福成记道:“肃顺以科场、钞票两案,无辜受害者尤多。都人士闻将杀肃顺,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驰赴西市观之。肃顺身肥面白,以大丧故,白袍白靴,反接置牛车上。过骡马市大街,儿童欢呼曰:‘肃顺亦有今日乎!’或拾瓦砾泥土掷之。顷之,面目遂模糊不可辨云。将行刑,肃顺肆口大骂,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又不肯跪,刽子手以大铁柄敲之,乃跪下,盖两胫已折矣。遂斩之。”

载垣、端华、肃顺三人成为这次政变的牺牲品。

以事实观之,这乃是一场冤案。

上谕给出的罪名大抵有三,实属勉强。

罪名之一,造作赞襄名目。这是说,咸丰帝遗命顾命八大臣之事是子虚乌有的,是载垣等的“造作”。其实,历史事实是咸丰帝确实在弥留之际,遗命顾命八大臣赞襄政务。其一,宫中档案留有咸丰帝七月十六日上谕全文;其二,《清穆宗实录》也存有关于此次上谕的全部记录;其三,翁同龢等当事人的日记也有详细记载。上谕屈服皇权,抹杀史实,颠倒是非,信口雌黄,从而造成了一个冤案。

罪名之二,抗拒垂帘听政。载垣等抗拒垂帘之事是确实的,他们曾抵制慈禧欲行垂帘听政的意愿,曾代为拟旨曰:“我朝圣圣相承,向无皇太后垂帘听政之礼。朕以冲龄仰受皇考大行皇帝付托之重,御极之初,何敢更易祖宗旧制?”平心而论,这个代拟的上谕,是完全合乎清朝祖制的。清朝在顺治、康熙两朝,曾实行摄政,实行辅政,作为先是皇太后、后是太皇太后的庄妃,始终躲在幕后,而没有走到前台。咸丰、同治间的情形,与顺治、康熙朝大同小异,无大差别。两宫皇太后欲实行垂帘听政制,确实违背了祖制。载垣等抗旨不遵,有其道理。

罪名之三,礼节行为不检。上谕曰:“肃顺擅坐御位,于进内廷当差时,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行宫内御用器物。于传取应用物件,抗违不遵,并自请分见两宫皇太后,于召对时,词气之间,互有抑扬,意在搆衅。”这是指责肃顺行为不检,礼节不遵,触犯宫律,冒犯皇威。其实,这是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找碴儿。

总之,载垣等三人被指为“三奸”,实在冤枉。肃顺其人精明强干,识人善断,重用汉人,铁腕惩贪,有他成功的一面。但是同许多强势人物一样,他也刚愎自用,醉心重典,因此也得罪很多人。在这场政治斗争中,肃顺过于忠于咸丰皇帝,过于忠于清朝祖制,而轻视了孤儿寡母,轻视了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太后,从而犯下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意外地走上了断头台。这是肃顺们根本没有料到的。

“御前大臣景寿,著即革职,加恩仍留公爵并额驸品级,免其发遣。兵部尚书穆荫,著即革职,加恩改为发往军台效力赎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礼部右侍郎杜翰、太仆寺卿焦佑瀛,均即行革职,加恩免其发遣。”对这五人,基本是从宽处理的。

此外,又处分了礼部尚书陈孚恩、吏部右侍郎黄宗汉。陈孚恩与肃党关系密切,咸丰帝死后,在京满汉大臣中,只命陈孚恩一人赴热河行在奔丧。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不少陈孚恩亲笔书函,中有暗昧不明之语。可见,陈孚恩是肃顺一党的心腹。黄宗汉在咸丰帝召见时,力阻回銮,咸丰帝梓宫回京时,他又力阻,意在迎合载垣等。因此,谕旨将陈孚恩、黄宗汉革职,永不叙用。同时,查抄陈孚恩家产,将其发往新疆效力赎罪,并收回道光帝为陈孚恩的御书“清正良臣”匾额,收回咸丰帝为黄宗汉的御书“忠勤正直”的匾额。侍郎刘昆、侍郎成琦、太仆寺少卿德克津太、候补京堂富绩,因与载垣等往来密切,或由其保举为官,或拜认师生,因此均行革职。

此外,又处治了同肃顺交结较密的总管太监杜双奎、袁添喜、王喜庆三人及太监张保桂、刘二寿等。

此时北京的气氛相当紧张。与肃顺等有正当来往的王公大臣们,也感受到很大的压力。甚至连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譞,也连忙上一奏折,意在表明自己清白。十月二十一日,睿亲王仁寿和醇郡王奕譞等七位王大臣上一《奏前议郊祀配典并非附会载垣之意折》,说明他们前一奏折和现在奏折有矛盾之处,是受到陈孚恩的蒙蔽,并不是有意附会载垣。从中不难看出,当时查办之激烈,气氛之紧张,甚至连仁寿、奕譞这样的奕䜣党人,也要加以剖白了。当然这是他们多虑了。

事实上,两宫太后在谕旨中,一再申明要讲政策,不兴大狱。十月初七日,谕旨对载垣等三人所属诸臣说明:“何能与之绝无干涉,以后朕惟以宽大为心,不咎既往。尔诸臣亦毋许再以查办党援等事,纷纷陈奏,致启诘告诬陷之风。”十月十八日,在从重惩办太监杜双奎的谕旨上,再次申明:“此外,自毋庸再事诛求,以昭宽大。”

而最得人心之举是烧毁从肃顺家中查抄出的账目及书信。十月二十九日,谕旨第三次申明:“因思载垣、端华、肃顺权势熏灼,肃顺管理处所尤多。凡内外大小臣工赠答书函,均恐难以拒绝。当兹政令维新,务从宽大,自今以后,诸臣其各涤虑洗心,为国宣力。朕自当开诚相待,一秉大公,断不咎其既往,稍有猜疑。所有此次查抄肃顺家产内账目书信各件,著议政王、军机大臣,即在军机处公同监视焚毁,毋庸呈览,以示宽厚和平,礼待臣工至意。”

这一出人意料的举动产生了极好的反响,变人人自危为个个感恩。两宫太后,尤其是慈禧的政治家的风度可见一斑。

总之,这一大的政变,处理得十分圆满。原顾命八大臣,处死三人,处分五人;与其关系密切的处理了陈孚恩等六人;处分太监五人。总计受处分的仅十九人。这与肃顺办理之戊午科场案动辄处分牵连数百人,不可同日而语。

政变从发动到处理完毕,仅一个多月时间。时间之短促,也足令人吃惊。

《慈禧外纪》评道:“慈禧恢廓大度,出之以宽恕。训政之初,即定为首者之罪,其余一概不问,以免株连。因之,人人称颂,以得宽大美名。” 这是符合当时实际的。又说:“揣太后之意,苟己之目的达,地位固,则不妨示以宽容。即如载垣一案,太后深知载垣不得京中大员之助,决不能如此胆大。但太后虽明知同谋者多,苟非罪状大著,公然抗逆,则宁藏铁腕于剪绒手套之中,而不施行于外。因之遂得仁慈圣母之名。京中人民,尤称颂不已。太后性情,宽严并施,此等美称,实非溢誉也。”慈禧因处理得法,得到了朝野的称颂。她一箭双雕,既夺得了大权,又博得了美名。

这次政变,上下呼应之巧妙,舆论准备之完善,军力配合之恰切,行动掩盖之周密,爆发时间之准确,善后处理之明快,无不令观者瞠目结舌。1861年是辛酉年,这次政变,史称辛酉政变。这是慈禧太后一生中发动的三次成功的政变的第一次。这次政变,使那拉氏握取了中国最高的皇权,成就了第一次垂帘听政。 8jFEkXvJo446Bl5RI+vDYKRswOs/0h0CvOcS/WhIebp0fk77wH1hF7an/KUH8j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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