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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法联军的逼迫下，咸丰帝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七日发布上谕，谕曰：“谕内阁：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著撤去钦差大臣。恭亲王奕䜣，著授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
咸丰帝做好了北逃热河的准备，撤去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的钦差大臣职，命恭亲王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在北京留守，主持同英法联军议和事宜。于是，“己巳（八月八日），上诣安佑宫行礼。以秋狝木兰，自圆明园启銮，皇长子随驾”。
这就是说，咸丰帝于咸丰十年（1860）八月初八日，以木兰秋狝为名，北逃热河（今承德市）。庚午，即八月九日，咸丰帝在逃跑途中，仓促任命了留守京城的办事机构。谕曰：“谕内阁：留京办事大臣，著派豫亲王义道，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义道、全庆著仍在禁城，周祖培著仍在外城，桂良著仍在外城。”
留京的还有唯一的一位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就这样，在北京便形成了以奕䜣为首的包括义道、桂良、周祖培、全庆和文祥等王大臣在内的北京集团的雏形。
而热河集团是咸丰帝北狩热河带走的部分王大臣，主要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等。
两个集团在咸丰帝回銮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咸丰帝一行，路上且走且停，走了八天，于八月十六日抵达热河行宫。热河的避暑山庄虽然风景如画，但终不如京城舒适惬意。咸丰帝初到热河时，是想尽快回銮的。但时间一久，他却不急着回銮北京了。
避暑山庄图
因为避暑山庄是皇帝的一个大好去处，尤其是身受内忧外患双重煎熬的咸丰帝的一个最佳避难所。这里有明净的湖水、绮丽的山色、精致的殿阁、可人的嫔妃。咸丰帝乐在其中，忘却了世间的烦嚣。他视北京为畏途，一再推迟回銮的日期。在这里，他仍然过着青年皇帝不懂节制的放荡生活。肃顺们不仅不加劝阻，且窥其所好，百般迎合，以阻止咸丰帝还京。
咸丰帝身体本来羸弱，加之京城失守，北逃热河，心情更加郁闷。虽千方百计寻欢作乐，也解不了心头的烦恼，且病情愈来愈重。
面对此情此景，最焦躁的是懿贵妃。她不满肃顺们在热河的所作所为。
肃顺与懿贵妃的矛盾冲突自何时始，大约是在热河行在时。
端庄的慈禧
有一种记载，是说由于宫份的减少引起了懿贵妃的不满。膳档记到，九月以后，各地进呈到热河行宫的鹿肉、黄羊、熏肉及卤虾等，咸丰帝在分赏时，都有皇后的份，却经常不给懿贵妃。个中原因，不好猜测，但是，肃顺掌管此事，懿贵妃因而迁怒于他是可以想见的。
其实，最使懿贵妃不满的是咸丰帝曾想对她行钩弋故事。所谓钩弋故事，就是汉武帝幽闭钩弋夫人的事。钩弋夫人，汉代河间人，姓赵，汉武帝的妃子，封号婕妤，史称赵婕妤。因居住在钩弋宫，被称为钩弋夫人。钩弋夫人因生子颇受宠爱，汉武帝欲将其子立为太子，然而害怕将来主少母壮，母后干预朝政，因此借故将她幽禁，钩弋夫人后来死于云阳宫。汉武帝立她的儿子为太子，就是后来的汉昭帝。钩弋故事的中心意思是杀母而留其子。
据说，咸丰帝曾想对懿贵妃实行钩弋故事。
《清稗类钞》记道：“（懿贵妃）有机智，遇事辄先意承旨，深嬖之。未几，生穆宗（同治帝），进封为妃。迨贵，渐怙宠而肆骄，久之，不能制。适粤寇难发，文宗（咸丰帝）忧勤国是，丛脞万端，乃得以弄权宫掖。文宗浸知之，渐恶其为人。肃顺者，才略声华为宗室冠，文宗素倚重之。孝钦（懿贵妃）知文宗且疏己，隐冀得肃以自援，而肃则以谂知后之往事，良轻后（懿贵妃），后因是衔肃。一日，文宗于宫沼为春日泛舟之戏，后（懿贵妃）自陈寓南方久，习操舟技，乃亲理篙楫以侍。讵文宗立未定，而后篙遽下舟为之侧，文宗颠堕水，创其足，文宗乃深憾后。会又有间后者，以那拉将覆满洲诅咒之说进。文宗乃拟致之死，尝谓肃曰：‘朕不日将效汉武帝之于钩弋夫人故事，卿谓何如？’肃（肃顺）禁齘（
xiè
，牙齿相磨。禁齘，闭紧嘴），不敢置一词。后（懿贵妃）闻之，愈衔肃（肃顺）。”
这一段写了四层意思：
其一，是说咸丰帝由宠爱到厌恶懿贵妃的原因，主要是因她“弄权宫掖”。
其二，是说懿贵妃想笼络肃顺，但肃顺很轻视她，于是他们之间结下了冤仇。
其三，是说咸丰帝因懿贵妃操舟落水而怀恨在心，并萌生效钩弋故事的想法。
其四，是说咸丰帝把此想法同肃顺商量，肃顺十分恐惧，闭紧嘴，不敢多说一句话，以免招祸。但是，此事传到懿贵妃的耳朵里，懿贵妃更加仇恨肃顺了。
《十叶野闻》记道：“帝晚年颇不满意于慈禧，以其轻佻奸诈，将来必以母后擅政，破坏祖制。平时从容与肃顺密谋，欲以钩弋夫人待之。醇王夫妻以身家力争，得不死，然慈禧固已微侦肃顺之倾己矣。”
这里是说，咸丰帝同肃顺密谋，要对懿贵妃施行钩弋夫人故事。醇亲王奕譞及其福晋亲自干预此事，以身家力争，懿贵妃才得以不死。但懿贵妃已经觉察到肃顺要排斥自己，引起了她的警惕。醇亲王奕譞是咸丰帝七弟，醇亲王奕譞的夫人则是懿贵妃之妹。因此，他们才关心此事，也才能说上话。
以上出自野史的记载，有真有伪，但效法钩弋故事一说，似应视为信史。
这一说法，为文艺家们留下了艺术创作的空间。
肃顺（1816—1861），字雨亭，满洲镶蓝旗人，爱新觉罗氏，郑亲王乌尔泰阿第六子。道光十六年（1836）授三等辅国将军，委散秩大臣。后任前引大臣、署銮仪卫銮仪使，奉宸苑卿。官职低微，不为所重。
咸丰初年，怡亲王载垣与肃顺异母兄郑亲王端华，升迁宗人府宗正，领侍卫内大臣，遂荐举肃顺“入内廷供奉”，从此发迹。擢内阁学士，兼蒙古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肃顺“善于迎合上旨”，常常和咸丰帝谈论天下大事，直抒匡见，“言无不尽”，表现出机敏多谋、敢于任事的才能，得到咸丰帝的赏识。咸丰四年（1854），授御前侍卫，迁工部左侍郎，调正蓝旗满洲副都统，礼部左侍郎。咸丰七年（1857），历署正红旗汉军都统、兵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充阅卷大臣，赐紫禁城骑马。咸丰八年（1858），调任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咸丰九年（1859），署正白旗领侍卫内大臣，命在御前大臣上学习行走。咸丰十年（1860），授御前大臣，署领侍卫内大臣、内务府大臣，命以户部尚书、协办大学士。
肃顺逐渐成为清廷统治中枢的核心人物。
清朝的内阁设大学士满、汉各两人，正一品，兼殿阁及六部尚书衔。殿有三个：保和殿、文华殿、武英殿；阁有三个：体仁阁、文渊阁、东阁。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都从尚书本衔，从一品。一般以大学士和协办大学士为“拜相”，是文臣最高的官位。公私礼节上，都以“中堂”称呼。但本身没有实际职务，如果不是在外兼任总督，在内兼任部务，就等于空的荣典。肃顺就是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地位崇隆。
肃顺出身于皇族宗室，但他十分轻视那些庸庸碌碌的满族亲贵，认为“满人胡涂不通，不能为国家出力，惟知要钱耳”。他刻意结纳名流，延揽人才，对一些汉族文人极为谦恭。是时湖南名士王闿运、高心夔、李寿榕等人与肃顺关系甚密，他们“日夕参与肃邸密谋”，议论时局，裁量人物，通报信息，有“肃门五君子”之称。同时，肃顺举荐陈孚恩、匡源、焦佑瀛、黄宗汉等汉族官僚参与政要，培植起一批以汉员为主的亲信势力。他主张任用有能力的汉人。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势很猛，肃顺建议破格任用曾国藩为两江总督，得到咸丰帝的旨准。
当时的官场是吏治腐败，贿赂公行。肃顺很想整饬吏治，以挽颓风。
此时，恰逢戊午科场案，肃顺便大显身手，加以整治。这个案件是和军机大臣、文渊阁大学士柏葰紧密相关的。咸丰八年（1858）八月，军机大臣柏葰任奉天乡试正考官。十月授文渊阁大学士。这时，戊午科场案发，柏葰被革职查办。原来戊午科场发榜，有一个戏子平龄竟然中试第七名，舆论哗然，都认为其中必然有鬼。咸丰帝命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怡亲王载垣、吏部尚书陈孚恩等查办。经查，柏葰的家人靳祥营私舞弊，调换考卷。而柏葰年老，过于相信这个家人。案情明朗，就将柏葰交刑部监禁。柏葰是一位资深正直的老臣，多年任军机大臣。随着肃顺、载垣、端华权势的增加，军机大臣对他们只能拱手听命。唯柏葰“不甚迁就”，与肃顺等人不和。肃顺等人欲借此事，“兴大狱以树威”。
咸丰帝认为柏葰有“失察”之罪，当受免职处分，不想穷究。而肃顺等人则认为，“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力劝咸丰帝将柏葰正法。咸丰帝认为“情虽可原，法难宽宥，乃如所请”，将柏葰等正副考官一同问斩。其余有关人员或放或杀，也受到了严厉惩治。此案，将大学士柏葰处以极刑，显然过重，这里包含了政治斗争的因素。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戊午科场案。
咸丰九年（1859），肃顺派员核对宝钞处“五宇”欠款，与官钱总局所立存档不符。“五宇”字官号和“乾”字官号，都是经管收发兵饷等款项的宝钞处。现在发现了“五宇”字官号的问题，肃顺奏请查办。结果查出“五宇”官号司员蒙混欺诈，侵吞巨款。经肃顺奏请，将台斐音、王正谊等撤职，商人张兆麟等革职严讯，“一时司员、商户等被抄没者数十家”，并请严究失察之户部各堂官。此案“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这样的大狱有可能牵连一些清白者。
以上两个大案的究治，雷厉风行，震动全国。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遏制腐败、稳定政局的作用，肃顺等人也由此成为了咸丰帝的身边重臣。当然，肃顺等三人办案，也有排斥异己、震慑政敌的意图。同时，和许多有能力的人一样，肃顺也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因此，肃顺等也必然树敌过多，这就为他们的政治前途埋下了隐患。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肃顺等人极力主张咸丰帝北逃热河。而奕䜣、文祥则坚决反对，“有云先杀肃顺而后去者”，但最终咸丰帝还是北逃热河了。
逃到热河避暑山庄的咸丰帝对时局一筹莫展，变本加厉地纵情声色。咸丰帝命恭亲王奕䜣留守北京，让他同诸列强谈判，以便得到诸列强的谅解，好班师回京。
但是，三十一岁的咸丰帝，由于不加节制，病情愈益加重了。一年间，诸病缠身，每况愈下，迫使他不得不考虑皇权的交接问题。他思忖着，皇后慈安方二十六岁，懿贵妃仅二十八岁，皇子才六岁。如他一旦离去，留下的便是势孤力单的孤儿寡母。咸丰帝必须设想一个万全之策，以使皇权不致旁落。
结合历史经验，经过冥思苦想，他首先设计了一个庞大的顾问班子。
咸丰帝追溯到了幼年即位的先祖，只有六岁的顺治帝福临和八岁的康熙帝玄烨。他总结历史教训，感到顾问班子两人不行，太少。五十二岁的皇太极龙驭上宾后，其第九子六岁的福临即位，辅政大臣为睿亲王多尔衮和同姓的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是皇太极第十四弟，即是福临的叔父。郑亲王济尔哈朗是努尔哈赤三弟舒尔哈齐第六子，是皇太极的叔伯兄弟，即是福临的叔伯叔父。后来，多尔衮排挤了济尔哈朗，攫取了皇权。这就是说，两人不行，太少，如其中一人图谋不轨，排挤另一人，极易造成皇权由该人独揽。
那么，四人行不行呢？也不行。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福临患天花死，八岁的玄烨登基。其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和玄烨一起主政。孝庄太皇太后由于前车之鉴，第一不敢用同姓王，第二不敢用叔辈王，而特意任命了异姓四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参与辅政。但经三下五除二，大权还是被狂妄专恣的鳌拜独揽。只是后来工于心计的康熙帝玄烨在韬光养晦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支持下，智擒了专横跋扈的鳌拜，才使皇权归一。可见，四人也是不行的。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西暖阁
鉴于此，咸丰帝考虑索性设立一个八人的庞大的顾问班子，以使他们互相牵制，免得大权旁落。顾命大臣如此之多，这也是咸丰帝的一个创举。
于是，他在临死前口授遗嘱，任命了八位顾命大臣“赞襄政务”。
《清文宗实录》记载：“（咸丰十一年七月辛丑）上不豫，皇长子朝夕侍侧，上仍治事如常。壬寅（十六日）子刻，上疾大渐。召宗人府宗正、御前大臣、军机大臣，承写朱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癸卯（十七日）寅刻，上崩于避暑山庄行殿寝宫。”
这是说，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六日，病危的咸丰帝发下谕旨，命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其实，咸丰帝此时发下两道谕旨。
第一道谕旨。《军机处上谕档》记道：“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谕：皇长子御名（载淳），著立为皇太子。特谕。”
此道上谕之后附注如下：“本日子刻，大人们同内廷王、御前大臣一起寝宫召见，面谕并辅政一道，写朱谕述旨后发下，即刻发钞。”这是以备皇长子载淳继承皇位。
第二道谕旨。《军机处上谕档》记道：“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六日，奉朱笔：‘皇长子御名（载淳）现立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特谕。’”
此外，在《随手登记档》里也写得很清楚。在七月十六日立皇太子和派八大臣辅政两道谕旨后，该档记道：“本日子初三刻，寝宫召见共一起。御前大臣载垣、景寿、肃顺，内廷王端华，军机大臣穆、匡、杜、焦。面奉谕旨，写朱谕递上。发下，当即发钞。”
《军机处上谕档》的附注和《随手登记档》的记录是一致的。咸丰帝在病危之时，头脑清楚，传谕明白，只是不能拿笔了。但大臣们根据他的口授写了谕旨，经他本人过目后，才发了下来。两道谕旨无疑是咸丰帝本人意志的体现，并不是八位大臣的矫作。
顾命八大臣是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户部尚书肃顺、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他们的实际首领是户部尚书肃顺。由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
七月十七日寅初（夜间三时许），咸丰帝仍“传冰糖煨燕窝”。但不久即撒手西归了。
咸丰帝将皇位交给了皇长子载淳，并特派八大臣辅政。而只是如此，咸丰帝感到仍不可靠，必须给予皇后和皇贵妃以特别的权力，也使她们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保，并借以保护皇子。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赞襄政务王大臣交给内阁一片，公布了一个重要内容，文称：“本日，本王、大臣等批旨缮递后，皇太后、皇上钤用图章。上系‘御赏’二字，下系‘同道堂’三字，以为符信。希贵衙门于发钞后，敬谨收存，按月恭缴本处。此交。”
符信就是凭证。两方印代替了皇帝的朱笔。谕旨上下只要加盖了两方玉玺，谕旨就是皇帝本人意志的体现。
因此，赐给皇后一方“御赏”印；赐给小皇帝一方“同道堂”印，“同道堂”印由懿贵妃掌管。并申明，凡谕旨，起首处盖“御赏”印，即印起；结尾处盖“同道堂”印，即印讫。只有盖了这两方印鉴，谕旨方才生效。这两方印鉴非同小可，它是皇权的象征。
御赏、同道堂印
御赏、同道堂印
《热河密札》第十二札记道：“两印均大行皇帝所赐，母后用‘御赏’印，印起；上用‘同道堂’印，印讫。凡应用朱笔者，用此代之，述旨亦均用之，以杜弊端。”皇帝刚死，停棺待葬，叫大行皇帝，也叫大行。《清后外传》记道：“文宗临崩，以印章二赐孝贞后及帝。后曰御赏，帝曰同道堂。凡发谕旨，分钤起讫处。”“同道堂印后由孝钦后执用，想因穆宗年幼，故孝钦代钤。母后圣母，两宫分负其责焉。”
咸丰帝赐给皇后和幼帝的两方印是有深意的。他遗命八位王大臣辅弼幼主，而不是一两位，一方面，说明他考虑到了不使权力集中于一两人之手，造成王大臣大权独揽的局面。因为人多，八位王大臣可以互相牵制。另一方面，为使八大臣一心扶持幼主，又赏给了皇后和幼帝两方印，代替朱笔，不钤印的谕旨不生效。这就授予了皇太后与幼帝某种程度的否决权。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十七日寅刻，咸丰帝在热河避暑山庄的烟波致爽殿，撒手人寰。“文宗升遐，上稽颡大恸，擗踊无算。扈从诸臣，尊奉谕旨，请上即正尊位。上号啕仆地，良久方起。”匆促间，六岁的幼帝载淳即位，是为同治帝。
咸丰帝病逝后，立刻颁布遗诏。遗诏进一步强调了皇位的嬗递与大臣的辅弼，都是咸丰帝钦定的，是合法的。《清穆宗实录》记载，上谕曰：“谕内阁：朕受皇考大行皇帝鞠育顾复深恩，昊天罔极。圣寿甫逾三旬，朕宫廷侍奉，正幸爱日方长，期颐可卜。上年夏间，偶患痰嗽，旋即调摄就痊。秋间巡幸滦阳，圣体康强犹昔。乃因各省寇氛未靖，宵旰焦劳。至本年春间，风寒感发旧疾。六月间复患暑泄，以致元气渐亏。本月十六日子刻，力疾召见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佑瀛，特命承写朱谕，立朕为皇太子。朕痛哭受命，哀迫战兢。方冀慈躬转危为安，常承恩诲。讵意亲奉顾命后，病势增剧，遂至大渐。十七日寅刻，龙驭上宾。抢地呼天，攀号莫及。敬思皇考御宇十有一年，惕厉忧勤，万几鲜暇。无日不以敬天法祖、勤政爱民为急务。蠲缓赋税，简拔人材，国计民生，时廑圣虑。凡有血气者，其悲哀感恋，罔不出于至诚。朕之泣血椎心，尚忍言乎？惟念付托至重，责在藐躬。尚赖内外文武大小臣工，共矢公忠，弼予郅治。其带兵大员，尤须严申军律，迅殄贼氛。各直省督抚，亦应抚辑斯民，以仰慰我皇考在天之灵，朕实有厚望焉。”
避暑山庄烟波致爽殿
七月十八日，内阁奉上谕，皇后钮祜禄氏和懿贵妃那拉氏被尊为皇太后。钮祜禄氏为母后皇太后，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清穆宗实录》记道：“甲辰（七月十八日），谕内阁：朕缵承大统，母后皇后（钮祜禄氏）应尊为皇太后。圣母（懿贵妃那拉氏）应尊为皇太后。所有应行典礼，该衙门敬谨查例具奏。”
自此，皇后钮祜禄氏称为母后皇太后，懿贵妃那拉氏称为圣母皇太后，通称两宫皇太后，或两宫太后。两宫太后，尤其是圣母太后那拉氏，对幼帝掌政、八臣赞襄的权力格局，很不满意。她们感到皇权没有真正掌握在她们的手中。孤儿寡母，势孤力单。两宫太后试图争回皇权。
咸丰帝设计的权力分配格局，不是急切仓促之举，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两位皇太后和幼帝为一方，八位王大臣为一方，不突出任何一方，缺任何一方又不可。这既不是垂帘，又不是辅政，而是“垂帘辅政，兼而有之”，这就是咸丰帝所设计的政治格局。其特点是多方牵制。其指导思想是权力制衡。《清史稿》说“辅弼充位，悉出庙算”是有道理的。《剑桥中国晚清史》评道：“但并不是把权力全部授予他们。由于他们只受权赞襄，所以不能合法地启用通常代替朱批的御玺。他们不得不求助于两位皇太后固有的权力。因为母后的地位能够合法地代表幼主使用御玺。”这个分析是中肯的。
咸丰帝自以为谋算得天衣无缝，不会出什么问题，他可以放心地走了。但还是出了问题，而且出了大问题。
问题出在八位王大臣欲想皇权独揽上，即独霸皇权。而他们的企图是从谕旨事件暴露出来的。百密一疏。咸丰帝设想得再周全，还是有漏洞。谕旨的事情，他就没有交代明白。关于谕旨的拟定、呈览、修改、颁发等，他没有说过一句话。
两宫皇太后与顾命八大臣之间的矛盾，很快便暴露无遗。两宫皇太后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召见顾命八大臣，商议有关谕旨颁发、疏章上奏和官吏任免等重要事项都应该如何处理。八位王大臣以为有机可乘。
他们乘机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其实是向两宫皇太后叫板。他们狂妄地提出：“谕旨由大臣拟定，太后但钤印，弗得改易，章疏不呈内览。”这就是说，一是臣下的奏章一律不进呈皇太后阅看；二是皇帝的谕旨由王大臣拟定；三是皇太后只管钤印，没有权力更改谕旨的内容。如若照此办理，两宫皇太后只不过是个木偶式的盖章工具而已。这样明目张胆地暴露自己的心迹，说明他们根本没把这孤儿寡母放在眼里。他们以为，年轻的寡妇和幼稚的小儿不会有什么能耐，只能任其摆布，俯首就擒。其实，他们犯了一个战略性的错误，那就是完全低估了绝顶聪明的慈禧，虽然她只有二十七岁。
慈禧哪肯善罢甘休。她当然要予以反击。谕旨是皇权的重要象征。谁控握了谕旨的颁布权，谁就拥有了最高的皇权。这一点，双方心里都十分清楚。两宫皇太后坚决驳回了他们的奏章。“后（两宫皇太后）持不可”，原则问题，皇太后寸步不让。并明确提出，关于谕旨，她们有授意权、审阅权、修改权、钤印权和否决权，即她们拥有皇帝的一切权力。她们给予八位顾命大臣以坚决的反击，断然地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牌。这是一个不可退让的原则问题。双方僵持不下，“议四日”，足足争执了四天。
最后，王大臣终于让步，两宫皇太后取得了第一个回合的胜利。
避暑山庄浮片玉戏台
王大臣完全同意了皇太后的要求。决定大臣的奏章呈皇太后阅看，谕旨由八大臣拟定后呈皇太后审看，如果同意便上下各用一印，应该皇帝朱批的地方也以御玺代之。御玺存皇太后处。至于官吏的任命，则各省督抚等重要职位，由八大臣拟名，请两宫皇太后裁决。其他较次要官吏的任命，则采取掣签法。
这第一回合的交手，两宫皇太后占了上风，实际是西太后占了上风。因东太后权力欲不强，不过她们当时是联合在一起的。这一争论，给她们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八位顾命大臣是她们母子掌握皇权的极大障碍。她们也看透了顾命八大臣觊觎皇权的野心。这就促使两宫皇太后产生了一个想法，有朝一日一定要除掉他们。
两宫皇太后，尤其是西太后，对于顾命八大臣在咸丰帝生前就充满了嫉恨。对于顾命八大臣的实际首领肃顺，更是恨之入骨。肃顺的权力，炙手可热。他和载垣、端华“三奸盘结，同干大政”。咸丰帝一死，他们拉拢其他五大臣，结成死党，面对孤儿寡母，更是势焰熏天了。
然而，天下并未太平，政局亦未稳定。懿贵妃和恭亲王奕䜣没有沉默，他们在紧张地动作着。
青年奕䜣像
在热河行在，两宫皇太后处在顾命八大臣的包围之中，她们感到岌岌可危。为此，两宫皇太后议定，要冲破包围，寻求帮助。她们想到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
奕䜣（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奕
的异母弟，自号乐道堂主人。道光帝有九子，第四子是奕
，第五子是奕誴（过继给惇亲王绵恺），第六子是奕䜣，第七子是奕譞。
奕䜣与奕
自幼同在上书房读书。奕䜣喜欢习武，曾自制枪法二十八式，刀法十八式。道光帝看着高兴，就给它们命名，枪法曰“棣华协力”，刀法曰“宝锷宣威”。并赐给奕䜣一把白虹刀，以资鼓励。这表明了道光帝对奕䜣的喜爱。
道光帝在传位给第四子奕
还是第六子奕䜣的问题上，曾颇费踌躇。经过深思熟虑，道光帝秘密立储时，在秘密谲匣中，写了两份遗嘱，即一匣二谕。把皇位传给了第四子奕
，同时任命第六子奕䜣为恭亲王。一匣二谕，这是清朝自雍正帝实行秘密建储制度以来绝无仅有的一例。同时，在遗嘱中任命一子为亲王，也是空前绝后的。对奕䜣的这一任命，流露出道光帝对奕䜣的特殊情感。
咸丰帝起初对奕䜣是重用的。即位后，便宣布奕䜣为恭亲王。咸丰三年（1853）九月，命奕䜣署理领侍卫内大臣，参与京城巡防事宜。十月，命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咸丰四年（1854），任为领班军机大臣。迭授都统、右宗正、宗令。咸丰五年（1855）四月，命奕䜣总理行营事务，直至全歼北伐太平军。奕䜣因而得到优叙。
但好景不长。是年七月，奕䜣的生母孝静皇贵太妃病重。孝静对咸丰帝奕
有十几年的鞠育之恩。左右权衡，奕䜣冒昧请求咸丰帝晋封孝静为皇太后。这个奏章惹恼了咸丰帝，认为奕䜣“礼仪疏略”，就下令免去奕䜣军机大臣、宗令、都统职事，仍在内廷行走，重回上书房读书。这是咸丰帝对奕䜣的严惩。
咸丰七年（1857）五月，奕䜣复授都统。
咸丰九年（1859）四月，奕䜣加授内大臣。
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再次大举入侵。咸丰帝逃往热河，召回谈判不力的怡亲王载垣、尚书穆荫，命奕䜣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形势急转直下，英法纵兵焚烧圆明园，京师陷落。奕䜣不得不与英法签订了和约，即中英、中法《北京条约》。随后又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奕䜣奏请议处，咸丰帝发下上谕：“恭亲王办理抚局，本属不易。朕深谅苦衷，毋庸议处。”表示对奕䜣的理解。
但是，北京便形成了以奕䜣为首的北京集团，这里包括大学士桂良，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周祖培，吏部尚书全庆和军机大臣、户部左侍郎文祥。
十二月，鉴于外事频繁，奏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这是办理一切涉外事务的总机关，是与世界接轨的具有近代性质的外事机构。咸丰帝采纳了奕䜣的建议，并任命奕䜣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奕䜣在办理和局的过程中，得到外国人的好感，认为可以说得通。但却引起了远在热河的肃顺、载垣、端华等重臣的嫉恨，由此加深了咸丰帝对奕䜣的猜忌。
北京方面关于咸丰帝病重或驾崩的谣言，在朝野上下无限制地扩散着。同时又产生了另一个很能蛊惑人心的谣言：英法联军认为咸丰帝不守信用，企图用同他们接触较多的恭亲王奕䜣代替咸丰帝。这个谣言不会不传到咸丰帝的耳朵里，肃顺们也不会不借机狠进谗言。这样，本有嫌隙的奕
、奕䜣两兄弟之间的隔膜就愈益加深了。为了打破肃顺集团对咸丰帝的包围，奕䜣屡次奏请亲赴热河行在。但此时的咸丰帝对奕䜣已经抱有很深的成见，不想见他。就这样，直至咸丰帝病逝，奕䜣也没能踏足热河行在。
咸丰帝的遗诏，使京城内外、朝野上下，大吃一惊。他们没有想到，在顾命八大臣之中，竟然没有恭亲王奕䜣。顾命八大臣中，任何人的血缘关系也没有奕䜣和咸丰帝这么近。奕䜣身肩重任，与洋人谈判，却被排斥在权力中心之外，真是匪夷所思。这样的遗诏，简直不可思议。更有甚者，肃顺集团又借助幼帝载淳的名义发下上谕，命奕䜣等“在京办理一切事宜，毋庸前赴行在”。连恭理丧仪也把奕䜣排斥在最高领导层之外，既借以贬低奕䜣的政治威信，并割断奕䜣同两宫皇太后的联系，以便从中控制。
恭亲王奕䜣并没有因为自己被排斥在顾命八大臣之外而灰心丧气，他在密切注视着热河行在的蛛丝马迹。
恰在此时，两宫皇太后把目光投向了远在北京的恭亲王奕䜣。她们知道，如想搞垮危及自家皇权的肃顺集团，必须依靠恭亲王奕䜣。
两宫皇太后深知，恭亲王奕䜣是她们唯一的依靠。她们决定，召见恭亲王奕䜣。
顺便说说宗室和觉罗。
关于宗室。清制，奉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大宗。只有努尔哈赤的父亲、显祖塔克世的直系子孙，才能称宗室。宗室以系金黄带子为标志，俗称“黄带子”。
关于觉罗。清制，塔克世之父觉昌安兄弟六人，俗称六祖。他们的子孙，除宗室外，均称觉罗。觉罗以系红带子为标志，俗称“红带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