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栽大木柱长天”

1915年，毛泽东进入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杨昌济也来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教书，担任修身、教育和伦理学等课程。毛泽东和他的挚友蔡和森、陈昌、张昆弟等人，当时在思想、治学、生活和为人处世各方面，受杨昌济的影响很大。毛泽东曾说过：“对我印象最深的教员是杨昌济，一位从英国回来的留学生；他的生活后来和我有了极密切的关系。他教授伦理学，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有高尚道德性格的人。他很坚强地信仰他的伦理学，努力灌输一种做公正的、正义的而有益于社会的人的志愿给他的学生们。”

杨昌济号怀中，世居长沙东乡板仓，所以当时亦被称为板仓先生。他自幼喜读程、朱（程颢、程颐、朱熹）之学，留学日本和英国九年。他与当时一般争学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科的留学生不同，在国外专心研究教育和哲学，探求做人的道理。归国时正逢辛亥革命，谭延恺想罗致他做官，当教育司长，他没有应允。他选择了一个冷清的位置，做一个师范教员。他想从教育着手，为国家培植人才。他在第一师范教书六年，1918年应聘北京大学任理论学教授。

第一师范学校的进步青年都团结在杨昌济的周围。大家对他心悦诚服，在教室里听讲非常用心；下课后，毛泽东等更常到“板仓杨寓”去聆教治学、做人方法，或求改正笔记，或谈论天下大事。杨先生非常喜欢这一批青年，特别是毛泽东和蔡和森。

杨昌济提倡人人要有独立奋斗的精神，即使父子兄弟之间也不可互相倚赖。他对于新思想的介绍是不遗余力的。《新青年》出版之后，他就订了几份，分送给毛泽东等人（各班的优秀学生），他自己为《新青年》撰文，并且介绍毛泽东的文章给该刊发表。

杨先生最反对做官，反对混世。他经常劝告学生要有远大理想，要精通一门学问艺业，认真做事，服务社会，不为个人打算。他常说：“破坏习惯我，实现理想我。”他讲“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时，就对学生们这样说：“意志之强者，对于己身，则能抑制情欲之横恣；对于社会，则能抵制权势之压迫。道德者克己之连续，人生者不断之竞争。有不可夺之志，则无不成矣。”

杨昌济讲修身时说：“吾无过人者，惟于坚忍二字颇为著力，常以久制胜；他人以数年为之者，吾以数十年为之，不患其不有成就也。”“余尝谓天才高者，其成就或反不如天才较低者之大，要视其坚忍之力如何耳。”并且举达尔文创进化论、斯宾塞尔著《道德原理》、司马光著《资治通鉴》都是用了一二十年的工夫为例，来说明毅力的重要。

关于办事方面，他主张：“凡办一事，须以全副精力注之，始能有成功，而不致失败。人之精力有限，故任事不可过多；任事过多，则神散而力分，必至事事均办不好。”“凡人欲在社会建功立业者，宜深谋远虑，动之万全，不可孤行己意，不顾利害。”“凡办事有一定的顺序，吾人当按顺序徐徐办去，终有成功之时。不可欲速，欲速则反迟矣。”他举例说：“王安石变法之失败，是由于事先缺乏宣传，而孤行己意；谭嗣同谋慈禧之失败，是由于没有做到深谋。”

杨昌济在黑板上写下一副对联鼓励同学们：

强避桃源作太古，

欲栽大木柱长天。

杨先生最看重毛泽东和蔡和森。他说：“我有两个好学生，一个叫毛泽东，一个叫蔡和森，如果好好培养，将来一定是国家的栋梁。”

毛泽东和蔡和森两人组织另外六位进步同学（其中有邓中夏），每个星期日到杨昌济家中来听讲学，中午就在杨先生家中吃饭，下午才回家。毛泽东从1913年到1918年的五年中，每个星期日都来，从未间断。

杨昌济1918年离开长沙，去北京大学教书。这年，25岁的毛泽东也从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了。他也来到了北京。

就是在此期间，毛泽东和杨昌济先生的女儿杨开慧相识而相爱了。这与章士钊的从中撮合分不开。

章士钊（1881—1973），湖南长沙人，字行严，笔名黄中黄、秋桐等。他清末任上海《苏报》主笔；辛亥革命后，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农业学校校长，广东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1924年任段祺瑞执政府司法总长。

章士钊是近代著名政治和社会活动家、教育家、法学家。他一生阅历丰富，学识渊博，经历奇特，有过不少“独一无二”的创举。

章士钊第一个称孙文为“孙中山”。孙中山名文，号逸仙，辛亥革命前在日本曾化名“中山樵”。1903年，章士钊为了宣传孙中山，翻译编写了一本《大革命家孙逸仙》的小册子，书中他取“中山樵”化名中的“中山”（日本姓氏）二字，缀以孙先生之姓，称之为“孙中山”。从此孙中山的英名尽为人知，孙先生对此也表示认可。

1912年，章士钊自上海初抵北京，在老友杨度的带领下前往“公府”见到了赏识自己的大总统袁世凯。袁世凯让章士钊住进了自己在府外的家里。1913年3月20日晚，章士钊正在总统家里与袁世凯共进晚餐时，他在日本的旧友、国民党的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遭暗杀的电报传来。袁世凯正是暗杀的主谋，便拿着电报叹道：“遁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章士钊听出了话外音，第二天即逃往上海。在上海的家中，他宴请了孙中山等人，鼎力促成各方共同讨袁。数月后，南方各省讨袁军的檄文即出自章士钊之笔。

章士钊又是中国政府首脑采用“执政”名称的首倡者。1924年，段祺瑞出掌北洋政府，延请章士钊入阁任教育总长。章即建议段不称总理而称“执政”，被段祺瑞采纳。

早在南京陆师学堂当学生时，章士钊就认识了皖籍志士陈仲甫，第二年他又与陈在上海饿着肚子办报。他和陈不但不出门，连头也不洗，衣也不换了。终于有一天早晨，见到陈的衣服上星星一样繁多的虱子后，他忍不住惊呼起来！后来，他俩又一道在日本参与革命活动，而仲甫先生正是在他的《甲寅》上刊发文章时，首次启用了“独秀”的笔名。

章士钊与李大钊的相识也是以文会友。《甲寅》曾收到一篇论文，章士钊读后，“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察其自署，则赫然李守常也。”欧公，即宋代大家欧阳修。章士钊便写信请这位守常来见。从此，两人成了“从无间断”的好朋友。回国后，他把年轻的李大钊介绍到《晨报》当编辑和到北大当图书馆主任。章士钊的夫人吴弱男是李大钊女儿的干妈，而李大钊则是他儿子们的课外老师。

李大钊接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后，章士钊又将同窗好友杨昌济介绍来北大教伦理学，而杨昌济又把毛泽东介绍给了李大钊。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章士钊给了他三次帮助。

第一次是促成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姻。

在北京期间，毛泽东进一步结识了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这时的杨开慧已长成一个大姑娘了。

杨开慧比毛泽东小八岁，长相漂亮，才华不凡。毛泽东经常与杨开慧来往，引起了杨昌济教授和一些朋友们的注意。杨教授对于女儿的婚事，还没有最后下决心。

有一天，杨昌济的乡友章士钊到杨家来做客。

宾主同坐在客厅里，这时杨开慧来沏茶。

待杨开慧离开客厅后，章士钊随口问道：“令爱是否许配人家？”

“还没有。”

“有位叫毛泽东的青年与开慧现在有些往来。他原来是我的学生，就学识来说，是很不错的，就人品来说，也不错。可有位先生曾对我说；毛泽东行动举止与众不同，长长的头发，不修边幅，是个‘克星’，劝我不要将女儿许配与他。”

杨昌济曾写信向章士钊郑重介绍过毛泽东、蔡和森：“吾郑重语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好友如此隆重地推出的人，已让章士钊格外留意。

“有机会，您是不是让我见见毛泽东？”

不久，在章士钊举行的一次讲座上，有人告诉章士钊，毛泽东就坐在几排几号。

章士钊讲课时，目光老盯着毛泽东，只见他坐在人群中，比一般的学生高出半个头，长长的头发朝脑后梳去，露出宽宽的额头。听课时，他全神贯注，很少记笔记，偶尔记上几笔，写字的动作十分潇洒、利索，举止落落大方。章士钊心中暗喜。

讲座后，章士钊顾不得回宿舍，匆匆地来到杨昌济家里。

章士钊还来不及坐下，就冲着杨昌济说：

“杨先生，您不要犹豫了，赶紧把小姐许配与毛泽东。毛泽东长相不凡，将来定能成大事。”

很快，杨昌济同意了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婚事。

毛泽东大感不解地问杨开慧：“你父亲对我们的婚事原来总是不表态，这下怎么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杨开慧一五一十地把章士钊给毛泽东看相的经过告诉毛泽东。

第二次是借钱支援毛泽东组织的一批青年去法国勤工俭学。

杨昌济为了让一些青年人更多更快地学习革命真理，他向当时的政府提出一项建议，即从“庚子赔款”中取出些费用组织一批优秀青年到国外去学习。杨昌济写信给北洋政府的财政部部长章士钊，章士钊同意了。

1919年10月，在毛泽东的组织下，蔡和森、李富春、李维汉、王若飞、蔡畅、郭春涛等一批青年同赴法国勤工俭学。行前，他们在长辛店办了留法预备班，由李大钊、杨昌济来讲课。

预备班结业时，宣布名单中却没有了毛泽东。一天晚上，郭春涛问起毛泽东为什么不去留法。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说：“春涛，我们去一些人到法国，目的是学习革命。你们这一批去，以后还有第二批、第三批学习革命。但是，中国革命也要有人在中国扎根，扎根深了，如你们回来一结合，力量就大了，我就是准备在中国扎根的。”

毛泽东决定不出国留学。他认为他“对自己的国家还了解不多，我待在中国或许更有用”。毛泽东后来给好友周世钊的信中写到：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谜”。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

毛泽东认为：“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

毛泽东关于留学问题的这些观点和议论，其实受到胡适之和杨昌济两人的影响。胡适之认为本国办了好的大学，就不一定都要出国了。而杨昌济虽多次出国留学，但更看重的是国文和国学知识，认为这关系到中国传统的精神财富。外语再好，不知国情，又有何用。他在《劝学篇》中写道：“盖能有志，即在国内未尝不可为学也。……余曾留学日本，又曾留学西洋，受益孔多，良堪自幸，然以余自知之明，余即不往西洋，专在日本，亦可以为学；即令不去日本，专在本国，亦未尝不可为学。”

1920年，毛泽东为这一批学生去法国勤工俭学的事，到了上海。那时，章士钊也在上海，毛泽东和蔡和森带着杨昌济的介绍信找到章士钊，请他资助一笔钱。

当时湖南督军赵恒惕倡导联省自治，旅外湘人群起反对，赵恒惕寄给章士钊一笔款子，请他在同乡中代为疏通。他即从这笔款中拨出2000元资助这两位青年。

2000元，这可是一笔巨款。以币值计算，当时的2000银圆，至少合解放后的人民币2万元。所以后来毛泽东说要偿还2万元债务。

第三次是让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赶快回延安。

1945年，毛泽东到重庆和蒋介石谈判时，曾与章士钊面晤。毛泽东提起1920年为解决留法勤工俭学的朋友们的旅差费向章求援之事，表示感激，章士钊听了非常感动。

谈判后期，有一天毛泽东会见章士钊，问他对谈判的看法。章士钊在手上写了一个“走”字，并小声说：“三十六计，走为上策。”

毛泽东有恩必报。新中国成立后，章士钊曾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共文史研究馆馆长。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率领“驱张运动”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有时就住在杨开慧家。经过一年多的鸿雁传书，毛泽东和杨开慧的关系更加亲密了。

一天，杨开慧看到毛泽东晒在竹竿上的一件衬衣破了，便取下来为他缝补。

此事被杨开慧的母亲看见后，老太太非常高兴，她告诉杨昌济：

“开慧帮毛先生补衬衣了，她还从来没有补过衣服呢！”

杨昌济当时已重病在身，听到这话，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微笑。

杨开慧在《六岁到二十八岁》一文中说“听到他许多的事，看见了他许多的文章和日记，我就爱了他。婚前有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我觉得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假如他被人捉着去杀，我一定要同去共这一个命运。”

1920年1月17日，一代学人杨昌济先生不幸在北京德国医院病逝。

巨大的悲痛袭击着杨开慧一家。毛泽东也沉浸在无比悲痛之中，他以半生半婿的身份，倾全力协助杨家料理后事。1月20日，毛泽东参加在沙滩北京大学校园内小礼堂举行的杨昌济追悼大会，并宣读了“治丧辞”，悼念恩师。

1月下旬，在毛泽东的安排下，开慧兄妹等人扶柩南下，将杨昌济归葬于长沙板仓。

不久，毛泽东与杨开慧又双双回到长沙。毛泽东就教于一师附小，杨开慧则在父亲生前好友李肖聃先生（李淑一的父亲）的帮助和关照下，进了由美国人创办的教会学校福湘女中。

这所学校中，美国传教士统治一切，教学规定《圣经》“四书”为必读课，繁杂的“校规”和“守则”对学生的束缚很大。深受新思想影响的杨开慧不甘于这种束缚。她常常去第一师范学校找毛泽东谈心。每次杨开慧都要带回许多进步书籍和报纸。这使杨开慧更具备了反叛性格。

杨开慧是学校唯一剪短发的学生。这对当时妇女界还流行着蓄长发的旧风俗是一个猛烈冲击。为此，学校曾怀疑这个北京来的学生是“过激党”。对此，杨开慧不予理睬。她认为，留什么样式的头发是她个人的自由，别人无权干涉。在她的影响下，学校的一些学生也学她的样子剪起短发来。

在福湘女中期间，周南女校的一个英语教员逼死了出身贫寒的妻子，而学校当局却置若罔闻，不采取任何措施。杨开慧得知后，义愤填膺，她对毛泽东说：“这是反动势力压迫我们的罪证！”

杨开慧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在《湖南通信日报》和福湘、周南的校刊上发表文章，大造舆论，迫使学校当局对这件事做出处理。这期间，杨开慧在这些刊物上发表了《向不平等的根源进攻》《呈菜世伯的一封信》等白话文章，在抨击封建道德和礼教的同时，提出男校开放女生的主张。

离开福湘女中后，杨开慧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串联福湘、周南两个女校的五名女同学，冲破重重阻力，毅然进入岳云中学第十四班学习，成为湖南男子中学中的第一批女生。

1920年5月，毛泽东在驱张运动取得胜利后，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去拜访了陈独秀。陈独秀寓所分上下两层，窗明几亮、清新开阔。这次，毛泽东和陈独秀谈到回湖南组织一个“改造湖南联盟”（类似工读互助团）的计划。北京成立工读互助团时，陈独秀是热心人之一，当时还捐款大洋30元。但胡适、李大钊、戴季陶、王光祈认为工读互助团办不下去，陈独秀认为办得下去。因为工读互助团不需要养家，不需要还利息，不被资本家夺去剩余价值，来上海后，陈独秀主张在上海也办一个工读互助团。

谈话中，陈独秀劝毛泽东读一点马克思的书。向他推荐了陈望道最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以及《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等书。陈独秀说：“马克思说，劳动者和资产阶级战斗，不能不组成一个阶级，不能不用革命的手段去占领权力阶级的地位……”见毛泽东兴趣很浓地听自己侃侃而谈，陈独秀呷了一口茶，又将自己读书的感受大大地畅叙了一番。

分手时，陈独秀答应请亚东、群益书社周转经费，帮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文化书社，介绍俄罗斯和马克思主义著作。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1936年，毛泽东和斯诺提到这次晤谈：“陈氏的坚决信仰深刻印在我的脑中，成为我一生转变的原因……在我的生活中，这一个转变时期，可以说陈独秀对我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

毛泽东先后在北京和上海活动了半年，1920年7月，毛泽东由上海返回湖南。他兴致勃勃，迈着轻快的步子来找杨开慧。这次重逢，两人分外高兴。毛泽东邀请杨开慧去省学联帮他工作，杨开慧欣然答应。

杨开慧在毛泽东领导的湖南学生联合会中担任宣传干事。她朝气蓬勃，废寝忘食，日夜奔走于各学校之间，开展宣传鼓动工作，深得毛泽东的赞扬。

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开始以主要精力从事创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为了进一步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新思想，为建党做好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毛泽东决定创办“文化书社”，以发行马列主义书籍和进步报纸。但是，在筹办过程中，毛泽东遇到了经费困难。

为了筹集经费，毛泽东奔走各方，四处协商，甚至把自己微薄的薪水都全部奉献了，然而经费还是没凑足。

杨开慧目睹这一切，心急如焚。

她想到了父亲杨昌济病逝时，北京的朋友们曾赠过一笔祭奠费，还剩下一部分。但杨开慧又犹豫了，由于父亲的去世，家里生活日渐困窘，这是轻易不能动用的。但她又不忍心看到为经费奔波而消瘦的毛泽东。想到这里，杨开慧决定同母亲商量。

母亲听后叹了一口气：“唉！要是你爸在世就好了，他会想办法资助一些。”

杨开慧见母亲这么关心毛泽东，便以试探的口气说：

“妈，爸逝世时，北京的朋友赠送了一笔奠仪费，不知道现在还剩不剩？是不是可以拿出来援助一下润之？”

“剩是剩一点，但是……”母亲面有难色。

杨开慧知道自己为难了母亲。自从父亲逝世后，全家的生活重担落在了母亲身上，这笔钱，可以说是全家的救命钱。杨开慧停顿了一会儿，说：

“妈，润之办书社是件大事。从前您和爸爸也常常教诲我，要做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润之办书社就是为了改造中国与世界，他想传播马列主义，宣传新文化运动，使广大民众懂得救国的道理，启发工农大众的革命觉悟，打倒帝国主义，推翻封建统治。到那个时候，我们大家都过上好日子，都有饭吃，有衣穿。目前生活困难点，少吃一口，少穿一点，只是暂时的，我们艰苦一点，也能克服过去。”

女儿的一片真情打动了母亲的心。

在杨开慧的协助下，毛泽东创办的文化书社不断发展壮大，在长沙城内设了七个贩卖部。书社同全国有业务往来的书报社达70家；上海的陈独秀、北京的李大钊都是书社的“信用代表”；同武汉恽代英办的利群书社结成了姊妹关系；很快在平江、浏阳、衡阳、宝庆等七个县建立了分社。此时的文化书社，实际上成了毛泽东建党活动的重要联络点。他们经常在这里集合开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也都由文化书社收转。文化书社为在湖南传播新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初期建团、建党起了巨大的作用。

1920年冬天，杨开慧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湖南发展的第一批团员。

不久，1920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杨开慧不备嫁妆，不坐花轿，不要伴娘，也没有送亲客，独自一人提着一个装着衣服的小提箱，来到了毛泽东的住处——长沙妙高峰下的青山祠湖南省第一师范教员宿舍。

那天晚上，由毛泽民的爱人王淑兰和陈昌的爱人毛秉琴临时到街上买了六元钱的菜和饭，请了在长沙的何叔衡、易礼容、彭璜、陈昌等几位挚友，为毛泽东和杨开慧举行了一个自由简朴而又新式的婚礼。在当时的社会礼俗背景下，这样的新婚仪式，本身就是毛杨二人对封建礼教的一次有力宣战。

1921年，毛泽东为杨开慧写了一首情深意长、缠绵悱恻的诗。新婚离别，虽然每次时间不是很久，但这一次一次短暂的分别，却深深加剧了毛泽东对杨开慧的眷恋。终于有一天，毛泽东从外地考察回长沙后，交给杨开慧一个信封，以诗人特有的表达方式，写下了《虞美人·枕上》，表达了对爱妻的眷恋和思念之情。

堆来枕上愁何状，

江海翻波浪。

夜长天色总难明，

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百念都灰尽，

剩有离人影。

一勾残月向西流，

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为自己的爱妻写诗，也是他写的第一首婉约派爱情诗。

1994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于毛泽东101周年诞辰时公开发表了这首词，后被选入1996年9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诗词集》。

1927年9月底一个月淡星稀的夜晚，毛泽东把杨开慧母子几人悄悄送回了板仓老家。在板仓杨开慧简陋的卧室里，毛泽东夫妻一别，就再也没有相见。

杨开慧与毛泽东的夫妻生涯是在毛泽东秘密工作中度过的。杨开慧对毛泽东的忠诚与爱，更是难以言喻。开慧知道，与毛泽东再次见面，难于上青天。所以，她把她的爱，倾诉在字里行间，藏在墙缝屋角。她想，这感情的记载，终会传到毛泽东手里，那就死而无憾了。实际上，这是用血泪写成的七篇散记。直到1982年3月10日，工人们在修缮杨开慧烈士的故居时，打开卧室后墙，一摞杨开慧的手稿惊现于世人面前。最后一篇是1990年再度修缮她的卧室时，在室外屋檐下霍然露出的，那是1930年1月28日写的：

几天睡不着，我简直要疯了，许多天没有信，天天等。

我不要这样悲痛，孩子也跟着我难过，母亲也跟着难过。

即使他死了，我的眼泪也要缠住他的尸体。

一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以至三年。

他是很幸运的，能得到我的爱，我真是非常爱他的哟。

不至于丢弃我，他不来信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要吻他一百遍，他的眼睛，他的嘴，他的脸颊，他的额，他的头，他是我的人，他是属于我的。

杨开慧对于毛泽东的爱是伟大真挚的，她渴望有个男人守望在身旁，然而，她心无旁骛，只爱毛泽东。

同样，毛泽东也深爱着杨开慧。

1923年4月，湖南督军赵恒惕下令通缉毛泽东，他只身去上海，那时杨开慧已怀了第二个孩子岸青，不能随行。毛泽东12月底又从上海去广州，取道长沙。惜别爱妻，在南去列车上用铅笔写下《贺新郎·别友》一词向杨开慧倾诉：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

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

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

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

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

重比翼，和云翥。

1924年夏天，杨开慧和母亲一起，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上海毛泽东身边，住了半年多，因毛泽东身体不好，带着全家人回到韶山冲老家养病，毛泽东在家乡成立了中共韶山党支部。毛泽东去广州不久，开慧又带着孩子到了丈夫身边，在那儿住了一年多，湖南农民运动高潮中，全家又回到长沙，住进了望麓园的一所房子里。

毛泽东参加中央“八七会议”后，作为党中央特派员，回湘领导秋收起义。

结婚八年来，一家人颠沛流离。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失败后，带着工农革命军上井冈山，杨开慧及三个孩子，只好寄居在板仓娘家。

从此，天各一方。

终于在1928年10月，两人分离一年后，杨开慧收到了毛泽东的一封信。那是毛泽东上井冈山之后，用暗语给杨开慧写的信，信里大意是说，我在这里做买卖，赚了钱，生意兴隆，信里还提到自己的脚伤一直没好……

毛泽东的信被送到长沙一个叫罗家铺子的地下交通站，家中保姆孙嫂每隔几天就到那里看看有没有信件什么的。

等毛泽东的这封信辗转到杨开慧手中时，距离写信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大半年。就这样，也让杨开慧激动万分，毕竟丈夫他还活着。

杨开慧看着毛泽东的信，不觉百感交集，她写了一首怀念毛泽东的诗《偶感》：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已无时。

这封信之后，杨开慧再没有收到毛泽东的任何信件。杨开慧曾多次通过地下组织要求去苏区找毛泽东，但长沙的党组织见她身边拖着三个孩子，加之反动派对井冈山重重封锁，无法批准她的要求。

杨开慧的处境是十分危险的，板仓离长沙也仅百十公里。自从1927年“马日事变”以来，板仓被杀害的革命群众就有460多人。所以，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要革命就会有牺牲，对于这一点，杨开慧是有思想准备的。

朱德妻子伍若兰在长沙司门口枭首示众，正好让开慧目睹惨状。

杨开慧也做好自我牺牲的心理准备，只是，舍不得三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啊！岸英8岁，岸青7岁，岸龙才3岁。

自己死不足惜，孩子托付给谁？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她给堂弟杨开明写了一封托孤的信：

一弟：我好像看见了死神——唉！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说到死，本来而（于）我并不惧怕，且可以说是我喜欢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我有点可怜他们！我决定把我的孩子们托付你们，经济上只要他们的叔父长存，是不至于不管他们的，且他们的叔父是有很深的爱对于他们的。

1930年10月，杨开慧被捕，何健听说杨开慧被捕，如获至宝。他派了长沙一家有影响的报馆的记者去看杨开慧。杨开慧问他：“你是何健派来的吧？要知道没有他的批准你是进不来的。”记者忙说：“不要误会嘛。鄙人供职的报馆是长沙最开明最进步的报纸。长沙各界人士看在你父亲杨昌济老先生的面上，愿保你出狱，敝报乃是推动保释活动的喉舌。现在代表们已经和何健谈妥了，一不要你写悔过书，那是对人格的侮辱；二不要你交出地下共党的名单。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马上就能出狱。”杨开慧警惕地问：“什么条件？”记者缓缓地说：“发表一个声明，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杨开慧一口拒绝：“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事。我对毛泽东的爱超过我爱自己的生命。”记者听了连连点头：“敬佩，敬佩。杨先生，你的人格真伟大。”杨开慧又说：“要我声明同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我们是夫妻，更主要是战友，宣布脱离关系就意味着政治上、信仰上的背叛，是我的人格所绝对不能容忍的。”记者听了，感佩地说：“有其父必有其女。杨先生，你真不愧是杨昌济老师的女儿。”说完走了。

1930年11月14日凌晨，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来到陆军监狱。看守长站在院子里，长号一声：“提杨开慧！”难友们只见杨开慧穿了件新白布上衣，外面罩着蓝旗袍，在两个看守的监视下，缓缓地从监房里走出来。8岁的长子毛岸英在后面哭着叫“妈妈”，但杨开慧看也不看，她不想让敌人捞取政治上的好处。监斩官看着后面被看守拦住的哭叫着的毛岸英，叹口气说：“杨先生，作为一个母亲，你真的能割舍下三个年幼的孩子？你现在愿意和毛泽东脱离关系还来得及。”杨开慧摇摇头说：“你们就不要枉费心机了，头可断，信仰绝不能变。”监斩官叹口气又问：“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杨开慧说：“请告诉我的亲属，我死后不要作俗人之举。”监斩官点点头说：“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你的话转告杨老太太，三个孩子也都让他们领走抚养。”下午1点，杨开慧在长沙市中心的识字岭刑场英勇就义，时年29岁。

杨开慧不幸遇难的消息由报纸传递给了毛泽东。这天，毛泽东正在吉安的司令部里草拟文件，贺子珍把部队抢来的报纸送给他。毛泽东翻着报纸，忽然长沙《民国日报》上的一条消息赫然入目：“共党要犯毛泽东之妻杨氏开慧昨被处决。”顿时，毛泽东一阵晕眩，贺子珍赶快扶住了他。毛泽东用双手捂住脸，“呜呜”地哭了起来。贺子珍一愣，拿起报纸一看，一切都明白了，眼泪大颗大颗地掉了下来。毛泽东哭了一阵，呜咽着说：“你拿一些钱来。”说罢哭着写起信来：“……开慧之死，百身莫赎……”信写好后，毛泽东托人把信和一百块大洋捎给开慧的母亲。杨老太太和开慧的哥哥开智等亲属用这笔钱在板仓给开慧修了墓，立了一块石碑，碑上刻着“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修”。

毛泽东于1928年在井冈山与贺子珍结婚，有其特殊历史原因。

毛泽东上井冈山后，毛十分牵挂杨开慧。因当时党的地下交通已被敌人破坏，他就动员茅坪一个小店主吴福寿下山打听消息。第一次，比毛泽东大29岁的吴福寿到了湖南茶陵和酃县，没有打听到。毛泽东又提供杨开慧具体住址请他到长沙一带打听。第二次，吴福寿到了长沙，按地址也没有找到杨开慧，听到的却是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了的消息。吴福寿上山把这一消息告诉了毛泽东、袁文才和王佐。后来，毛泽东生病了，袁文才、王佐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并力促毛泽东和贺子珍结合。

当时，吴福寿自湖南长沙回到茅坪，当夜来到八角楼向毛泽东复命。在毛泽东几次心情急迫的询问下，吴福寿才深缓地说了一句：“毛委员，看来你们很难相见了。”毛泽东闻言大为吃惊，又问到底是怎样的情况？吴福寿只是难过地摇头，并不言语。毛泽东心里明白了，不再问什么，只是内心痛苦，情不自禁地流下泪水。两人在楼上默坐了一阵，毛泽东忽然起身走到窗前的桌子旁边，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细毛边纸，坐下来用毛笔填上一首词，默默无言地交给吴福寿。吴接过在手，见毛泽东所写的是抄录南唐后主李煜的《相见欢》一词，词文如下：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

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吴福寿读罢诗词，自是明知毛泽东的心情，想到应该回填一词，以为慰藉。粗通词文的银匠向毛泽东要过一张细毛边纸，坐于桌前对窗外凝思少时，照着毛泽东抄录的《相见欢》，写下这样一首词：

霜染层林叶红，总匆匆。无奈朝沐寒雨，晚穿风。

关山重，心里话，恨难穷，长夜梦念亲人，难觅踪。

毛泽东接过吴福寿填写的词文，默读了两遍，将目光落在对方脸上，用力地点点头，然后轻声说了一句：“福寿，知我者算你呀。”

吴福寿听了为之感动，以安慰的语气对毛泽东说道：“毛委员，不要太难过了，也许是我打探得不准。”说罢起身打算告辞。而这时的吴福寿又转念一想，对毛泽东说：“毛委员，这字笔留给我作纪念吧。”毛泽东听后点首回道：“不见弃的话，你拿去吧。”

毛泽民的妻子朱旦华曾说：“我听毛泽民说过，1927年9月至1928年长沙到井冈山秘密交通被敌人切断，井冈山上听到杨开慧已被敌人杀害，袁文才这才安排贺子珍照顾毛主席起居，后来在一座庙里为他们办了简单酒水。”（马社香：《对毛泽东婚姻家庭的几点认识——朱旦华访谈录》，《党的文献》2012年第5期）

杨开慧牺牲后，毛泽东对她的追念一直没有停止过。1957年，毛泽东接到开慧少女时代的同窗好友，也是毛泽东的战友柳直荀烈士的遗孀李淑一怀念柳直荀烈士的一首词后，当即和了一首《游仙》，词曰：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扬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tUOVnJ+jdoaQDN5nLbqok9lPqzffbW9QgwGXesjnKd8iAG6mhSG9umhRcXCuFsU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