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他写信给自称为“三豪杰”的毛泽东与萧瑜、蔡和森，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的问题，当时蔡元培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由于急切寻找新出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做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他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就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1918年1月，李大钊受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杨昌济给李大钊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李大钊给26岁的毛泽东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管理第二阅览室即期刊阅览室，月薪八块大洋，报酬较低。报刊阅览室订有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毛泽东作为书记（即助理馆员），每天的工作除搞好阅览室卫生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关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红楼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北大红楼是1918年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落成的，是一座四层的红砖到顶的大楼，红楼的一层主要用作图书馆。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我不是天才。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这期间，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青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他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问题，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他还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的思想在迅速地发展着、变化着，一步步地成熟起来、清晰起来。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

“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 x9sMIlebfX6Vvp9v6UCsbPsuCS5RCUZyf3GBOUs9WqnWOC+aHXCJaRaRATfNvV6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