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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他写信给自称为“三豪杰”的毛泽东与萧瑜、蔡和森，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的问题，当时蔡元培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由于急切寻找新出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做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他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就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景山东街三眼井毛泽东故居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1918年1月，李大钊受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杨昌济给李大钊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李大钊给26岁的毛泽东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管理第二阅览室即期刊阅览室，月薪八块大洋，报酬较低。报刊阅览室订有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毛泽东作为书记（即助理馆员），每天的工作除搞好阅览室卫生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关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原北京大学“红楼”图书馆旧址
北京大学红楼内第二阅览室曾是毛泽东担任北大图书管理员工作过的地方
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毛泽东在北京大学红楼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北大红楼是1918年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落成的，是一座四层的红砖到顶的大楼，红楼的一层主要用作图书馆。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我不是天才。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这期间，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青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他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问题，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他还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的思想在迅速地发展着、变化着，一步步地成熟起来、清晰起来。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
“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