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卷起农奴戟”

毛泽东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兴奋地写道：“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南昌起义胜利后，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3日发布《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湖南、湖北、广东、江西四省发动秋收起义。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毛泽东、彭公达前往湖南省，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并指定毛泽东为中央特派员，彭公达为省委书记。8月中旬，彭公达、毛泽东先后由武汉到达长沙。8月18日至30日，改组后的湖南省委多次开会讨论发动秋收起义问题。会议认为，武装起义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需要有一两个团的军队做骨干；武装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帜，而应直接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毛泽东在会上强调说：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关于暴动区域，经反复讨论，会议接受毛泽东提出的缩小暴动范围的主张。认为根据湖南省的主客观条件，暴动的区域不能过多过大，而应集中力量，在条件较好的以省会长沙为中心，包括湖南省的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岳阳和江西省的安源等七个县（镇）举行起义。关于起义时间，定于9月9日开始破坏铁路，11日各县同时起义，15日长沙起义，16日各路起义武装会师长沙，夺取长沙。会议决定，毛泽东到湘赣边界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领导秋收起义。

当时，在湘赣边界存在着几支革命的武装力量：一支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一支是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还有一支是准备起义的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

8月下旬，警卫团和平江、浏阳工农义勇队负责人，在湘赣边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镇举行会议，决定合编为一个师，部队暂时改编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警卫团为第一团，驻修水；浏阳工农义勇队为第三团，驻铜鼓；平江工农义勇队分别补入这两个团。因为卢德铭已去武汉向中共中央报告工作，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钟文璋任参谋长兼一团团长，苏先俊任三团团长，这就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雏形。

此外，安源铁路煤矿工人纠察队、矿警队和安福、莲花、萍乡、醴陵、衡山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可以合编为一个团。这几支部队就是毛泽东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的主要力量。

8月下旬，中共中央传来关于秋收暴动的计划，要求余洒度率部整装待命。余洒度等即根据指示，以“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为基础，将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毛泽东任前委书记，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部队成立了共产党师委会，师部驻在当时的修水县商会（商会是一间占地1200多平方米的大屋，现在的师部旧址已建成秋收起义修水纪念馆）。

组建了自己的队伍后，中央指出秋收起义要亮出工农自己的旗帜，前敌委员会即指派师参谋长陈树华、参谋何长工、副官杨立三负责设计制作军旗。三人通过几天思考推敲，曾设计出几个图案，都觉得不满意。何长工根据他在留法勤工俭学期间，见过苏联红军军旗的式样，提出了自己的设计方案，并画出草图。经过三人反复推敲、修改，最后设计出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军旗图样：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是颗黄灿灿的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星内镶着镰刀和斧头，代表农民和工人；旗左边白色涵管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整个旗帜的含义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武装。

军旗图样经组织通过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武装从此有了自己的光辉旗帜。军旗式样确定后，何长工立即组织缝制。当时，修水县城的数十名裁缝主动请缨，义务承担了军旗的缝制任务，布店老板无偿献出红布料。经过群众几天几夜的紧张赶制，100面崭新的军旗缝制完成，同时缝制了1000多块红领巾、红袖章，以备起义时用。1927年9月9日，第一面工农革命军军旗在特务连的护卫下，在修水县城升起。

1927年9月初，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前委书记毛泽东到达安源，在张家湾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了发动秋收起义的进军路线和行动日期，决定以驻扎修水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驻铜鼓的浏阳工农义勇队，安源工人自卫队、矿警队和醴陵农民自卫队，分三路分别从修水、铜鼓、安源会攻长沙。9月5日，毛泽东赴铜鼓指挥起义。

9月9日，商人装扮的毛泽东来到湖南浏阳与江西邻界的张家坊一个客栈。毛泽东正准备吃饭、休息，忽然被前来搜查的团丁缠住了。团丁队长喝令：“带到团部去审问，若查出是共党，哪怕是嫌疑分子，就地正法。”不由毛泽东分说，便被以“共党嫌疑犯”捕扣了。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被捕。他同其他“共党嫌疑犯”一道，被团丁们押往离此地不远的团防局。

负责押送毛泽东的两个团丁看他态度温和，没捆他。他被脱去鞋（浏阳迷信传说，处死的人无法从阴间回来报复），赤脚走在押送队伍的最后边，其前后各有一个背着大刀的团丁。毛泽东边走边想，赶到地点等于送死，便决计用贿赂团丁的办法死里逃生。毛泽东认为，这样做是可能成功的，因为团丁是雇佣兵，枪毙自己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团丁不会错过捞钱的机会。于是，毛泽东在与两团丁谈得热乎时，达成了“君子协定”，趁机塞给两个团丁几块大洋。在离团防局大院约200米的地方，毛泽东看准了有利地形，拔腿就跑。待毛泽东跑远了，两个受贿的团丁才喊：“跑了，跑了，快追啊！”几个团丁手持梭镖追来。毛泽东翻过山岭，发现一个水塘四周长满高高的荒草，便潜入草丛，把身子全没在水中。毛泽东后来在陕北保安描述了当时的险情：“我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们在追踪我，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用手接触到他们。尽管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任何希望，认为自己一定会被再次抓住，可是不知怎么地我没有被他们发现。最后天近黄昏了，他们放弃了搜寻。”天黑了，敌人走远了，毛泽东爬出了水塘。

为避免暴露，他又回到山林草丛中穿行。鞋没有了，脚扎伤得很厉害，脸和手也被树枝刮得血痕道道。毛泽东有点弄不清方向了，于是在路旁边的石头上坐下来，又饥又累又渴，正在发愁时，一个村民从山坞里挑着一担柴走过来，毛泽东站起来凑近前去问路：

“老哥，我向您打听一下，这离铜鼓城还有多远？”

“铜鼓城，离这可不近！天都快黑了。”这位村民边说边从头到脚打量着毛泽东，怀疑地问道：“你怎么走到这山坞里来的？”

毛泽东把被团丁押送和途中脱险的事说了一遍，并恳求他帮忙。村民答应了。

天黑了，这位好心的村民把毛泽东领到了家里。在吃饭时，毛泽东询问附近能否买到鞋和伞。村民说可以想想办法。毛泽东拿出两块光洋，托他去买一把伞、一双鞋和一些吃的。待毛泽东洗了脸、洗完脚，他就把东西买回来了。第二天一早，这位村民又把毛泽东送到了进入铜鼓的边界，然后就走了。

9月8日，余洒度接到中共中央“即率部由平江直攻长沙”的命令后，便部署部队行动。9月9日拂晓，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000余名官兵，颈戴红领巾，臂佩红袖章，高举军旗，在修水县城紫花墩集合举行了秋收起义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官兵高唱“红色领带系在颈，宁为死来不顾生”，浩浩荡荡挥师北进，县城数千群众夹道欢送。

当部队行到修口，与总指挥卢德铭会合后，卢德铭便传达了当时中共湖南省委负责人向警予的指示，在与收编的邱国轩部会合后，于渣津桥头召开军民大会，宣传秋收起义的意义，号召工农团结起来与国民党反动派和土豪劣绅作殊死的斗争。随后，部队向平江进发，一路消灭了数支反动武装。

9月10日下午，部队第一团率先跨过湘赣边界，并迅速占领了湖南平江龙门。正当部队乘胜前进之时，敌人在长寿一带增加了一个团的兵力，而收编不久的邱国轩部在金坪乘机反戈，致使先锋部队第一团腹背受敌，遭受巨大损失，团长钟文璋失踪。卢德铭得信后，立即派部增援一团，同时师部率主力退往平江、修水、铜鼓三县交界的台庄，向驻扎铜鼓的第三团靠拢。由于敌强我弱，二团、三团相继受挫，部队未能直攻长沙，而是一路转战台庄、三溪坳到达铜鼓排埠。9月14日，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各路部队会师浏阳的文家市。接到指示后，卢德铭率部转到文家市与其他部队会师。这时，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已由原来的5000人锐减到1500余人，受到严重挫伤。9月15日晚，中共湖南省委决定停止原来准备在第二天发动的长沙暴动。

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仍坚持“取浏阳直攻长沙”，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张的，起义部队中也有不少人抱有这种情绪。毛泽东清醒地对客观形势做出判断，认定当地农民起义并没有形成巨大声势，单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强固设防的长沙，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实现，断然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提出这个主张，在当时是需要有极大勇气的。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议决退往湘南”。

这个决定，从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实是一个突破性的进展。它既符合当时中国的具体情况，也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邓小平1978年在谈到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时说道：列宁曾经领导布尔什维克党在帝国主义世界的薄弱环节俄国搞革命取得胜利，我们中国军阀分割，先到敌人控制薄弱地区搞革命，“这在原则上是相同的”，不过，我们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农村。

当时的局势依然是严峻的。起义军转兵南下以来，一路艰苦战斗，指挥员牺牲，伤员增加；连续行军，长途跋涉，有些人因为怕艰苦不辞而别；疟疾流行，病员增多，一些人掉了队，少数伤病员因缺医短药死在路旁。一些长官还存在打骂士兵的旧军队习气，党组织也不健全。在这支队伍里行进的赖毅回忆说：“那时，逃跑变成了公开的事，投机分子竟然互相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真是一次严峻的考验。”这些问题不解决，部队的战斗力就无法保持，很难继续前进。

起义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三湾的。9月29日，部队翻过山口，来到永新县三湾村宿营。这里群山环抱，追敌已被摆脱，又没有地方反动武装，比较安全。部队在村里住了5天。这是工农革命军自秋收起义以来第一次得到从容休整的机会。进村的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召开中共前敌委员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现状及其解决的措施，决定对部队实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是著名的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的主要内容是：第一，把已经不足1000人的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由陈浩担任，实际上取消了余洒度对军队的指挥权（而余洒度这时对起义已因悲观失望而灰心丧气了）；下辖一、三两个营，还有特务连、卫生队、军官队、辎重队各一个，共有700多支枪；改编时，毛泽东宣布愿留则留，愿走的发给路费，将来愿意回来还欢迎。第二，在部队内部实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样，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士兵有开会说话自由。连以上建立士兵委员会。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权力，参加对部队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官长要受它的监督。第三，全军由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各级部队分别建立党的组织：班排设小组，支部建立在连队上，营、团建立党委；连以上设党代表，由同级党组织的书记担任。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三项措施开始改变了旧式军队的习气和农民的自由散漫作风，是一个需要有极大魄力才能实行的了不起的改革。

在三湾，毛泽东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我们要和地方结合起来，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们把伤病员交给他们，他们可以把我们的伤病员安置好；另一方面我们可以发枪给他们，帮助他们发展起来，这样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打垮。这多少已提出了武装斗争要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结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绍，派人同宁冈县党组织和驻在井冈山北麓宁冈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联系。

10月3日，毛泽东率部队离开三湾，出发前，对刚刚进行了改编的部队作动员。他说：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没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敌人有两只脚，我们也有两只脚。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700多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这些话，在部队处境艰难、不少人情绪消沉的情况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继续行军途中，人们纷纷议论：“毛委员不怕，我们还怕什么？”“贺龙两把菜刀能够起家，我们几百人还不能起家吗？”

三湾改编，实际上是人民军队的新生。由此开始，确立了我们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阶级团结、官兵一致也成了增强军队战斗力的传家宝。如果不是毛泽东果断、英明地解决当时存在的根本问题，这支队伍便始终不会有坚定的政治灵魂和明确的行动纲领，旧军队的军阀习气、知识分子软弱作风、农民自由散漫作风都不可能得到改造，其结果不是被敌人消灭，就是成为流寇。由此，可以肯定地说：三湾改编是从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也可以说，毛泽东实行的三湾改编造就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雏形。三湾改编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重要开端，在人民军队的建军史上有重大意义。

秋收起义部队在三湾改编后，10月3日到达江西省宁冈县的古城。宁冈是一个深山中的偏僻小县，古城曾是县城所在，这时已很荒凉，人口稀少。在这里，召开了两天前委扩大会议，史称古城会议。参加的还有前去联络的宁冈县委（当时称区委）书记龙超清和袁文才部文书陈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以来的经验教训。毛泽东指出，现在我们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会议着重研究了在罗霄山脉中段建立落脚点和开展游击战争问题，认为在井冈山落脚是理想的场所。对原在井冈山的袁文才、王佐这两支地方武装要从政治上、军事上对他们进行团结和改造，并尽快先在茅坪设立后方留守处和部队医院。

井冈山地区过去长期有“山大王”，当时的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王佐部驻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处，袁文才部驻在井冈山北麓的宁冈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应。

袁文才和王佐这两支绿林武装的共同目标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所以土豪劣绅对他们恨之入骨，多次勾结官府派兵“进剿”。可是敌人大部队来不了，小部队又不敢来，每次“进剿”都是“竹篮子打水”。因为井冈山林海苍茫，峭壁屹立，人烟稀少，交通阻塞，用毛泽东的话来说，这里历来是“土匪散军窟宅之所”。几百年来，没有任何一届政府真正统治过这块地方。附近平原的土豪对这两支绿林武装，更只能望而生畏。

1926年冬至1927年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这两支绿林队伍均被改为宁冈和遂川的农民自卫军，袁文才、王佐分别担任自卫军团长。他们彼此配合，即使在陈独秀责令向土豪劣绅交枪、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边界各县工农武装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袁、王也无所畏惧，各自保存了约60支枪。

不久，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在江西安源召开军事会议。毛泽东听了赣西农军总指挥王兴亚说过有关袁文才、王佐的情况，从而对这两支农民武装有了初步的了解。

工农革命军要在井冈山落脚，得不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许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样简单。他们两人虽然参加过大革命，袁文才还是共产党员。但他们对前来的这支工农革命军毕竟没有多少了解，还担心这支比他们力量大得多的部队上山会不会“火并山寨”，夺取他们原有的地盘，心中难免存有疑虑。在古城会议期间，袁文才表示：可以接济工农革命军一些给养，但请工农革命军“另找高山”。据何长工回忆，“当时工农革命军中，有人曾提议，解除他们的武装，把他们解决，他们那几十支枪，一包围缴械就完了。毛泽东同志说，谈何容易，你们太狭隘了，度量太小啦。我们不能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还多呢！历史上有哪个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灭掉？三山五岳联合起来总是大队伍。毛泽东同志说服我们，不能只看到几十个人、几十杆枪的问题，是个政策问题：对他们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积极地争取改造他们，使他们变成跟我们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装。”这是关系到工农革命军能不能在井冈山地区站住脚跟的关键性决策。袁、王部队的人数虽不多，但在当地有相当的社会基础，许多群众拥护他们。尽管他们存在一些弱点，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当时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张的狭隘和鲁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们的支持，就很难设想能在井冈山建立起巩固的革命根据地来。

怎样说服和争取这两支农民武装？毛泽东决定先从已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袁文才入手，再通过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从袁文才的代表陈慕平的谈话中已经知道，他们最看重枪，人可以少一个，枪却不能少一支。袁部有150多人，只有60支枪。于是，毛泽东向前委提议，准备一下子送他们100支枪，将袁文才的全部人员都武装起来。前委成员听到这个大胆的设想，有的人表示怀疑，余洒度坚决反对。经过毛泽东反复说明，才以多数通过。

古城会议后，毛泽东从绿林重义气、多猜疑的特点出发，只带几个随员到宁冈大仓村去会见袁文才。那是10月6日。袁文才原来还有些怕，预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20多人，20多支枪。见到毛泽东只来几个人，他就比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终没有出来。见面中，毛泽东说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绍来找他们的，充分肯定他们“劫富济贫”的革命性，同时说到工农革命军目前的困难。双方谈得很投机。毛泽东当场宣布送给他们100多支枪，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动。袁文才向毛泽东表示，一定要竭尽全力帮助工农革命军解决各种困难，随即回赠给工农革命军600块银圆，并同意革命军在茅坪（一个有60多户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医院和留守处，还答应去做王佐的工作。

当然，问题并不是在一次见面中就能全部解决的。袁文才当时对毛泽东说：“你们既然来了，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伤员和部队的粮油我管，但钱宁冈有限，还需要到酃县、茶陵、遂川一带去打土豪。”

话讲得很客气，但显然已包含着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态度如何，那时还不知道。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些时间而不能操之过急。

因此，毛泽东决定工农革命军主力在井冈山周围盘旋打游击，先向湘南的酃县方向挺进，筹些款子，熟悉周围环境探听南昌起义军进入广东后的情况，而把留守部门和伤病员安置在茅坪，请袁文才代管。不久，又应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多等党员军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队里帮助他们进行政治和军事训练，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的关系一天天密切起来了。

工农革命军到了井冈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军队和地方的建党工作。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形成核心，军队也好，根据地也好，都会松散无力，难以巩固和发展。所以，毛泽东把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湾改编时，一个重要内容便是军队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并且确定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但那时时间仓促，许多措施还来不及落实。部队到酃县水口村后，10月15日，毛泽东在叶家祠堂主持了六名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各连党代表都来参加。会场的墙上挂着一块写着“CCP”的红布。他详细地解释了入党誓词的意思，然后带着六名新党员举起右手宣读入党誓词：“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服务组织，严守秘密，永不叛党。”到遂川大汾镇，另一个连也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不久，各连的党支部都先后建立起来，党支部一建立，连队立刻有了灵魂。支部布置党员要做好三件事：学习目前的形势；了解群众思想状况，帮助他们解除顾虑；培养和发展新党员。连里的政治空气逐渐浓厚，党员数量逐渐增多，各种工作迅速开展起来，显得十分活跃。

在军队内部建党的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地方党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井冈山附近各县，在革命时期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党组织负责人很多是外地回来的学生，也有当地农会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败后，多数党组织给打散了。但不少党员仍在坚持斗争。毛泽东采取军队的党帮助地方党发展的做法。工农革命军进驻茅坪的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召集在井冈山“打埋伏”的永新、宁冈、莲花县部分党员开座谈会。11月上旬，又在茅坪召开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1928年1月攻克遂川后，召开了前委和万安、遂川县委联席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毛泽东分析形势，要求大家在斗争中重建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从军队里抽调一批有政治工作经验的党员干部，到农村基层去开展建党工作。

到1928年2月，湘赣边界各县党组织初步恢复发展起来，成立了宁冈、永新、茶陵、遂川等县委，酃县特别区委，莲花特别支部；各县的区、乡两级大都建立起党的组织。前委还同万安县委建立了联系。

与此同时，毛泽东也抓紧对袁文才、王佐这两支绿林式农民武装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谈心，既肯定他们反对土豪劣绅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们受封建帮会影响、政治目标不明、阶级界限不清等问题，循循善诱地帮助他们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毛泽东，他对部下说：“跟毛委员一起干革命不会错。”毛泽东又几次上山同王佐交谈。王佐逢人就说：“毛委员是最有学问的人，同他谈上一次话，真是胜读十年书！”应王佐的要求，毛泽东在1928年1月上旬派曾经留学法国的何长工到王佐部当党代表，做团结、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何长工经过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别是帮助王佐消灭了他多年的宿敌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

经征得袁、王同意后，毛泽东在他们部队里也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和士兵委员会。工农革命军又派了20多名党员干部，分别任袁、王部的连长、排长和党代表。部队的政治和军事素质有了提高。1928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年2月中旬，袁、王部队正式改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王佐任副团长，何长工任团党代表。工农革命军和袁、王部队正式合为一体，在井冈山站稳了脚跟。

自古以来，人们总认为军队的任务就是打仗。提出军队的任务不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众工作，这是毛泽东对人民军队学说的巨大贡献，使初创的人民军队一开始便在这样明确的指导思想下进行建设，影响深远。毛泽东所以能不受历来旧观念的束缚，提出新的学说，不仅是因为他原来就有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和独到见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够重视实践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坚持从实际出发，大胆地作出新的概括。

当工农革命军从茶陵撤到宁冈前，同遂川相邻的赣西南万安县农民武装再次进入县城。为了声援万安的起义，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掉头南下，在1928年1月4日攻占遂川县城，并在这里分兵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县委和县工农兵政府。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1928年2月18日，工农革命军打破了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的第一次“进剿”。

这是井冈山工农革命军对国民党正规军的第一个歼灭战。俘虏那么多国民党正规军，这对工农革命军是个过去没有经验的新问题。当工农革命军和赤卫队把俘虏押回宁冈砻市时，途中出现过打骂俘虏、搜俘虏腰包等行为。毛泽东发现这个问题，立刻提出优待俘虏的政策。他向广大指战员说明，国民党军队中许多士兵是被作为壮丁抓来的穷人，不应该打骂他们，而要进行说服教育，使他们反戈一击。他明确宣布：工农革命军不杀、不打、不骂俘虏，不搜俘虏腰包，对伤病俘虏给予治疗；经过教育、治疗后留去自由，留者开欢迎会做革命军战士，去者开欢送会并发路费。优待俘虏的事实，戳穿了国民党散布的“共匪见人就杀”的宣传。赣军的《九师旬刊》上，对这种做法发出了“毒矣哉”的惊叹！

到1928年2月，工农革命军由不足一个团发展为一个师两个团，并且同当地农民运动紧密结合，摧毁了茶陵、遂川、宁冈三县的旧政权，建立起新的工农政权以及赤卫队、游击队。土地改革开始了试点，取得初步经验，但尚未普遍展开。井冈山红色区域的范围有26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3万余人。

从1927年10月下旬，工农革命军来到井冈山的茨坪，经过5个月的游击战争，中国革命的第一个农村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用最简单的语言解释革命根据地，就是有党、有军队、有政权、有群众的坚强阵地。打开了实现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 svqlAX6YnBkp7mXvnc+kkwK/0dcKe7Gk90c65Gt9VpVrMWyxNfFPfr8Lw36BV0s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