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定反对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

自1921年7月至1927年7月，陈独秀连任五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但是，在大革命后期，他犯下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从而导致了大革命的惨痛失败。陈独秀也因此成为悲剧式人物。

毛泽东与陈独秀的关系是从早年的崇拜发展到后来反对其右倾机会主义，在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上的裂痕已无法愈合。

1923年夏天，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提出中国农民“不容易发生社会革命的运动”。陈独秀对农民问题的冷淡，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阴影；国民党“一大”后，毛泽东和陈独秀在三届二中会议关于国共合作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避免国共不必要冲突的主张。针对陈独秀《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文，毛泽东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强调：“中国革命30年而成效甚少，并不是目的错，完全是策略错。所谓策略错，就是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陈独秀拒绝在《向导》上发表。10年后，毛泽东于1936年对斯诺说：“大致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不同意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政策。我们逐渐地分道扬镳了，虽然我们之间的斗争直到1927年才达到高潮。”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制造了反共的“中山舰”事件。

事件发生当天，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以及毛泽东、周恩来等人都到苏联顾问地，提议对蒋介石采取强硬态度。毛泽东提出，动员所有在广东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依靠驻防当地的叶挺独立团的力量，争取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各军的力量，通电反蒋，指责他违反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然而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没有被采纳。最后由于陈独秀和苏联顾问团对蒋介石采取了妥协退让方针，使原来对蒋介石专横跋扈行为不满的国民党将领也开始附和蒋介石了。3月22日上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开会，按照蒋介石的要求通过了处置中山舰办法的决议：“令俄顾问主任季山嘉等引去；第二师各党代表撤回；对不轨军官查办。”按照决议，中国共产党党员退出了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蒋介石完全控制了第一军和黄埔军校。

陈独秀不但看不到中国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而却指责农民运动“过火”。

1926年12月13日，陈独秀在汉口主持了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说，蒋介石军事政权由于害怕民众运动而逐渐右倾，但民众运动逐渐左倾。因此，我们要把反对这种倾向作为党面临的中心任务。党的“左稚病”有六个方面，即“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

会上，李维汉提出，根据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趋势，应当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陈独秀反驳说，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条件不成熟，并指责湖南工农运动已经“过火”。11月初，陈独秀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主张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归给农民。不久，共产国际给中央拍来电报，指示北伐军“在占领上海以后，暂时不应加强土地运动”。接到国际电报后，陈独秀改变了这一主张。将土地问题称为“研究室中”的问题。

鲍罗廷支持陈独秀的意见，说：“中国没有土地问题。搞土地革命，缺乏干部。”

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身份与会，他坚决主张实行土地革命，支持湖南区委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建议，但是根本没有引起重视。毛泽东、李维汉的观点被视为激进，被大会否决。

会议期间，主持湖北省军委工作的聂荣臻去见陈独秀。他汇报工作后，等待陈独秀发表意见。等了一会儿，陈独秀只顾抽烟，似乎还在等待聂荣臻自己谈。大约陈独秀意识到自己应该说点什么，说：“那好……”扯到国民党内的矛盾上来了。聂荣臻见谈不到要害，告辞了。

这次会议反映了陈独秀等人的右倾错误的严重发展。陈独秀在政治报告中，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仍然很右，但报告把党内的“左”倾看成造成联合战线危机倾向的主要原因。这次会议虽然提出目前的农民运动还是以“减租减息，组织自由，武装自卫，反抗土豪劣绅，反抗苛税杂捐”为迫切的要求，但是，却限制工农运动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建立农民政权，以此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

汉口会议结束不久，陈独秀发现，毛泽东、李维汉没有错，是自己错了。原来，还在汉口特别会议之前，斯大林批评了那份共产国际暂不加强土地运动的电报，布哈林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在12月1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大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我认为农民的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进行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共产国际七大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提出了满足农民土地的要求的问题。

1927年1月底，共产国际七大决议译成中文后，中央委员会陈独秀、瞿秋白、彭述之三人讨论提纲。彭述之（彼得罗夫）认为，在共产国际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瞿秋白表示完全接受国际路线。陈独秀犹豫后，签发了《中央政治局对于国际第七次扩大会中国问题决议案的解释》，纠正了汉口特别会议中一些错误，说：“在今日以前，我们有一个根本错误，乃死守着数千年以来形式逻辑头脑的错误，即是我们自己头脑中，把国民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之间划了很大的、天然的不可以人力逾越的一道鸿沟，以为今天只能做国民革命，无产阶级革命至快也要到明天早晨。”

但是，在革命的紧急关头，需要领袖采取果断措施，扭转危局的时候，陈独秀却幻想以退让求得合作，竟发表了麻痹共产党员革命斗志的《汪陈宣言》。

就在共产党人面临严峻的挑战之时，在“三二〇”中山舰事变后，被蒋介石排挤出走法国、共产国际誉为“经过考验可靠的左派领袖”汪精卫，从法国途经苏联于4月1日回到了上海，又给上海滩带来了“西伯利亚”寒流。

汪精卫早就把自己打扮成“左派领袖”，以获取反蒋势力的支持，与蒋介石抗衡。汪精卫也正是在共产党和武汉国民党左派为了抵制蒋介石势力，发起“迎汪复职”运动的背景下回国的。

汪精卫一回到上海，便被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包围，并一连在汪精卫下榻处孔祥熙公馆和蒋的司令部进行密谈，谋求反共问题上的一致。密谈开始，蒋介石与吴稚晖等大讲“清共”已迫不及待，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已为中共所把持。要求汪精卫留沪领导，并裁抑中共之活动。他们还蓄意挑拨地说：“共产党已经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要指使工人冲入租界引起冲突。”

汪精卫想暂时联合共产党对抗蒋介石。于是他对蒋介石表示，将来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至南京以后，召开（国民党二大）四中全会讨论决定“分共”与“清党”这两件事。

惯耍两面派手法的蒋介石于4月3日发表电告：“中正当专心军旅，所有军权、民权、外交诸端，皆须汪主席指控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

陈独秀见了蒋介石的通电，认为完全合于他过去的主张：党权、政权交与汪，军权交与蒋。

4月3日，陈独秀在周恩来的陪同下，去见汪精卫。汪精卫板着面孔，严厉地责问陈独秀：“仲甫，我一回国到上海就听说，共产党已喊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的口号，并指使工人冲入租界，确有此事吗？”

“绝无此事！我已多次向吴稚晖声明过。”陈独秀庄重地说。

“完全是造谣，蓄意挑拨两党关系。”周恩来接上说。

“仲甫、恩来，没有此事就好，我再和吴稚晖等谈谈，双方消除误会，团结合作为重。”汪精卫稍稍缓和了语气说。

陈独秀、周恩来走后，汪精卫又向吴稚晖等转达了陈独秀的话。但吴稚晖仍用挑拨性的口气说：“汪主席，那陈独秀口头上骗你的话，不要信他。过去他也和我说过，都是口说无凭的话。”

汪精卫再次把吴稚晖的话转告陈独秀。性情爽直的陈独秀听了，急如星火，直言道：“汪主席，他不信，我可写在纸上，作为书面，表明态度，以释谣传。你看如何？”

“仲甫，事关重大，要认真对待。”汪精卫说。

翌日，陈独秀亲笔起草了《汪陈宣言》即《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陈独秀起草后，把自己的名字签在稍后一点，前面留给汪精卫签名。汪精卫看过《汪陈宣言》后说：“仲甫，我同意你的意见。这样，对国民党、共产党都有好处，有利于两党合作。”说着，汪精卫便在《汪陈宣言》上签了名。

《汪陈宣言》称：“国民党、共产党同志们！此时我们的国民革命，虽然得到了胜利，我们的敌人，不但仍然大部分存在，并且还正在那里伺察我们的弱点，想乘机进攻，推翻我们的胜利，所以我们的团结，是时更非常必需。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地需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

4月5日，《汪陈宣言》公开发表，在国共两党乃至社会各界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响。

中共浙江区委、中共上海市执委、中共江苏省委也相继发表宣言拥护两党领袖的《汪陈宣言》。

《汪陈宣言》尽管是针对蒋介石的公开反共活动而发的，有反蒋的积极性一面，但在客观上无疑对工人阶级和广大共产党员起了麻痹和解除思想武装的作用，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有可乘之机。

不久，陈独秀的领袖地位遭到挑战。

4月12日，蒋介石的叛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极大愤怒，武汉国民政府控制的湖北、湖南等地，群众纷纷举行集会、游行，抗议蒋介石的反革命行径。

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斥责蒋介石“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

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表《讨蒋通电》，斥责“此贼不除，革命民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这时，已到达武汉的汪精卫，为了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也打起了反蒋的旗号。

当国民政府迁到武汉以后，中共第四届中央委员也陆续来到了武汉，约在1926年底前后，中共在武汉成立了临时中央局。1927年3月底前后，临时中央局致电陈独秀，催他来武汉。陈独秀于4月15日左右到达汉口。他是中共中央五个常委中最后一个到达汉口的。他住进了位于四民街61号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

陈独秀到达武汉以后，他和一批年轻的中共领导人所面临的革命形势越来越险恶了。当时武汉已陷入四面受敌的险境，北有奉系军阀；东有蒋介石；南有受南京政府节制的两广；西有与蒋介石勾结的四川军阀杨森。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对武汉实行经济封锁，武汉地区物价上涨，日用品缺乏，全市失业工人到5月间增至12万人。与此同时，两湖地区工农运动持续高涨，特别是湖南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已开始自动地插标分田，猛烈地冲击着封建土地制度。

当时，对中共制定决策有重大影响的是三个人，即苏俄政府代表、国民党顾问鲍罗廷，共产国际首席代表罗易和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罗易是1927年2月18日到达广州的，他来中国的主要使命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于1926年11月至12月召开的第七次扩大会议所作出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4月2日，罗易来到了武汉。4日至20日，他和鲍罗廷及晚到汉口的维经斯基与中共中央局就当前革命形势举行会谈。罗易认为当前主要任务是进行土地革命和巩固两湖根据地。鲍罗廷坚持北伐，不惜以辞职坚持己见。会议经过争论，包括陈独秀在内的中共中央同意了北伐的意见。接着，在北伐的同时要不要解决土地问题，怎样解决土地问题，又发生了争论。

为了总结过去的工作经验，确定在革命紧急时期的任务，1927年4月2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开幕式在武昌高等师范第一附属小学举行。蔡和森、瞿秋白、毛泽东、任弼时、刘少奇、邓中夏、张国焘、李立三等80位代表出席了大会，代表党员57900多人。

李大钊没能来，五大开幕这天，是他临刑的前夜。

邓培、萧楚女、熊雄、李启汉、刘尔荪没有来。10天前，他们在广州被李济深、古应芳杀害。

上海特委周恩来、陈延年、赵世炎没有来，他们正在“白色恐怖”之中与敌人周旋。

大会秘书长是蔡和森，湖北代表团的主席是罗章龙。

主席台上，挂着马克思和列宁的画像。与挂像相对衬的是台上就座的罗易、鲍罗廷、维经斯基、米夫、罗卓夫斯基。

26岁的俄国小伙子米夫于1927年初来中国。先到上海，后去广州，再来武汉。俄国老牌的工运领袖罗卓夫斯基是红色职工国际代表。

主席台上还坐着国民党人徐谦、谭延闿和孙科。由于武汉当时有“赤都”之誉，中共五大自然可以公开举行，作为友党代表，他们前来表示祝贺。

大会由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主持。开幕式十分热烈。在陈独秀致开幕词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之后，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及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道贺。

为防意外，汪精卫赶来致了贺词后，4月29日大会转移到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举行。场内条桌后的条凳上坐着正式代表，加上工作人员及非正式代表，约有100多人。代表们没有出席证，进门时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冲锋”二字。

陈独秀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中央政治报告》。他穿着长衫，操一口带安徽口音的普通话，颇有大学教授讲课的神气。他在报告中，系统地叙述了四大以来的工作，并检讨了所谓自己由于“不了解”而反对北伐与准备退出国民党这个策略的错误。这是陈独秀自从担任中共中央书记以来，第二次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公开的检讨并承认自己的错误。但是没有分析犯错误的原因，显然，他的检讨，自始至终缺乏诚意。

会议间隙，绰号“大口”的罗亦农走到瞿秋白跟前，叹息着说了“糟糕”两字，表示对陈独秀报告的不满。瞿秋白却头也不抬，抽着烟做沉思状。毛泽东与蔡和森利用休息时间散步。毛泽东说：“当年我们是漫步橘子洲头，其后在广州东山，今天走到黄鹤楼来了。”蔡和森笑笑，说：“你的心情还挺好？”毛泽东说：“自己宽心吧，我自己的情绪倒不要紧，我担心的是再这样下去，中国革命还要受损失。”蔡和森说：“大会没有安排讨论你们的农民问题提案，会不会和你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有关？”毛泽东回答：“我们的差距的确很大，老头子越来越右倾了。”“陈独秀看不起农民运动。向西北去实质是逃避土地革命，最终是消灭革命。”“他根本不懂农民在革命中的地位，我说农运好得很，他说过火了。”

辩论进行了四天。要求签名发言的达38人，达到参加会议代表的半数，任弼时、瞿秋白等人的发言最引人瞩目。任弼时去莫斯科参加青年共产国际第六次执委会，回到上海正逢“四一二”大屠杀，在了解情况后，迅速离开上海到达武汉。任弼时到武汉后，在武昌都府堤41号见到了毛泽东，他们交换了对当前形势的意见。

第二天开会时，代表们发现每人的座位上都放着一本4万字的小册子，封面上是：“中国革命之争论问题”，瞿秋白著。扉页上印着：“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中国革命中之孟塞维克主义”。

所有代表都被这本小册子吸引住了，饶有兴趣地翻看。

会场上一片笑声和议论声。恽代英戴着一副白丝边眼镜，一边笑，一边说：“这个标题写得好，写得尖锐。目录上的五大问题也提得鲜明：中国革命么？谁革谁的命？谁能领导革命？如何去争领导？领导的人怎样？问得实在好！”

瞿秋白的这个小册子自然是针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文章系统地批判了陈的错误思想、政策方针，并肯定地说：我们的党是有病。凡是有病的人，如果“讳疾忌医”，非死不可。而我们党的第一种病，便是“讳疾忌医”。

对陈独秀这位党内老牌权威，许多人在他的家长制作风压制下，敢怒不敢言。一些人把希望寄托在瞿秋白身上，以他的理论素养、亲耳聆听列宁教诲的资历、雄辩的口才，当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这小册子原名叫作“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以后改名为“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批判的是“彭述之主义”。

彭述之其人，在中共四大上，经陈独秀一手提拔，当选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瞿秋白的小册子揭露彭述之17条错误。其矛头所向，乃陈独秀。他在会上分发小册子，无疑给陈独秀重重一击。

瞿秋白的小册子果然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拉开了系统批判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序幕。许多人由此鼓起了勇气和信心。蔡和森、任弼时等先后发言，批评陈独秀的错误。

在素以家长自居的陈独秀眼里，党内能够和他并驾齐驱的人只有李大钊，其余在中央领导层的人，不过是他的学生、翻译和助手。这本小册子和有关的发言，使陈独秀的领袖地位彻底动摇了。随着陈独秀在共产党内声望的急剧下降，瞿秋白的影响日益上升。

周恩来请罗亦农带来两点意见：中央要承认错误，彭述之不能进中央委员会。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批评了中央的错误，他在大会前和彭湃、方志敏等同志准备了提案，但陈独秀拒绝在大会上交流，并将毛泽东排斥在大会领导之外。

在瞿秋白、任弼时、毛泽东、恽代英等大多数代表的坚持下，会议批评了陈独秀等人的错误，如“三二〇”中山舰事件，使资产阶级占上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重视拉资产阶级进市民政府，没有提出土地问题及与农民团结；蒋介石叛党时，不能使他孤立等。

陈独秀表示接受代表们的批评。

五大在中国革命的危急关头没有起到挽救中国革命的作用。

大会对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虽进行了一定的批评，却继续选举他为党的总书记。所以，党的五大未能完成历史所赋予它的使命。

5月9日，中共五大选出了陈独秀等29人为中央委员，毛泽东等11人为中央候补委员。

彭述之终于落选。政治局常委为陈独秀、李维汉、张国焘，周恩来为秘书长。大会以后，很多中央委员分赴各地，党中央的实际领导工作仍然由陈独秀主持，结果使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继续在全党贯彻并进一步发展，对革命造成了更加严重的危害。

对于五大上陈独秀的表现，毛泽东认为陈独秀是“动摇的机会主义，在继续妥协显然意味着灾难的时刻，使党失去了决定性的领导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线”。

中共五大后，国民党反动派步步进逼，发动了“马日事变”。

此时，武汉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活动甚嚣尘上。

5月21日深夜，驻扎长沙的唐生智部下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发动武装叛乱，史称“马日事变”。叛军以白袖章白符号为标记，以“土豪劣绅”为口令，分头抢掠和封闭了湖南省总工会、省农民协会、左派国民党省党部，解除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武装，释放了所有被监禁的土豪劣绅，一夜间搜捕共产党工农群众3000余人，杀百余人。在长沙等地屠杀革命志士和工农连续七天之久。

到处是地主豪绅、资本家咒骂工农运动的声音。

急剧恶化的革命形势，迫切要求共产党制定决策。5月2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发生争论，意见未能统一。

5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张国焘主张立即采取行动，罗易认为，同国民党关系直接破裂的危险并不存在。

最后通过罗易建议的一项决议，实行策略退却。即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将毛泽东调出湖南，到武汉任农民协会会长。

当时，毛泽东对鲍罗廷、陈独秀和谭平山都有意见。

鲍罗廷认为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应当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

5月30日，约2.5万人的农民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长沙进发，共产党湖南省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令停止前进，罗易当天给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写信：“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消极，它否决了我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采取措施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

两支5000人的浏阳农民军队伍没有接到撤退命令，孤军进攻长沙，袭击了长沙附近的军队，次日失败。

汪精卫讽刺陈独秀说：“你们不是有10万大军吗？怎么连许克祥一个团也打不赢？”

中共中央对许克祥的武装叛乱，曾经征调10万农民自卫军攻打长沙，平定叛乱，但不久又下令停止，转而依靠国民党平定叛乱。

在这关键时刻，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却不厌其烦地连续下达文件，纠正农民运动的“过火”行为，以便维持那已经无法维持的国共两党合作。这表明，“马日事变”后，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共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927年6月27日晚，冷落的街道不时传来几声汽笛声。武汉的形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陈独秀在汉口西门子鲍罗廷寓所召开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研究应付时局的办法。会议决定“公开宣布解散纠察队”，解散童子团。

武汉工人纠察队有5000人，拥有3000支枪，有人反对解散这支队伍，但附议声很小。

同日，颁布《湖北省总工会解散纠察队布告》。该布告宣布“本会为避免反动派借口武装纠察造谣起见，业于本月28日将纠察队全体解散”。所有前领枪弹即刻交存管理汉口卫戍事宜办事处，并请该处派员于29日上午10时来会点收。

当革命正需要加强武装力量，进行自卫反击的时候，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竟做出了这种解散工人阶级武装的错误决定。

7月3日，陈独秀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该决议完全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重申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要求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为图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决议指出：为了“避免政局之纠纷与误会”，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可减少或编入军队”。

《国共合作十一条决议》充分反映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已经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当然，陈独秀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的根子都在莫斯科。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以答《百年潮》杂志记者问的形式发表了一篇重要谈话（《百年潮》2002年第10期）。他在介绍新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中关于陈独秀的新评说时说：“要肯定陈独秀从建党直到大革命运动前期，都是有巨大功劳的。”“他是我们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而且从党的一大到五大一直是党的主要领袖。他那时的威望盖过了其他任何人。”石仲泉说，新的《中国共产党历史》把陈独秀在大革命失败中的错误从“右倾投降主义”，改为“右倾机会主义”。这是因为，“被看作陈独秀犯严重右倾错误标志的对国民党‘二大’、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等问题上的让步，即所谓‘三次大退让’，还有对蒋介石、汪精卫等的依赖，以及不重视党直接掌握武装的思想等，都是受共产国际的重大影响。”石仲泉说：“由于那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是上下级关系），年幼的党对共产国际的指示，在组织上有服从的义务，同时又缺乏判断的能力。”“因此，共产国际、联共（布）及其驻华代表对中国大革命遭受的严重挫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后来，毛泽东对陈独秀的功过有过正确的评价。

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谈话中指责陈独秀：“在那个时候，陈独秀是中国党的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甚至不同中央委员会商量就作出重大的决定。”

1942年，毛泽东于3月30日，在中共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时还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现在还不是我们宣传陈独秀历史的时候，将来我们修中国历史，要讲一讲他的功劳。” OV1C6+q2D6pPBi3ATK99+vlhikk786i80Do9gmec71i3ky4h6BnCMOYu6B2EYbx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