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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最早是从浙江萧山的衙前村开始的。
衙前人沈定一，1920年与陈独秀等在上海发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
1921年4月，颇具才气的沈定一回到家乡衙前村，开展农民运动。他穿普通农民衣服，头戴毡帽，操着一口浓厚的萧山方言，用农民常见的事例作比喻，以现身说法表达了当地农民的心声。
8月19日，沈定一在龛山作了《谁是你们的朋友》的演讲，从“金钱的发生”揭露剥削的秘密，提出“世界上一切东西，都应该归劳动者所有”。9月23日，他在船坞山北作了《农民自决》的演讲，进一步揭露了地主剥削的残酷，亮出了“废止私有财产”、实现“土地公有”的政治主张，这些都使农民听了“如见天日”。
此后，沈定一为了迅速建立农民组织，出资兴办了衙前农村小学，邀请原浙江一师的进步师生刘大白、宣中华、徐白民、唐公宪、杨之华等到衙前任教，在传授文化知识和实用知识的同时，向广大农民宣讲革命道理。
其中，杨之华系中国妇女活动家，中共早期领袖瞿秋白的妻子，也是萧山坎山人。
同年9月27日，衙前农民运动协会成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农民协会。沈定一等人在成立之日起草了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史上第一个革命斗争纲领——《衙前农民协会宣言》和《衙前农民协会章程》。
早在1921年春，衙前村手无寸铁的农民李成虎拿起农耕工具愤然向绍兴市安昌镇发动了催讨油菜籽赊购款的行动。这成为中共第一次农民运动的预兆和先声。
李成虎还领导农民夺回了在西小江的养鱼权和捕鱼权，被大家称之为“虎将”，成为衙前人眼中的英雄。
农民协会成立后，李成虎带领着农友们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反霸斗争，不准地主高额收租，不准地主用大肚斗量租，一律使用农协监制的标准斗；取消地主下乡收租时的一切额外苛杂费用。农民群众的减租斗争，使地主豪绅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有的害怕不敢出门收租，有的同意“三折还租”。
地主因收不到租，也联合起来，集中了80多只收租船向农民逼租。农民协会得到消息后，立即鸣锣召集1000多名农友，高呼斗争口号，向收租船投掷烂泥石块，吓得地主们狼狈逃走。
于是，地主们联合向当局写信，说农民的斗争是“以共产主义煽惑愚众”为由，要求“严惩祸首”。1921年12月18日，各村农民协会正在衙前东岳庙开联合会，当局派兵包围了东岳庙，逮捕了单夏兰等人，搜去了各村农民协会委员的总名册。此后，当局到处张贴布告，强令解散各地农民协会，又派军警弹压，对各村农民协会领导人按名追究，还派军警随地主下乡逼租。27日，农民协会主要领导之一的李成虎在田里耜泥时被捕，于次年1月24日遇害。
衙前农民运动引起了地主阶级的恐惧与镇压，虽然最后失败，但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个有组织、有纲领的农民运动而载入史册。
毛泽东是最早重视农民问题并致力于农民运动的中共领导人之一。瞿秋白称他为“农民运动的王”。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这样的国情决定了农民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1923年，中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农民革命才是国民革命的根本问题。1923年6月，在中共三大上，毛泽东向党的代表大会正式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农民运动。他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
在中共三大召开前的1923年4月，毛泽东和中共湖南党组织派出的到衡山县岳北白果地区开展农民运动的中共党员刘东轩、谢怀德一起，以村庄为单位，成立农民组织，十户为一小组，产生十代表，百户产生百代表，全区产生总代表。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很快就发展近300多名骨干分子参加农运的组织工作。中共三大后，9月3日至6日，他们在白果召开农工会会员大会，到会约3000人，正式成立岳北农工会。大会选举刘东轩、谢怀德等七人为委员，刘东轩、谢怀德任农工会正、副主任，并发表了宣言和行动案，竖起了湖南农民运动的第一面红旗。
岳北农工会成立之后，立即领导、组织开展了反对地主将粮食外运的“平粜阻禁”运动，并狠斗了岳北有名的大地主廖连元和赵念慈（赵恒惕的胞兄），其影响迅速扩及衡阳、湘乡、湘潭等县。这时，岳北农工会会员已发展到4万多人。岳北农工会的发展，极大地冲击了地主阶级的利益，军阀赵恒惕不能容忍革命的火焰从他的老家烧起，派兵镇压了岳北农工会，枪杀了农会骨干周德二、赵丙炎、廖芳炳、李玉邕等人，逮捕了农工会干部和积极分子70多人。后来，毛泽东高度评价了衡山农民的斗争精神：“衡山岳北农工会和广东海陆丰农会同是我国最早的农民革命组织。岳北农民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肚皮里大舞金箍棒，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中国有五岳，首先燃起农民革命火焰的是南岳衡山，要把这革命之火燃遍五岳。过去赵恒惕想扑灭它，扑灭不了。今后任何人想扑灭它，也将会跟赵恒惕的命运一样。”
在湖南党组织领导下，湘潭八叠乡农运骨干汪先宗于1924年夏发动了向土豪劣绅开展“平粜阻禁”斗争，掀起了湘东地区最早的农民运动。1924年9月23日，湘东农村最早的党支部——中共湘潭县东一区八叠乡支部建立，书记易春庭。1925年2月，毛泽东得知八叠乡农民的斗争消息后十分高兴，立即派出共产党员贺尔康到株洲、朱亭、淦田一带从事秘密农民运动，帮助八叠乡组织秘密农会，并于同年5月正式成立了八叠乡农民协会，这是湘东最早的农会。
1925年，毛泽东利用回韶山养病的机会，兴办了20多所农民夜校，建立了20多个秘密农协组织，亲手发展了韶山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建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韶山农民运动的成功实践，使毛泽东取得了关于组织开展农民运动的宝贵经验。
1925年8月底，毛泽东从韶山农民运动第一线回到长沙，并召开了秘密会议，向中共湘区委报告韶山农民运动的情况，交换农民问题的意见。中共湘区委按照毛泽东的建议，开始着手选派同志到广州学习，到各县农村秘密组织农会和发展国民党组织的工作。9月14日，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在广州开学。中共湘区委选派了雷晋乾、庞叔侃、易子义、袁德生、毛泽民、廖去恶（高文华）、贺尔康、蔡协民、朱友富、夏明震等43人前往学习。
毛泽东到广东后，于1926年3月16日接任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这一届农运讲习所在全国20多个省区招收了316名学员，重点培训农运骨干，中共湖南党组织选派的学员数是人数最多的两个省区之一。
农讲所设在广州市中心的一座古雅的孔庙里。毛泽东喜欢利用祖宗遗产从事反抗传统的活动。他住在农讲所的一间小屋里，晚上睡硬板床，没有蚊帐。
竹书架上摆着毛泽东在湖南考察期间所做的笔记，这些笔记使他能够开出长达23课时的讲座“中国农民问题”。
他还亲自负责9课时的“农村教育方法”以及他素来喜爱的地理。他开设了讨论式的独立学习课程，在教室里提出对权威的怀疑，他开创了新的卫生课教学。他还采用了新的教学方法，把课堂搬到海丰，让学员参观彭湃领导下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毛泽东亲自挑选了15名教师，他们中大多数都有实际工作经验，办事扎实。他选择举止文雅的周恩来讲授军事课程。
1926年后，虽然大革命如火如荼，但国共合作已出现危机。基于此，毛泽东坚持一手抓农民运动，一手抓革命的领导权。然而，在这两个事关中国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上，毛泽东同当时我们党的主要领导者陈独秀却产生了明显的分歧。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曾说：“根据我的研究和我组织湖南农民运动的经验，我写了两本小册子，一本是《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另一本是《赵恒惕的阶级基础和我们当前的任务》，陈独秀反对第一本小册子里表示的意见。陈独秀拒绝在党中央机关报刊上发表它。”
1926年11月，毛泽东就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后，领导和推动了以湖南为中心的中国农村大革命。他明确提出农民运动应“集中在湘、鄂、赣、豫四省发展”的正确计划，并得到中央批准。
12月1日，湖南省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大会在长沙教育会前坪地同时召开。来自全省的170名农民代表和175名工人代表出席了这次盛会，分别代表全省136万农协会员和32万多工会会员。李维汉、熊亨瀚、夏曦及各机关、学校、团体代表500人，参加开幕典礼，全省有工农组织的地方都举行了庆祝大会。
摘自2016-02-16大洋网-广州日报
12月17日，毛泽东应邀回湘出席会议并指导工作，他表示了对工农革命斗争的支持，并强调指出：“国民革命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国民革命是各阶级联合革命”。
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在32天里，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在乡下和县城，毛泽东广泛地接触和访问广大群众，召集农民和农民运动干部，召开各种类型的调查会，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李维汉和中共湖南区委员会积极给予配合和安排。毛泽东结束考察回到长沙后，应湖南区委之邀，在区委举办的农民代表、党团员训练班上作了三次关于农民问题和调查方法的报告，向区委、党校和团校各作了报告，草拟了给中央的报告大纲，向湖南区委作了概要介绍，阐述了他关于湖南农民运动的基本观点，赞扬了党对农运工作的领导和湖南农运的大好形势。
2月12日，毛泽东回到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驻地武昌，在武昌都府堤41号住所的卧室内，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篇重要的马列主义文献。从3月5日起，这篇报告先后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报《战士》周报、汉口《民国日报》《湖南民报》等连载。当时主管中共中央宣传工作的瞿秋白非常重视这个报告，他于3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刊发表了这篇文章的前两章。4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以单行本出版发行。瞿秋白在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1927年5月27日和6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了《向导》刊载的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是毛泽东第一篇被介绍到国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全会扩大会上谈到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并称赞这篇报告“文字精练，耐人寻味”。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驳斥了党内外非难农民运动的种种谬论，指出农民运动是“好得很”，不是“糟得很”。论述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解决农民问题的理论和策略。
他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他明确地提出，一切革命的党派和同志，都应当站在农民的前头领导他们前进，而不是站在他们的后头指手画脚地批评他们，更不是站在他们的对面反对他们。他强调，必须依靠广大贫农做“革命先锋”，团结中农和其他可以争取的力量，把农民组织起来，从政治上打击地主，摧毁封建武装，重组农村政权。这是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之后，进一步解决了无产阶级正确对待农民这个最主要同盟军的重大原则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工农联盟的理论，成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纲领性文献。
在毛泽东的指导下，湖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农会会员达到600万余人，居全国第一位。
1927年春耕季节，湖南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已迫不及待。长沙近郊农民协会在滕代远的领导下，率先实行减租，谷物收获农民得十分之七，地主得十分之三，并准备清丈田亩，秋收后分田；其他地方的农民也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对于农民这种自发的实践，中共湖南区委给予了肯定和支持。
在湖南区委的指导下，全省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当地农会的具体领导下，成立区、乡土地委员会，自己动手，采取清丈田亩、平均佃权、插标占田和分田等方式着手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共党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负责人夏曦、易礼容，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土地委员会汇报了湖南农民迫切要求没收土地，以及有些地方已经在没收地主土地进行分配的情况，提出先没收大地主土地和逐步实行平均地权的办法。
1959年，毛泽东在《七律·到韶山》中写道：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热情地歌颂了我党早期领导的湖南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