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下安源

中共一大后，1921年8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推选张国焘为书记部主任，1922年7月，由邓中夏接任。

同时，各地也相继成立了四个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分部。

在北京建立了北方分部，负责人有邓中夏、罗章龙、王尽美、邓培等。北方分部联络的地区包括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及东北三省，工作重点是北方的铁路工人和开滦煤矿工人。

在汉口建立了武汉分部，负责人有包惠僧、林育南、项英等，工作重点是湖北各地区和京汉、粤汉铁路工人。

在长沙建立了湖南分部，负责人有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郭亮等，工作重点是湖南各地及江西安源路矿工人。

在广州建立了广东分部，负责人有谭平山、阮啸仙、冯菊坡等，工作重点是机器工人。

各分部在本地区开设工人夜校，创办工人刊物，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并按产业组合的原则建立工会组织，领导罢工斗争，对工人运动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从1922年1月开始，到1923年2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形成第一次高潮，前后持续时间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的罢工斗争达100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党组织或党领导的工会组织直接发动的。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工人阶级队伍，巩固了党的阶级基础，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政治影响。

在领导南方的工人运动中，毛泽东的卓越才能崭露头角。

在毛泽东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的两年后，湖南有了20多个工会组织、5万多名会员。1922年时，湖南的中共党员猛增至100多人。每一个工会成立，毛泽东都设法把党员安插进去任总干事。

“文革”时，有一张家喻户晓的刘春华作的油画，画的是毛泽东去安源。那时，他不止一次去安源，那里的山山水水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1921年深秋，毛泽东首次到安源路矿考察，到1923年初，他四次到安源。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该企业是德国、日本资本控制的汉冶萍公司的一部分，共有工人1.7万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残酷剥削与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非常困苦。

毛泽东身着白长衫，沿着铁路步行到安源，但他一看到这座小城就脱了长衫。安源很脏，12000名矿工工作条件恶劣，每天15个小时的繁重劳动使人累得麻木。在方圆约六公里的范围内有24座基督教堂，却只有一个小小的医疗所为工人服务。

毛泽东以湖南平民教育促进会教员的身份，做发动工人起来与资本家作斗争的工作。到达安源煤矿的第二天一早，毛泽东就请来一位工人陪他下井去。“哪个井工人最多？”他问。“西平掌子面工人最多，就是里面条件最差，又没有任何安全设施，经常发生事故，你不要去。”陪同的工人劝道。毛泽东和蔼地笑了笑，说：“你们工友们成年累月在那里干活都不怕，我进去一次又怕什么！”带路的工人只好陪他下井。

毛泽东提着一盏发着微弱光线的油灯，跟着工人下井，穿过又矮又小的巷道，上了又陡又窄的煤山，来到了掌子面。这里通风排气严重不足。待一会就会闷得让人出不了气，脚踩在地上就会烫起泡，工人们叫它“火焰山”。另一头，滴水像下雨，积水成了河，工人们叫它“水库”。工人使用粗笨的原始工具，有的侧身躺在地上挖煤，有的拖着沉重的煤筐在地上爬来爬去。他们口渴了，就喝一口黑黑的脏水；热得受不住了，就到臭水沟里泡一泡。毛泽东看到他们个个赤身裸体，全身沾满了煤灰，只是头上围条布手巾，关心地问大家：“劳动条件为什么这样差呀？为什么没有穿衣服呀？”

工人们围拢来，一个个痛诉着心中的不平。他们说：洋人、资本家只顾自己发财，根本不管我们这些工人的死活。工人没有任何劳动保护用品，都是自备一块“三尺布”，在井下包着头当矿帽，出井时围在腰上当遮羞布。工人还常常无故挨打，动不动就被洋人、资本家、工头打得皮开肉绽。“你们为他们做工还要挨打，他们真不讲道理！你们真苦啊！”毛泽东同情地说。接着他又亲切地问：“大家说，我们工人为什么这样苦？”一位工人叹口气回答：“唉，命中注定啊！”毛泽东摇摇头说：“不，我们工人受苦不是命里注定的，是帝国主义和资本家剥削的结果。资本家从来不做工，生活却那么好，而我们工人成年拼命地干活，生活却这么苦。这不是命不好，是因为我们创造的财富，都叫洋财东和官僚资本家剥削去了。”

“你们这样苦，要站起来，想个办法才是。”毛泽东以此启发、引导工人寻求自己的出路。“那有什么办法呢？”工人们问。毛泽东告诉大家：“办法是有的，就是工人阶级要团结起来！”他打了个比方：只有一块石子，大老板看到随便用脚一踢就踢开了。要是把许多小石子掺上沙子、石灰结成团，就会坚如磐石，大老板也搬不动了，工人们组织起来，结成团体，同心协力，就能把压在我们头上的帝国主义、地主、资本家掀掉，打倒剥削者，建立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世界。

安源工人受苦多年，第一次听到如此生动而深刻的革命道理，终于找到了自己受苦受难的根源。毛泽东的话，拨开了工人们心中的迷雾，照暖了矿工们的心窝。

从安源回到长沙后，毛泽东就派李立三和蔡增准到安源开展工作。后来又陆续派刘少奇、蒋先云、黄静源、毛泽民等到安源工作。1922年1月，安源建立了第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李立三、蔡增准担任学校的教员。他们经常与各处工友进行联系，并通过“十人团”“百人团”等形式组织工人。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一起第二次到安源。这一次他头戴草帽，身穿破旧的上衣，脚上是草鞋，看起来土气多了。

在12月的几周时间内，他们两人住在一家客店里。在每个大雾弥天的清早，他们都外出说服矿工。“你们的双手创造了历史”，毛泽东不停地对着这些黑黝黝的面孔和疲惫无神的眼睛说。

毛泽东在夜校给工人上过课，他在黑板上写上一个“工”字，然后解释道，上边的一条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他们的。

安源办起了阅览室、合作社、工人议事会，有60%以上的工人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各级工人俱乐部。五一节举行了庞大游行，十月革命的周年纪念日、列宁的生日，甚至远在德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的生日都有庆祝活动。

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到7月间，党员发展到十余人。同年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俱乐部主任。

1922年5月，毛泽东第三次来安源巡视工作，调查安源工人运动的发展情况，指示中共安源路矿支部，要尽快巩固和壮大党、团组织，在工作中要克服急躁情绪，注意斗争策略，准备迎接新的斗争。

1922年9月初，当毛泽东第四次来到安源时，这里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他对罢工作了部署。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并成立罢工指挥部，由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任俱乐部全权代表。同时，还成立侦察队等组织，以负责维持罢工期间的秩序。

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17000多名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发清欠饷、废除封建把头制等17项要求。这次罢工迅速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极为恐慌，玩弄各种阴谋诡计对罢工进行破坏，甚至悬赏银洋，密遣暗探，阴谋刺杀李立三等人。工人们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员不得生离安源”；同时加强戒备予以保护，使路矿当局的阴谋无法得逞。路矿当局迫于工人罢工和社会舆论的压力，只得直接派代表到俱乐部，请工人代表到戒严司令部商量解决办法。

16日，罢工工人的全权代表刘少奇等人，冒险来到戒严司令部进行谈判。戒严司令李鸿和恐吓刘少奇说：

“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

刘少奇面无惧色，态度坚定地说：

“万余工人如此要求，虽把代表砍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

谈判过了一个小时，集合在戒严司令部周围的数千名工人担心代表受害，高呼：“谁敢动全权代表一根毫毛，我们就同路矿当局同归于尽！”

路矿当局此时仍拒绝接受罢工条件。当晚，罢工总指挥李立三声明：如果当局不磋商条件，他立即离开安源，任凭工人暴动。路矿当局怕李立三走后，工人起来暴动，被迫答应继续谈判。

17日下午，工人俱乐部代表李立三、路局代表李毅寰、矿山代表舒季缓以及调停人四位商绅，磋商复工条件。李立三提出：罢工条件不能再让步，接受就复工，不接受就撤离安源。

经过五天的英勇斗争，路矿两局破坏罢工的阴谋均告失败。在广大工人的压力下不得不让步，基本接受了工人提出的罢工条件，将工人提出的17项条件合并为13条，于9月18日上午签字。

条约的签订，标志着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取得完全的胜利。条约签字的当天，工人俱乐部举行了罢工胜利庆祝大会和游行。俱乐部在发表的上工宣言中表示：“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权利去奋斗！”罢工的胜利，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的一次壮举。它大大提高了党组织的威信，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为此，安源还赢得了“小莫斯科”的光荣称号。

罢工胜利后，毛泽东让李立三、刘少奇和他的有经济头脑的弟弟毛泽民留在安源继续开展工作。他自己则在湖南的很多地方继续播撒革命种子。

1921年冬至1923年4月，毛泽东和杨开慧住在清水塘。清水塘地处长沙市郊小吴门外，因为环境比较僻静，所以挑选来做湖南党组织的秘密活动机关。这也是毛泽东成为职业革命家以后一段难得的温馨岁月。

在这里，毛泽东领导了长沙6000名泥木工人的罢工。

他经常深入到泥木工人中，帮助他们组织工会。根据泥木工人多、居住不集中、做工分散的特点，毛泽东指示任树德、宋有富、仇寿松等积极分子采取十人一团，由小到大的组织方法。经过三个月的艰苦工作，1922年9月5日，泥木工会正式在长沙成立。

泥木工会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工会为争取自己的权利和利益而斗争。工会在全城散发坚决要求调整工价的传单，扩大社会影响，以逼迫长沙县知事接受工人要求三角四分工价的条件。可是，长沙县署不仅不接受工人的要求，反而在城内外贴出告示，污蔑工人，并派巡官警察四处监视工人的活动。对此，工人们怒不可遏，一个晚上就把全城布告撕个精光，换上了工会的传单，并同无理干涉、殴打工人的警察进行了坚决斗争。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工会成立了罢工委员会，并且议决了具体的罢工措施。

10月6日，泥木工会宣布罢工。这一天，全城的建筑工地空无一人。正在施工的省长公署、第一师司令部和县公署庆祝“双十节”的牌楼，也全部停工。

罢工开始以后，毛泽东积极为争取社会同情和支援而奔走，并且向全国发出通电，发动全国各地工人声援、支持长沙泥木工人罢工。罢工坚持到10月16日，长沙县署仍未接受罢工条件。罢工委员会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向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发出了通牒：“如10月17日尚无解决希望，即将于19日举行示威。”

10月23日，4000多名泥木工人一大早就集合在省教育会坪。为了便于进行说理斗争，大家推选了任树德、仇寿松、朱有富等16人为请愿代表，易礼容为首席代表。上午9时，游行队伍向县公署进发。队伍前面一块长牌上写着：“硬要三角四分，不达目的不上工！”毛泽东冒雨走在示威请愿工人的行列中。他带领工人呼口号，要长沙县知事周瀛干出来答话，周始终不敢出来。请愿代表分两批与周瀛干进行谈判。第一批代表进去谈判没有结果，又派第二批代表进去谈判。直到午后还没有消息，工人们见代表们仍未出来，就开始往衙门里冲，守卫在门口的卫兵用刺刀阻拦，均被工人们缴了械。

赵恒惕立即派来一个连的武装包围了工人队伍，但工人们仍不屈服。赵见硬的不行，又改用缓兵之计，派参谋长出面“调解”，答应“三天之内解决”。工人代表们坚定地回答：“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回去。”一直坚持到凌晨3点钟，迫使湖南省政务厅厅长吴景鸿不得不答应次日下午3时召开公团协商会议，请工人代表出席协商。

赵恒惕派两个便衣特务跟踪毛泽东，妄图绑架杀害他。一天，赶来长沙宝南街鲁班庙开会的毛泽东在门口与两个特务肩并肩碰在了一起。两个特务不认识毛泽东，毛泽东迎上前去问：

“二位是要找姓毛的吗？”

“你跟他熟啰！”

“怎么不熟，昨晚上还跟他吵了一架。”

“告诉你，我们是来抓毛泽东的！赵省长有重赏。只要你指一下，喂，起码两块光洋（银圆）。”

“你们在外边等着，让我先进去看看。只要毛泽东在，我就出来喊你们。我不喊你们，你们就不要进来。还有，说话要算数，两块钱先给我。”

毛泽东转身离去，机智脱险。

10月24日，毛泽东亲自担任泥木工人的首席代表，率领几名工人代表，来到了省政务厅。在谈判中，毛泽东利用赵恒惕的“省宪法”，为争取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权，同吴景鸿进行了辩论。

正当毛泽东与代表们在省政务厅同吴景鸿舌战时，成千的工人齐集省教育会坪，为进去谈判的代表们助威，并不断打电话警告吴景鸿：“无结果，只得来省署请愿。”吴景鸿在工人群众的催逼之下，于晚上8时，终于被迫答应泥木工人增加工资和营业自由的要求。毛泽东当场将代表与吴的谈话记录下来，要吴签字，作为依据。

至此，坚持20多天的泥木工人罢工斗争，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终于胜利了。全市2万多工人在教育会坪召开罢工胜利庆祝大会。

另外，对长沙9000名人力车夫的艰苦生活，毛泽东关心尤切。他拿出党的活动经费，帮助车夫罢工，要求该市总共3100辆人力车的大小车主降低车租，并取得了胜利。

有些车夫具备了入党条件，毛泽东在南门外为他们举行了简短的入党仪式。他把中国共产党的旗帜挂在榕树上，车夫们一个接一个地前来旗下，举起右手随毛泽东宣誓：“牺牲个人，阶级斗争，严守秘密，服从纪律，努力工作，永不叛党。”喜悦的神色在每个入党的车夫眼中闪现，毛泽东给每位新党员一份证书和一些学习文件。

毛泽东还曾多次到长沙北门外新河车站和机车修理厂了解工人的工作、生活和要求，同他们谈心，启发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官僚、军阀的压迫和剥削。 mThxq8QZ2NBpFvyDsLh72UAmjL7W0/zv4BMlsDdhNP0+lG3vJVVGB5FS+37nyLQ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