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1921年6月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马林到达上海，与李汉俊、李达在李公馆秘密见面，建议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统一党组织。最后由李汉俊负责筹备建立，在李书城寓所，他发出了寄往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以及日本留学生组织的信函，通知各派两名党员来上海，参加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
李汉俊的哥哥李书城是与中共长期合作共事的朋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李书城在上海的家已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产床”，李书城以自己特殊的政治声望掩护了中共早期组织的革命活动。
由于当时党处于秘密状态，初创时期又缺乏统一的规章和严格的组织原则和制度，所以各地确定和产生代表的方式也不一样。各地党组织在接到上海发起组的通知后，有的地区是召开党员会选举出代表，有的地区是个别协商产生代表，有的地区是以发起人为当然代表前往，有的地区则以党组织负责人指定代表出席。
旅法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开会通知后，由于路途遥远，来不及派代表回国参加。其他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接到通知后，则积极派代表前往参加大会。但各地代表到达上海的时间则先后不一。
北京共产党小组在西城暑期补习学校开会，公推李大钊出席，但李大钊因公务繁忙，无法亲自前往出席，便推选张国焘、刘仁静出席上海一大。张国焘是6月下旬第一个来到上海的一大代表。
刘仁静在1921年6月下旬，与邓中夏从北京乘车南下，于7月2日到达南京，还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的南京年会，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停留两三天后，以“留沪习德文”为名离开南京赴上海，于7月7日左右到达。
武汉共产党小组的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到达上海的时间在7月20号左右。
长沙共产党小组的代表毛泽东、何叔衡，于1921年6月29日晚，秘密从长沙乘船赴上海。先到武汉再换船到上海，7月5日左右到达上海。因距开会时间尚早，毛泽东曾去南京、上海等地。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消息》中称：“毛泽东暑期中由长沙赴沪，现在杭州南京一带游历。”
济南共产党小组代表是王尽美、邓恩铭。张国焘由北京赴上海途中，过济南时下车停留了一天，约王尽美、邓恩铭等人在大明湖的游船上详谈了一次，张国焘离开不久，他们两人也乘车南下，大约在6月下旬到达上海。
广州共产党小组在接到上海小组的通知后，在党员谭植棠家中召开会议推选一大代表。李达等人在来信中特意提到要陈独秀本人和广州代表一起出席中共一大，但陈独秀因政务繁忙，不便离开，他在会上便提名陈公博出席中共一大，另委派包惠僧出席中共一大。
陈公博于7月14日偕新婚妻子从广州出发，经由香港转赴上海，大约于7月21日到达上海。包惠僧于7月15日从广州坐邮船赴上海，大约在7月20日到达。
日本共产党小组代表周佛海，当时在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读书，他只能利用暑假回上海，他到上海时已是7月下半月了。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开幕。会址就设在上海法租界内（今兴业路76号），李书诚与其弟李汉俊的寓所。
这是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上海典型的里弄住宅建筑。外部青、红色砖交错铺垫，白色条线镶嵌其中，门楣是矾红的雕花，乌黑的大木门上装饰着一对沉甸甸的铜环，米黄色石条围绕门框，雕花配饰其中。墙、门和雕花使人一眼看去，有一种朴实典雅之感。
1956年春节，董必武来到阔别30年的一大会址，回顾往事，感慨万千，他借用庄子的话，当场挥毫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华灯初上，在李公馆楼下餐厅，那张长方形大餐桌四周，坐满了13个人。他们是：
李汉俊，31岁，湖北潜江人，商务印书馆编译，上海代表。
李达，31岁，湖南零陵人，商务印书馆编译，上海代表。
张国焘，24岁，江西萍乡人，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数理教师，北京代表。
刘仁静，19岁，湖北应城人，北京西城区文化补习学校英语教师，北京代表。
毛泽东，28岁，湖南湘潭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主事（校长），长沙代表。
何叔衡，45岁，湖南宁乡人，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教师，长沙代表。
董必武，35岁，湖北黄安人，武汉中学校长，武汉代表。
陈潭秋，25岁，湖北黄冈人，武汉中学英语教师。
王尽美，23岁，山东诸城人，济南一师学生，山东代表。
邓恩铭，20岁，贵州荔波人，济南一中学生，山东代表。
周佛海，24岁，湖南沅陵人，日本第七高等学校，中国留学生，日本东京代表。
陈公博，29岁，广东南海人，广东政法专科学校教授，广州代表。
包惠僧，27岁，湖北黄冈人，无固定职业，为陈独秀指派代表。
这13位代表，代表着全国53名党员。
中共一大会址
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局书记兼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出席了会议。
13位中国共产党代表中，湖北籍的5位，湖南籍的4位，二省相加占9位。来自北京大学的占5位（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曾是北大学生，毛泽东曾在北大工作，包惠僧在北大短期学习过），曾经留学日本的有4位。
晚上8时半，中国划时代的一幕就在这间十几平方米的餐厅里揭开。从莫斯科、伊尔库茨克、日本，从中国的北方、南方，操德语的、英语的、汉语的，湖北、湖南口音的，江西、广东、贵州口音的，乘远洋海轮、长江轮船、坐长途火车，13位代表终于头一回聚在了一起。
餐厅里开着发出黄晕光线的电灯。餐桌上放着一对荷叶边粉红色花瓶，插着鲜花——那花瓶原是李书城和薛文淑几个月前结婚时置的。
鲜花给这次难得的聚会增添了喜庆的气氛。桌子上铺着雪白的台布。桌上还放着紫铜烟灰缸、白瓷茶具和几份油印文件。
桌子四周放了12只橙黄色的圆凳，加上四把紫色椅子，有了16个座位。初次的会议很随便，先来先坐，后到后坐。
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紧挨着大餐桌而坐。
昨日在预备会上被推选为主席的张国焘，已经预先做了些准备。他宣布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开始，24岁的他，比31岁的主人“二李”活跃，富有交际能力，主持大会。
张国焘在报告了筹备经过之后，提出了制定党的纲领、工作计划和选举中央机构的大会议题。
张国焘念了陈独秀交给陈公博带来的信，信中转达了他“党员的发展与教育；党的民主集中制的运用；党的纪律；群众路线。”四点意见。
刘仁静坐在马林旁边，把张国焘的话译成英语，讲给马林听。有时，坐在马林另一侧的李汉俊也翻译几句。
张国焘讲了20来分钟。接着，马林代表共产国际致辞。马林讲话，声若洪钟，滔滔不绝，一派宣传鼓动家本色。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共产国际增添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增添了一个东方战友。”
马林讲毕之后，尼克尔斯基致辞。他的致辞很简单。他在向中国共产党一大表示祝贺之后，介绍了在伊尔库茨克建立的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并建议给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发去电报，报告代表大会的进程。此外，他还介绍了刚刚成立的红色国际工会的情况，认为中国共产党应当重视工人运动。
尼克尔斯基讲毕，张国焘便宣布散会。当代表们分批走出李公馆的后门时，黑黢黢的夜如墨染一般，在这黑夜之中，老百姓早已酣然入梦，然而，那些嗅觉异常灵敏的人物仍睁着眼睛。法租界的密探们是不是从这个夜晚起就开始监视李公馆，尚不得而知。不过，李公馆后来处于密探们的严密监视之中，却是事实。
这是中国共产党一大唯一一次全体到齐的会议。
在接下来的会议中，代表们围绕着党纲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30日晚，举行第六次会议时，突然有一陌生男子闯进了会场，当询问他时，他答称走错了地方。其实这个人是法租界巡捕房的一个暗探。他的行动引起了与会人员的警觉。会议立即中断，代表们迅速分头离开。十几分钟后，法国巡捕赶来，包围并搜查了会场，但一无所获。当晚，代表们商量改换会议地点，在李达夫人的提议下，决定到嘉兴南湖去开完最后一次会议。7月31日，代表们来到南湖，在一艘游船上举行了第七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选举了党的领导机构。至此，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
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在一大会议上，毛泽东除担任记录外，只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的确，毛泽东有着许多实际活动经验，但他不像在座的李汉俊、刘仁静、李达等精通外文，饱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常常引经据典，涉及许多理论问题。据李达日后回忆，毛泽东给与会者留下的印象是“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的发言”。他很注意思考和消化同志们的意见，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乃至“同志们经过窗前向他打招呼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有些同志不能体谅，反而说他是个‘书呆子’‘神经质’”。
一大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组织上完成了建党。
1930年3月，上海《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三期曾刊载鲁迅的一篇杂文《非革命的急进革命论者》。文章一开头，鲁迅便写道：“倘说，凡大队的革命军，必须一切战士的意识，都十分正确，分明，这才是真的革命军，否则不值一哂。这言论，初看固然是很正当，彻底似的，然而这是不可能的难题，是空洞的高谈……”
在论述这一命题时，鲁迅说了一段颇为深刻的话：
“因为终极目的的不同，在行进时，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然而只要无碍于进行，则愈到后来，这队伍也就愈成为纯粹，精锐的队伍了。”
用鲁迅的这段话来形容那张大餐桌周围的13位代表后来行进的轨迹，是最恰当不过的。
这13个人当初从天南地北走向李公馆的大餐桌，确是出于对马克思学说、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为着建立中国共产党坐在一起的。不论他们后来怎么样，应当说，当他们走进李公馆的时候，当他们参加建立在当时“非法的”秘密组织——中国共产党的时候，是冒着被密探追捕的危险，追求并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
然而，在离开那张大餐桌之后的道路是漫长的。在行进中，有人继续奋进，“也时时有人退伍，有人落荒，有人颓唐，有人叛变”。
人是变化着的。退伍、落荒、颓唐、叛变是后来。大可不必因后来如此，去否定这些人当年曾经有过贡献；也不必因后来如此，而大为迷惑：这些人怎么也是中共一大代表？
当然，最为可贵的是一直向前、向前、向前的。有人在前进途中，抛头颅、洒热血，为着“共产主义真”；也有人成为中共领袖，领导着中共一步步从胜利走向胜利——虽然在晚年陷入了严重失误之中，但通观他的一生，毕竟功绩超过过失。
谁都希望直路通天。然而，历史的道路总是曲曲弯弯，九曲十八弯。曲尽管曲，弯尽管弯，然而，一江春水依然向东流。江水，在曲曲弯弯中向东流。这便是历史。
中共一大13位代表的曲折经历，尽现复杂离奇的社会变迁，折射出剧烈动荡的时代特点，也让后人留下对人生深深的感慨和思考。
中共一大13位代表有五类人生的归宿。
第一类，是践约信念，奋斗终生。其中包括毛泽东、董必武、王尽美三位代表。
第二类，是英勇献身，视死如归。其中包括何叔衡、邓恩铭、陈潭秋三位。
第三类，性格倔强，身离心仪。其中包括李达、李汉俊两位。
第四类，是误入歧途，迷途知返。其中包括刘仁静和包惠僧两位。
第五类，是投敌叛党，下场可耻。其中包括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三人。
毛泽东在中共一大上，含而不露。诚如刘仁静在1979年3月答复中共党史研究者关于“毛主席在一大会议上发言的内容是什么”所说的：“在一大会议上，毛主席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毛主席在北大图书馆当办事员时，就与我认识了，我当时觉得他对报纸很重视，无论什么报纸他都看，不管是反动的或进步的报纸。嘉兴南湖会议结束后，毛主席曾对我说，你今后要多做实际工作。他对我讲这句话，可能与他当时是搞实际工作并在实际斗争中研究马列主义有关系，也可能是认为我在一大的发言有点夸夸其谈。”
在中共一大上，毛泽东与马林没有什么个人接触。但是，没多久，毛泽东便给马林留下了印象，诚如马林1935年与美国教授伊罗生谈话时，回忆当初道：“另外还有一个很能干的湖南学生，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这个“能干的湖南学生”，便是毛泽东。
马林与毛泽东在1923年夏作过直接交谈。正因为这样，迄今在荷兰的马林档案中，存有一份当时的记录：《与毛泽东同志的一次谈话》。毛泽东赞同、支持马林关于国共合作的战略。这样，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当选为五位中央委员之一，并兼任中共中央局秘书，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中共中央担任显要职务。
紧接着，在国民党一大上，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不久，还成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毛泽东重视农民运动。1926年11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1927年是一场严格的考试。陈独秀在这场考试中“不及格”，从此失去了他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毛泽东却在这场考试中获优，他领导了湖南农民的秋收起义，进军井冈山，从此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毛泽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直至他病逝，达41年。
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毛泽东是第一位成熟的领袖。当年坐在李公馆大餐桌四周的13位代表之中，毛泽东对于中共、对于中国的贡献是最大的。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伟人。即便是他的政敌，也无法否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毛泽东深刻地影响了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成功地领导中共战胜了蒋介石，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接着，他又领导中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
毛泽东是一位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也是一位深谙韬略的军事家，虽然他没有军衔，但是他实际上堪称大元帅。他不愿像斯大林那样给自己授大元帅之衔。
毛泽东是一位深邃广袤的思想家，一位勤于笔耕的著作巨匠。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被视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