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小组的发起人

毛泽东是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发起人。

在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初期，他深受陈独秀的影响。

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是中国最先进思想的代表，与中国共产党建党时的其他领导人大都是师生关系。

陈独秀学识渊博，懂日、英、法三种文字，工宋诗，写隶书，旧学有根底，新学造诣尤深。他和胡适等参考日文、英文的标点，为现代汉语确定了一整套标点符号（古汉语不用标点，断句极难）。

据毛泽东向斯诺回忆，是《新青年》改变了他的人生取向。毛泽东还认为，在北京时他受陈独秀的影响最大。

建党前，毛泽东曾三次会晤陈独秀。

第一次是在北大图书馆工作时，他见到了仰慕已久的陈独秀。

据史料记载，这次晤面所谈，非常短促，其内容不外乎是新民学会在《新青年》杂志影响下的有关发展情况。就是这样一次短暂的谈话，却让毛泽东兴奋不已。

他高兴地对杨开慧说：“我今天见到陈独秀了。陈先生见解精湛，敢作敢为，正是国家所需要的栋梁之材。这几天，我在北京接触了不少人，他给我的影响恐怕是最大的了。”

毛泽东和陈独秀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20年1月初的一天。这时，因五四运动散发传单被捕的陈独秀，被保释在家养病，毛泽东到北京箭杆胡同9号拜访陈独秀。

五四时期，毛泽东在湖南办了《湘江评论》，这次带一班湖南人进京请愿，要求驱走湖南军阀张敬尧。《湘江评论》创刊于1919年7月14日，连载了毛泽东的《民众大联合》长文。

胡适在《每周评论》36号上写文章推荐说，这篇文章“眼光很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的重要文字”。

在《湘江评论》创刊号上，毛泽东发表了《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称陈独秀为“思想界的明星”：“陈君曾自说过，出试验室，即入监狱。出监狱，即入试验室。又说，死是不怕的。陈君可以实验其言了。我祝陈君万岁！我祝陈君至坚至高的精神万岁！”

在会见中，当谈到驱张运动时，陈独秀赞扬道：“我觉得你们湖南人的精神十分可贵，懂得生命的价值。个人的生命最长不过百年，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留下的永远生命。我很赞赏你们驱张，也赞成你们打算组织‘改造湖南联盟’的计划。”最后，陈独秀答应毛泽东，作一篇《欢迎湖南人的精神》，支持驱张运动。这次见毛泽东，陈独秀增添了对湖南青年人的好印象，趁着余兴未了，他研墨挥毫，写道：“我听了这类声音，欢喜极了，几乎落下泪来！”陈独秀以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在当时受到全国进步青年的敬仰。

1920年夏天，驱张运动胜利后，毛泽东取道上海回长沙。在上海，毛泽东拜访了陈独秀。这是两人的第三次晤面。

这次见面，陈独秀同毛泽东谈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并以一个共产主义者炙热的革命情怀感染了毛泽东。

从这时起，毛泽东转变成了一位信念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次交谈中，陈独秀还委托给毛泽东一个重要任务：回湖南组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小组。

在上海的党组织成立以后，陈独秀和李达便把建党情况及《中国共产党党纲》起草情况，写信告诉了毛泽东，还寄去了《共产党》月刊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委托毛泽东在长沙建党。

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聚集于潮宗街文化书社，召开新大会。毛泽东详细介绍了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召开蒙达尼会议的情况以及肖旭东、蔡和森、李维汉的来信。

原来，1920年7月6日至10日，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新民学会会员就已在离巴黎不远的蒙达尼蔡和森住处开了五天会议，就“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问题，激烈讨论，针锋相对，“大话小话都说遍了”。以蔡和森为首的多数同志主张立即组织共产党，走俄国的道路，通过彻底的革命以改造中国社会，特别注重无产阶级专政和“万国一致的阶级色彩”。而萧子升等人则持反对意见，“不认可用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工会、合作社实行改革之方法。其意颇不认俄式革命为正当，而倾向无政府之新式革命，比较和而缓，虽缓然和。”

蔡和森和萧子升都从法国写信给留在国内的毛泽东，请他评判两人的看法。

元旦这天的会议，由何叔衡主持，毛泽东报告开会理由及学会经过，并表决会议的重点是：讨论新民学会以什么做共同目的？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等三个问题。

会议对这三个具有连带关系的问题合在一起进行讨论。毛泽东发言将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等会友此前讨论的经过和结果告之大家。讨论了一个上午，并未得出结论。1月2日继续第一个问题的讨论并表决。当时采用的表决方式是“起立”。表决主张以“改造中国及世界”为新民学会共同目的起立的有：陶斯咏、易礼容、毛泽东、钟楚生、周世钊、任培道等10人。

“讨论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的第二个问题时，毛泽东首先报告巴黎方面蔡和森的提议，并称：世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大概有社会政策（即社会改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主义）、温和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无政府主义等五种。

何叔衡发言称，自己主张过激主义，“一次的扰乱，抵得二十年的教育。”毛泽东说：“……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如罗素所主张极端的自由，放任资本家，亦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陶斯咏称：“从教育上下手，我从前也做过这种梦想，但中国在现在这种经济状况之下，断不能将教育办好。我的意见，宜与兵士接近，宣传我们的主义，使之自起变化，实行急进改革。”邹蕴真发言称：“理论上无政府主义最好，但事实上做不到。比较可行，还是德谟克拉西。主张要对症下药，时间上积渐改进，空间上积渐改进，物质方面的救济，开发实业，精神方面的救济，普及并提高教育……”方法问题讨论到下午2点，进行表决，结果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即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等。

第三天讨论“方法进行即刻如何着手？”实际上是讨论了组织共产党的问题。何叔衡说：“将武人、政客、财阀之腐败情形，尽情宣布；鼓吹劳工神圣，促进冲突暴动。次则多与俄人联系。”熊瑾玎发言认为现在“事实上有组党之必要”，彭璜也主张立即建党，陈子博还建议在乡村和城市都要组织党。毛泽东赞成这种看法，补充说：“我们必须做的几种基本事业：学校、菜园、通俗报、讲演团、印刷局、编译社，均可办。”建议获得大多数会员的起立赞同。

最后，毛泽东、何叔衡、彭璜等六人在建党文件上签了名，长沙早期共产党组织正式成立。

长沙因在反动军阀的高压统治下，党组织的活动十分秘密，尽可能以隐蔽的个别活动为主，发展上注重质量。到1921年7月前后，长沙党组织的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夏曦、肖铮、彭平之等人。

在创建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同时，毛泽东还进行着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建工作，使其成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1920年10月，毛泽东收到北京、上海寄来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章程后，便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的在校学生中物色对象，建立团组织。“一师”学生张文亮，就是毛泽东物色的建团工作骨干，他在日记中多处记载了毛泽东关于建团工作要贯彻积极慎重、注重质量的方针，以及要“找真同志”“坚分子”的嘱咐。在毛泽东的直接领导下，湖南社会主义青年团于1921年1月13日正式成立，刘少奇、张文亮、彭平之等首先加入，毛泽东任书记。成立时有团员16人，到7月发展到39人，其中就有毛泽东的小弟毛泽覃。

长沙共产主义小组和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正式成立，打下了良好的组织基础。 ziTUpJm07Ou9oDu0HD4D5Yyj4Ibug8DgfvbVMy2WkOLpLASLTiPUG+Yfp+FRLH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