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安思危，高度警觉国家安全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领导各族人民，在既没有财力也没有工业基础的极端困难情况下，白手起家，使我们的军队建设与国防工业、国防现代化建设取得了长足进步。

毛泽东提出了“建设强大的国防军”的任务，领导建设诸军兵种合成的现代化军队。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单一的步兵型军队，后来虽然有了一些特种兵，但为数不多，且没有独立的领导机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环境的变化，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开始着手领导建设诸军兵种合成军队。

1949年9月21日，在第一届政协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建设强大国防的号召：“我们的国防将获得巩固，不允许任何帝国主义者再来侵略我们的国土。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一个强大的海军。”

1949年10月19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开宗明义地引述孙子的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毛泽东认为只此一句，就已精辟地阐明了战争、军事、国防于国家安危的重要性。1950年9月25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新中国加强国防建设的宣言书。

1950年9月，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说“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同月，毛泽东为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题词：“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转变、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转变的历程。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即领导组建了海军领导机构，并任命萧劲光为海军司令员。毛泽东对萧劲光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现在，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自此，人民海军就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新的军种。

1953年2月19日至24日，毛泽东先后乘坐海军“长江”号、“洛阳”号军舰沿长江而下从武汉到南京视察海军部队。在视察期间，毛泽东接连五次为海军题词：“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视察期间，他一再对海军指战员说，我们的海岸线这么长，需要强大的海军；现在太平洋不太平，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过去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大多是从海上来的，需要建设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在他一生最后的岁月里，仍关心海军的建设事业。1975年5月，他对海军负责人说：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海军党委专门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了海军的发展规划：“力争在十年内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毛泽东看了以后非常高兴，在海军的发展规划上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就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1949年10月，毛泽东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并批准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1950年2月，毛泽东与刘亚楼谈话，指示：“必须迅速加强空军力量。”同年4月，毛泽东为《人民空军》题词：“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毛泽东作出组织志愿军空军迅速参加抗美援朝作战的决策。他提出，人民空军应边打边建、边打边练，反复强调实战锻炼对空军建设的重大意义，并多次指出：“要争取时间锻炼部队”“应设法使更多的部队参加实战锻炼”，“哪怕求得打几次空战也是好的”，要多多培养有一定战斗经验的飞行员，注意保存有战斗经验部队的战斗实力和保存战斗英雄。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空军领导机关组织空军部队轮番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先后有10个歼击机师和2个轰炸机师经受了实战锻炼，取得了击落击伤敌机425架的辉煌战果。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惊呼：“中国共产党几乎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的空军强国之一。”

1952年2月1日，毛泽东看到空军关于志愿军空军第三师86天击落美机55架、击伤8架的作战情况报告后，非常高兴，亲笔写下了“向空军第三师致祝贺”的批语。

据不完全统计，从1949年到1953年，毛泽东亲自批阅空军请示报告124件；在国家财政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专款为空军购买飞机、修建机场。

1955年3月，毛泽东为空军首届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题词：“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空军，保卫祖国，准备战胜侵略者。”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和关怀下，人民空军得以迅速建立起来，成为一支令世人所瞩目的空中力量，在夺取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捍卫祖国领空安全和解放一江山岛等沿海岛屿以及打击国民党军飞机窜扰大陆等作战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毛泽东、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从新中国成立后至20世纪60年代，不仅建立了海军、空军，还相继建立了炮兵、装甲兵、防空部队、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防化学兵、第二炮兵等军兵种领导机构，逐步实现了由单一步兵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

为了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自20世纪50年代初起，随着建设现代化正规化国防军任务的提出，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对建设现代化军事院校十分重视，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亲自选帅点将筹办高等军事院校，并为几所重点院校写了训词，规定办校的指导思想和方针。

1950年7月，中央军委会议研究了军事院校建设问题。会后，毛泽东批准的军事院校建设方案确定：以战争年代创办的学校为基础，改建、新建一批适应培养现代作战人才的各类院校，包括创办一所全军性综合陆军大学，将各战略区原有的军政大学、军政干部学校和各部队的随营学校改建为高级步兵学校、初级步兵学校和专业技术学校，各军兵种新建一批专业学校等。同月，毛泽东批准刘伯承提出办军事院校的请求。10月，急电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希望你速来京主持筹建陆大。”11月13日，刘伯承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提出《关于创办军事学院的意见书》，建议将拟议中的陆军大学改名为军事学院。毛泽东批准了这个报告。11月30日，中央军委正式任命刘伯承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

1951年1月，军事学院正式成立。毛泽东为军事学院成立题词：“努力学习，保卫国防。”

1952年7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对军事学院发表训词，充分肯定军事学院的教育成绩，并祝贺第一期学员毕业。训词指出：“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这是刘院长的努力、全体苏联顾问同志的努力，以及全体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和学员共同一致努力的结果。特致以感谢和慰问之意。”“标志着中国人民建军史上伟大转变之一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事学院，其高级速成系及上级速成系的第一期已学习期满，举行结业了，特致以兴奋的祝贺。”

1956年1月11日，毛泽东还到南京视察军事学院，听取了院长刘伯承的工作汇报，并接见院、部、系的领导干部、各教授会的主任及在该院工作的苏联顾问。

为了加强人民解放军的后勤工作，训练全军团以上后勤领导干部，1952年5月16日，毛泽东发布命令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并抽调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李聚奎任后勤学院院长，筹建后勤学院。

当毛泽东听说调入后勤学院学习的干部大多是军事、政治干部改做后勤工作的，他们大都不愿改行，来学院学习后，还想着将来仍回去做原来的工作。毛泽东便在1953年1月31日给后勤学院的训词中指出：“对于现代的军队，组织良好的后方勤务工作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任何轻视后勤工作、以为后勤工作不是重要的专门的科学、不需要有系统的学习、不需要精通业务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必须学习苏联军队完整的后勤工作建设，研究朝鲜战争中后勤工作状况和经验，以达到我军后勤工作现代化和正规化的目的。后勤学院全体教员、职员、学员应当团结一致，为完成这一光荣任务而奋斗。”

1953年2月1日，后勤学院举行开学典礼暨成立大会。后勤学院成立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高级后勤指挥人才，适应了部队后勤现代化建设的需要。1957年1月22日，毛泽东和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军队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后勤学院先进教学工作者、速成系第三期毕业学员、高级班学员以及校以上军官。

1952年6月23日，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调整全国军事学校的命令，对全国陆军军事院校进行统一调整，并决定建立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任命志愿军副司令员宋时轮任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953年1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在南京成立。

1月7日，毛泽东亲自为总高级步兵学校写了训词。训词指出：“为了保卫祖国免受帝国主义者的侵略，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技术是不够的了，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的技术。我们必须向苏联的军事科学学习，以便迅速把我军提高到足以在现代化的战争中取胜的水平。对于这个目的，你们的学习和教学负有伟大的责任，因为你们应当成为全军在步兵方面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模范和领导者。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努力学习和教学。”

1952年3月，毛泽东批准同意总参谋部《关于成立军事工程学院的报告》。同年6月，中央军委任命志愿军代理司令员陈赓从朝鲜前线回国担任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奉调回国后，到中南海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了朝鲜战场情况，他特别谈道：我军的士气很旺盛，但要打败现代化技术装备的敌人，没有接近敌人的现代化技术装备，将会付出较大的代价。毛泽东听到这里，马上接过话说：我们决心解决这个技术装备落后的问题，请你回来，是要你创建一所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你来当这个院长兼政委。陈赓听毛泽东这么一说，脱口说道：“我恐怕办不好学院。”毛泽东立即微笑说：“你办不好，谁能办好？有困难周总理给你解决，还有苏联顾问，凭你陈赓的才智和干劲一定能干好！”

1953年9月1日，军事工程学院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阅兵式后，陈赓向全校师生员工宣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26日为该学院题写的训词：“为了建设现代化的国防，我们的陆军、空军和海军都必须有充分的机械化的装备和设备，这一切都不能离开复杂的专门的技术。今天我们迫切需要的，就是要有大批能够掌握和驾驭技术的人，并使我们的技术能够得到不断的改善和进步。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其目的就是为了解决这个迫切而光荣的任务。”军事工程学院的创办，为人民解放军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军事工程技术人员，有的参加了两弹一星的攻关，有的成为人民解放军现代化建设的骨干。

为了培训人民解放军中、高级政治工作干部，1951年12月，毛泽东批准创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1953年6月4日，政治学院正式破土动工。1954年11月11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兼任政治学院院长。1956年3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举行授旗、开学典礼。政治学院建成后，为全军有效地加强政治工作建设，适应现代化建军和作战的需要，造就了一大批政治工作人才。

在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人民解放军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高等军事院校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具有现代战争知识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和专业技术干部。至1953年，全军共建成各级各类军事院校100余所，为培养军队现代化正规化所需人才创造了条件。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颁布实施了正规化的军事制度，有力地加强了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建设。

革命战争年代，由于长期处于分割状态，部队的规章制度都是各战区自己制定。新中国成立后亟须取得统一。毛泽东指出：“全国胜利后，为了实现国防军正规化近代化的新任务，统一编制，统一装备，统一动作，统一制度就成为全军的一致要求。”

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指示军委训练部成立编修委员会，编写了共同条令。1951年2月1日，经毛泽东批准，总参谋部将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纪律条令（草案）》和《队列条令（草案）》颁布全军试行。经过两年多的试行和征求意见，编修委员会对上述三个条令（草案）进行了修正。1953年5月1日，毛泽东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试行。以后，编修委员会又广泛搜集各方面意见，进行多次修改。1958年，毛泽东将三大条令正式颁发全军执行，有力地促进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

1953年12月，经毛泽东批准并指导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我军实行义务兵役制、军官薪金制、军衔制三大制度，以加强军队的正规化建设。

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以下简称《兵役法》），同日，毛泽东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予以颁布。《兵役法》共9章58条，其主要是改志愿兵役制为义务兵役制，平时进行定期征集、定期退伍，战时实行动员：凡年满18岁至40岁的男性公民，身体、政治合乎条件的都要服现役或预备役；服现役的期限依据兵种不同，分为3年、4年和5年；对预备役军人要进行登记、统计和集训；高级中学和高等院校学生实行军训。《兵役法》的颁布实施，是国家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既加强了军队建设、增强了国防力量，也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建设。

新中国成立前，人民解放军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和运动战的环境，全军上下都过着艰苦的生活。新中国成立初期，军队虽有固定的经济来源，干部的物质待遇也有了较大提高，但实行的仍是供给制。1954年11月，经毛泽东批准，国防部颁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薪金、津贴暂行办法》，决定从1955年1月起开始实行薪金制度。人民解放军长期实行的供给制为军官薪金制所代替。薪金制的实行，体现了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对改善军官的物质生活待遇，鼓励军官的积极上进，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适应现代战争多军兵种协同作战的要求、加强正规化现代化建设，1953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实施军衔制度准备工作的指示》。同年12月至1954年1月，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明确提出我军实行军衔制。

1955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毛泽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名义签署命令，公布执行。条令对军官的来源和条件、军官职务任免原则、军官的权利和义务、军衔的评定（军衔定为尉官、校官、将官和元帅4等14级）都作出了明确规定。规定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0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军衔制度。

元帅和大将的授衔名单，是由中共中央书记处提名，经过政治局审议确定，最后由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在初步方案中，毛泽东被提名为授予大元帅军衔，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为元帅，李先念、谭震林、邓子恢、张鼎丞等为大将，并为他们授勋。

当国防部部长彭德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等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汇报授衔授勋方案时，毛泽东说：“你们搞评衔，是很大的工作，也是很不好搞的工作，我这个大元帅就不要了，让我穿上大元帅的制服，多不舒服啊！到群众中去讲话、活动，多不方便啊！依我看呀，现在在地方工作的，都不评定军衔为好！”接着他对刘少奇说：“你在部队里搞过，你也是元帅。”刘少奇当即表态说：“不要评了。”毛泽东又问周恩来、邓小平：“你们的元帅军衔还要不要评啊！”周恩来、邓小平都摆摆手说：“不要评了，不要评了。”

在邓小平的坚持下，他成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12位中央军委委员中除毛泽东之外，另一个没有元帅军衔的人。

彭德怀也在闲谈中多次透露：“我并不需要这个牌牌，也够不上什么元帅，如果要评的话，也很难说评个什么‘将’是合适的。但这不是个人问题，倘不评一些元帅，就会使一些人难得依次评下去。”1959年6月，他又在同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部长巴卢库谈话时强调：“我不喜欢人家叫我元帅，这是战争的结果，是学人家的，我不喜欢肩上这两块牌牌。”

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主动提出不要军衔的高尚风格，对广大指战员正确对待荣誉、正确对待自己所定的军衔，起到了深刻教育和表率作用。

在评定军衔时，大多数干部并没有过多计较，而是表现得十分豁达。高风让衔，比比皆是。

许光达在得知自己将被授予大将军衔的消息后，还曾主动给毛泽东等军委领导写了一份“降衔申请书”：“我感谢主席和军委领导对我的高度器重。高兴之余，惶惶难安。我扪心自问：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心安神静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事求是地说，是微不足道的。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和我长期共事的王震同志功勋卓著：湘鄂赣竖旗，南泥湾垦荒；南下北返，威震敌胆……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拿到这封信后，激动极了。军委会议室里，他扬起信，走到朱德、彭德怀、林彪、贺龙等军委领导人面前：“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彭德怀插话说，这样的报告许光达连写了三次。毛泽东听后点点头，越说越激动，起身离开座位：“不简单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古来如此。”他随即大步走到窗下，双手用力推开窗户，用带着浓浓湖南乡音的语调低吟：“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虽然在正式授衔时，许光达仍被授予了大将军衔，但中央军委在慎重考虑了他的意见后，将他的行政级别定为五级，他也因此成为当时唯一被定为行政五级的大将。

类似的让衔、请求降衔、不争衔的例子还有很多。总干部部副部长徐立清。按条件，他理应授衔上将，但当他得知上将名额需要减少时，便立即以自己“是主抓这次授衔工作的人，不能近水楼台先得月”为由申请降为中将。最终，他成为当时的兵团级干部中仅有的几名中将之一。

训练总监部军外训练部副部长孙毅，历来淡泊名利，心胸豁达。他对人说：“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在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但组织上考虑到孙毅资深望重，最后仍授予他中将军衔。

白志文，红军时期就是师长。被评定为少将后，有人建议他去争取一下。他却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该知足了！”

段苏权，红军时期黔东独立师政委，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四野第八纵队司令员。授衔那天，他站在少将行列里。他的周围，是当年他亲自指挥的团长；前排的中将行列中，有几位当年在他手下当过师长；再前排的上将行列中，则站着曾与他同样担任纵队司令员的战友。有同事小声说：“老段，你该站前边去，向前走两排。”他却淡淡一笑：“组织上叫我站这里，我就站这里。”

1955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给元帅授衔典礼在北京中南海隆重举行。毛泽东将“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命令状”授予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授衔完毕后，毛泽东又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授予10位元帅。同日下午，国务院亦举行授衔授勋典礼。周恩来总理分别把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状和勋章，授予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等在京的将军。此后，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也相继举行了授衔授勋仪式。

全军共授衔的有元帅10名、大将10名、上将55名、中将175名和少将800余名。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正式实行军衔制，在正规化建设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毛泽东号召开展正规军事训练，提高人民解放军现代化作战能力。

1950年12月3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指示全军：“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

从1953年6月起，全军贯彻毛泽东关于要“开展正规训练”的指示和中央军委颁发的战斗训练命令，积极开展以战斗训练为主的正规军事训练。

1955年3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开幕词中指出：“帝国主义势力还是在包围着我们，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上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这突然事变发生时，才不致措手不及。”

4月29日，毛泽东在听取彭德怀关于武装力量使用预案汇报后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历来是积极防御，作战行动是后发制人，决不首先发起战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于1956年3月6日至15日召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和我军实际状况，在未来反侵略战争初期，应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3月23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方针。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提出和确立，为我军的训练提供了依据，把训练引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部队开展正规化训练，取得了显著成绩，在执行战备任务和军事演习中，表现出良好的军事素质。但1958年以后，由于错误地发动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对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和军事训练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1960年，叶剑英任军委军事训练和军事学术委员会主任。他提出训练要进行改革，要注意打基础；在技术战术上要做到开得动、打得准、联得上、合得成。1962年，鉴于当时国际形势比较复杂，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发出“备战整军，增加全训师，大搞训练”的指示。按照这一指示，全军积极开展了渡海登陆、抗登陆作战训练和高原、山地训练以及近战夜战训练、游泳和武装泅渡训练。

在全军开展军事训练中，南京军区某部副连长郭兴福把练思想、练作风和练战术、练技术有机结合起来的练兵方法，受到叶剑英的肯定。叶剑英向毛泽东报告，建议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

毛泽东仔细看了这份报告，高兴地说：“郭兴福教学方法，不仅是我军传统练兵的继承，主要是在新条件下的发扬。”他对总参谋长罗瑞卿说：“叶帅找到了一个好办法。”

1964年1月，总参谋长罗瑞卿在南京主持召开现场会，向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随后，一个深入广泛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在全军范围内兴起。同年春，为检阅几年来的训练成果，中央军委决定举行一次全军范围的比武活动。

6月初的一天，毛泽东从简报上得知，老帅们下到了训练场上，许多中央领导都分别观看了几场军区比武表演，便拿起笔来在简报上批到：“这样的好事，为什么不邀请我也看看呢？”

6月15日，毛泽东在刘少奇、董必武、朱德、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陪同下来到北京西郊射击场，观看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尖子分队的比武表演。

比武汇报的第一个项目是半自动步枪、冲锋枪精确射击和轻机枪速射表演。

毛泽东手持望远镜目不转睛地观察着。一排靶子全被射击手击落了，毛泽东高兴地放下望远镜，鼓起掌来。他对贺龙说：“不错嘛！”

射击完毕，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射击手的枪拿来看看。随后，罗瑞卿将半自动步枪递给毛泽东说：“这是我们国产的半自动步枪，现已装备部队。”毛泽东端起枪瞄了瞄，一名记者迅速按动快门，摄下了这一重要的历史瞬间。

毛泽东高兴地说：“神枪手是练出来的。”“子弹可以多造一些，要多打，多练，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了，打得准嘛！”

毛泽东还对贺龙说：“要注意多搞夜战、近战。”

贺龙说：“今天晚上，主席可以看看他们‘夜老虎连’的表演。”

“什么叫‘夜老虎连’？”毛泽东问。

“就是专搞夜间训练的连队，现在他们每个团都有这样的连队。”

“好，就是要搞夜战，搞近战，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毛泽东高兴地说。

毛泽东观看完侦察兵表演，对侦察兵的陆上功夫表示满意，他认为侦察兵还应有水下功夫，他说：“部队要学游泳，单靠游泳池不行，要学会在江海里游。不经过大风大浪不行。”

在格斗场上，毛泽东观看完战士的表演后，忍不住地走下主席台，走到一个画着蒋介石画像的沙袋前，一边挥拳，一边风趣地说：“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打你几拳。”毛泽东幽默的话语，引起了格斗场上一阵欢笑。

晚上，毛泽东观看了夜间课目的表演。当一队3000米武装越野的战士来到主席台前时，毛泽东对身边的军委和军区领导说：“训练部队晚上行军，晚上打仗。”“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连’，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6月16日下午，毛泽东等来到十三陵水库。他在接见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时提出：大区书记要抓军队，不能只要钱不要枪。

当日傍晚，毛泽东观看了模拟海岸防御演习。随后，毛泽东不顾疲劳，又到羊坊观看了炮兵和坦克分队的表演。

毛泽东在两天的参观军事汇报表演中，看到部队军事训练取得了很大成绩，十分满意。他在一次谈话中说：“看了北京、济南军区的‘尖子’部队的表演，很好。要在全军中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普及要很快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毛泽东和中央领导观看军事训练汇报表演，极大地鼓舞了全军指战员的练兵热情，全军大练兵活动不断高涨，各军区相继展开了比武，有力地推动了部队军事训练的展开，在人民解放军训练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正当全军训练高潮持续发展时，国防部长林彪出于其个人政治目的的需要，认为军事训练“冲击了政治”，把群众性练兵运动压了下去。“文化大革命”中，军事训练在较长时间内难以正常进行。战斗力受到严重削弱。

1969年3月，中苏边境发生珍宝岛事件，毛泽东多次指示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要准备打仗”。

在毛泽东的指示和战备形势促动下，我军的军事训练逐步有所恢复。1969年下半年至1970年年初，新疆、沈阳、济南、北京等军区的一些部队，走出营房，进行野营拉练。

1970年2月，毛泽东在总参谋部关于新疆、沈阳、济南三个军区野营拉练情况的报告上批示：“这样训练好。”对于部队野营拉练的成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1月24日，毛泽东在北京卫戍区《关于部队进行千里战备野营拉练的总结报告》上又批示：“全军是否利用冬季长途野营训练一次，每个军可分两批（或不分批），每批两个月，实行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在报告的最后一页，毛泽东还写道：“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发出通知，要求全军迅速掀起野营拉练运动的高潮。北方部队实行冬季野营拉练，南方部队进行夏季野营拉练，“战三九、练三伏”口号变为全军的行动。野营拉练范围之广、影响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在野营拉练中，培养了部队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增强了官兵团结和军民团结，提高了部队在野战条件下走、打、吃、住、藏的能力。

毛泽东还针对林彪对部队军事训练造成的严重影响，提出：“军队要严格训练，严格要求，才能打仗。”全军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大办教导队，开展“三打”（打坦克、打飞机、打空降）、“三防”（防原子、防化学、防生物武器）的群众性大练兵运动，积极做好未来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国防和军队建设的理论，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国防和军队建设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了必须建设强大的现代国防工业的议题。

那时，我军的武器装备绝大多数是缴获的敌军武器，被称为“万国牌”，性能落后，零配件已无来源，多数已不能使用。显然，这与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的要求极不适应。毛泽东多次在军委会议强调：尽快建设国防工业，生产出武器装备精良的人民解放军，是摆在新中国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随着苏联援建项目的展开和抗美援朝战争的急迫需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建设重工业、国防工业和其他相应的基础工业。毛泽东作出的一系列决策，在建设国防工业方面可概括为三大举措。

一是从领导体制入手，建立国防工业领导机构。1950年年初，毛泽东指示周恩来及政务院在重工业部设立航空工业筹备组、兵工办公室、电信工业局和船舶工业局等机构，负责组织武器装备生产和军工企业调整工作。1951年1月，毛泽东批准成立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由周恩来兼主任，聂荣臻、李富春为副主任；并将兵工办公室升格为兵工总局，负责统一规划和协调兵工生产建设。随后，成立了由聂荣臻任主任的航空工业管理委员会，在重工业部设航空工业局。

1952年5月，毛泽东批准《兵工厂调整计划纲要》和《兵工五年新建设大纲》，要求进一步研究新厂建设问题。7月26日，周恩来向中央提出《关于兵工工业建设问题的报告》，指出：兵工要提早建设，改造老厂、建设新厂，用三五年时间迅速建立中国自制陆军武器、弹药和空军、海军弹药的基础。8月，成立了主管国防工业的二机部，负责管理兵工、航空、电信和船舶工业，着手组织大规模的调整建设工作。

1958年10月，中共中央批准成立国防科委，聂荣臻任主任，陈赓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对军内外有关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工作的组织领导、规划协调、监督检查，重点研究发展以原子弹和导弹为主的尖端技术，尤其是与世界军事科技发展同步，形成了对未来长远发展具有奠基石意义的坚实技术基础和科研力量。

二是调整原有军工企业，构建国防科技工业体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将接管的军工厂与解放区的军工厂合并，只能生产步枪、机枪、手榴弹等轻武器和数量有限的小口径火炮，船舶、航空企业多是搞点修理和装配；而无线电零配件的供应，几乎完全依赖外国，根本不具备国防建设必需的飞机、舰艇、坦克、大门径火炮、军事电子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研制条件。

1953年年初，毛泽东在中央会议上强调要将国防工业列为“一五”计划建设重点。要求五年内初步建设起国防工业体系，以保证军队武器装备的需要，保持国防战备必要的武器和弹药储备。他还指示总参根据国防建设五年计划的要求，组织力量对“二战”中各国军队武器装备数量和弹药消耗情况，以及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武器弹药的投入与消耗情况进行分析研究，拟定了未来反侵略战争所需武器装备与弹药的基本数量，为制订国防工业建设计划提供了依据。

毛泽东明确指出：“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依靠我们过去和较为落后的国内敌人作战的装备和战术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掌握最新的装备和随之而来的最新战术。”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国防工业的力量组合均按现代战争的需求组合，如将空军的主要人员和设备集中为六个重点大厂；无线电按专业化要求组成六个无线电厂；船舶工业通过改造、租用和重组，按海军发展要求，形成几个重型造船厂。

三是学习苏联模式，制订和实施国防工业科技与建设计划。毛泽东决定：在1950年使用的6000万美元苏联借款中，有2000余万美元用于海军、空军的军事订货。1951年7月，毛泽东派徐向前率团赴苏就军工项目进行谈判，特两次致电徐向前，强调应邀请苏联先派设计组来华，结合中国情况做出设计后再确定项目。

1953年1月22日，毛泽东主持审议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与会者认为：为保障国家安全，国防工业应有这样一个基础，一致赞同李富春提出的五年建设计划。这是中共中央在国防工业初创时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核威胁和核垄断，毛泽东在一些重要会议上多次强调军队武器装备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指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

1952年和1956年，毛泽东两次派周恩来率团赴苏谈判，签订了包括援助国防工业建设的系列协议。协议规定苏联向中国建设的66个大型军工企业和8个科研院所提供援助；对我国几十个军工企业进行改扩建等技术改造。“一五”期间我国新建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等大型骨干工程4项，改建扩建老厂的大中型工程51项，完成了制式武器的试制生产和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务。

1956年4月，按照毛泽东的要求，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会议在北京西郊宾馆召开。不到半年，经过600多名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和部分苏联专家的帮助，基本上完成了规划的起草。10月29日，陈毅、李富春、聂荣臻联名向中央呈送了《关于科学规划工作向中央的报告》和《规划纲要》。

《1956—1967年远景规划纲要》列出了12个科技发展重点。军工方面，在聂荣臻领导下，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总参装备计划部、国防工业部门共同拟定了武器装备发展总规划，以发展原子弹技术、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为重点，部署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制的重大任务。规划的具体目标有：提高喷气式飞机音速的倍数；研制射程100公里的地对空导弹，射程500公里至600公里近程地对地导弹。电子学方面，研制能发现敌人飞机、导弹，并能引导我军飞机、导弹对其拦截、阻击的设备；研制能准确测定敌人炮兵阵地和军舰的设备，提高雷达探测距离，缩小体积，增强抗干扰性能；研制自动化和保密性能好的超小型化通信设备；研制电子计算机、电视机无线电侦察设备。原子能方面，与和平利用结合，开展小型核弹头、核潜艇和用作军用动力堆等综合性研究。防化和军事医学方面，进行防原子、防化学和防生物武器研究。陆军装备方面，主要是进行改进，减轻火炮、坦克等重量，提高质量、增大威力，便于运动或自行化的研究。海军装备方面，开展提高舰艇航速、续航力以及水雷、舰用火炮、鱼雷的威力，研究导弹、火箭在舰艇上的使用，等等。

后来的实践证明，尽管受到“文革”强烈的冲击，规划确定的这些目标都是基本上完成。

1956年4月，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国防不可不有。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还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过去我们没有飞机和大炮，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可靠的办法就是要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建设国防科研机构和试验基地。1954—1963年，经中央军委批准，国防部第五局成立了导弹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并建成了三个分院和一批专业研究、试验站，分别承担导弹总体、火箭发动机和控制导引系统的研究工作，为导弹研制奠定了基础。同时，在北京建立了核武器研究所，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的前期研究工作。以后又建成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原子弹的主要研制工作转到西北基地进行。为了适应常规武器装备发展的需要，国防工业部门先后建立了一批专业研究机构以及产品设计机构，建设了38个科研单位和试验基地，形成了一支约8万人的武器装备研制队伍，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配套的国防科技体系。

建设国防科技工业高等院校。为加强国防科技人才的培养，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解放军创办一批高等军事工程技术学院后，自1961年年初到1965年，国家先后将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航空学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西北工业大学、南京航空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工学院、太原机械学院、军事电信工程学院、炮兵工程学院、军事工程学院划归国防科委领导，还确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兰州大学等高等院校设置特殊专业，培养军工专业人才。这些高校的许多优秀人才都成为国防科技工业的骨干力量。

1965年，国务院军工产品定型委员会批准定型的500多项产品中，我国自行设计的占60%左右。轻型坦克、水陆坦克、履带装甲输送车、反坦克无坐力炮、破甲弹、反坦克枪榴弹、火箭弹等相继研制成功；自动步枪、微型冲锋枪等步兵武器轻型化研制工作取得长足进展；红旗1号地空导弹等装备也仿制成功，保障了后来几次边界自卫反击战的胜利。20世纪60年代中期，歼7、强5以及与歼6配套的空空导弹完成定型生产，标志着中国掌握了超声速歼击机的整套生产制造技术。国防科技工业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从仿制向自行研制的过渡，常规武器品种增加、性能提高、配套显著改进。武器装备向国产化、系列化迈出了重要一步。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1964年5月15日到6月17日中共中央召开的工作会议上作出了三线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同年8月，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建设三线。从1965年起，我国开始把沿海一些工业企业向西部和西北地区搬迁，当年新建项目则大多集中投放在西部地区。这是我国三线建设大规模进行的阶段。

三线建设在短时间内就取得了成效。到1965年4月，中国的战略资源大多已经向西部和西南地区转移完毕。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怕打大规模战争了，中国已经做好了准备，腰杆更硬了。1965年4月，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美国总统约翰逊传话说：“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给中国，中国将奋起抵抗，战斗到底。不管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地说，它进得来，出不去，必将被消灭在中国。”周恩来的这个话，是说给美国人的，也是说给苏联人的，更是说给蒋介石集团、南朝鲜和日本的。

我国的国防工业特别是三线建设的推进，极大地促进了国防建设。从沿海到内地，再到西部地区，建立了一大批国防工业基地，包括原子能基地、核试验基地等。 Y/2ycRLfOc3MQcxjrMnLJweGEc4MzpkPlhaiuu/cx3UsGmizi76uvbS99kfSvMR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