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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是中国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粉碎国民党企图“划江而治”的一次重大战略行动。
战略大决战胜利结束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十分明朗：中国人民革命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已经不需要太长的时间了，国民党政府正像一艘破船那样将从历史上沉没。
蒋介石在军事上惨遭失败、政治上众叛亲离、经济上迅速崩溃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又拒绝了他所提出的增加美援和公开发表支持国民党政府声明的要求。在日暮途穷、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表了一篇“求和”声明，宣称：在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保全国民党军队等条件下，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争、恢复和平的具体办法”。
一向同蒋介石存在尖锐矛盾的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趁机以和谈为名，逼蒋下野以取而代之。
这场越来越热闹的“和平”活动，使国内一部分人产生了不切实际的幻想。有一些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分子，害怕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会损害他们的利益，希望革命就此止步，或者带上温和的色彩。有的资产阶级右翼分子要共产党把人民革命战争“立即停下来”，反对“除恶务尽”。
在国际上，也出现各种各样的议论，似乎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应该适可而止。
早在解放战争刚刚开始之初，斯大林一直相当固执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武装力量要同由美国支持的蒋介石政权全面抗衡，其力量对比太悬殊了，而且悬殊得几乎无法比拟。当然，这位指挥苏联红军战胜了希特勒军队的最高统帅对中国这样一个情况特殊的东方大国并不很了解。出于苏联自身利益的需要，同时也是出于苏联需要拉拢南京政权以制约美英等西方国家在华势力的需要，斯大林一直保持着与蒋介石的正式外交关系。
但由于斯大林清楚，即使让蒋介石掌握了中国政权，中国也不能算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方阵营中的一员，因为蒋介石亲西方的态度是鲜明的。因此，斯大林一直在谋求让中国共产党也能参加到蒋介石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中去。
自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的为人了解得太不充分，他打电报向毛泽东建议说：“你党应该维持国内和平，再不能打内战了，否则有把中华民族引向毁灭的危险。”
当这份署名为“菲利波夫”（斯大林）的电报传到毛泽东手上时，毛泽东看了看，随手把它放在桌上，淡淡一笑，风趣地说：“这事恐怕要问问全党和全国人民答不答应了。”他又向身边的同志进一步说：“人家说我们想打内战，可这内战是谁挑起的制造的却没闹明白。”
这位从中国湖南走出来的共产党领袖素来有不受人指挥的性格，他有着与斯大林一样的自信和坚毅。所不同的是，毛泽东的自信是建立在对中国国情的深入了解和仔细分析之上的，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缺少的正是这样一点关键的东西。
毛泽东分析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对于国民党当局制造的假和谈、真内战的伎俩，我们只能是采取‘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方针。”
毛泽东放下了斯大林的电报，既没有盲目听从斯大林的建议，也没有去向苏联政府请求物质援助，他决心让历史来说话。
米高扬（右二）在西柏坡
当中国人民的胜利就要成为历史事实时，斯大林又派出一位政府要员到中国向中国共产党传递他的意思。
1949年1月31日，在西柏坡，中国共产党迎来了一批不平常的客人，他们的到来竟是这样地凑巧，几乎刚刚是与北平和平解放的同一时间。
迎来的贵客是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一行人组成的秘密访华团。他们的飞机在石家庄降落，然后乘吉普车来到西柏坡。
对于米高扬的到来，中国同志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在条件还很差的情况下几乎倾尽全力使苏联朋友感到满意。
米高扬笑容满面地在整洁舒适的农家窑洞似的屋里住下后，四处打量了一番。只见屋内粉刷洁白，桌上铺着白布，放着插满鲜花的花瓶，给人一种心情舒畅的气氛。
“好！好！没料到这儿的环境这么美妙。”米高扬拍拍松软的被子，显得很满意。
“这是毛主席和周副主席特地关照的，要我们在条件不好的情况下尽力照顾好苏联同志的生活。”负责接待的同志彬彬有礼地回答。
米高扬“嗯”了一声，在桌旁坐了下来，他望着窗外一片皑皑的白雪，似乎又勾起自己的记忆。
几年前，身为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的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曾受斯大林的派遣，直飞南京同蒋介石政权进行过外交洽谈，当时斯大林的重心还是偏在南京政权一边的，他派米高扬去南京向蒋介石了解中国的战局进展和未来情况。当米高扬带着蒋介石请求苏联在军事上政治上给予全面援助的信函飞回莫斯科后，斯大林还一直相信蒋介石有能力控制中国局势，有可能达成与毛泽东联合组阁的协议呢！
当然，蒋介石最后的表现使斯大林彻底失望了，才有了苏联方面对中共的全面支持与声援。
毛泽东以及中国领导人与米高扬的正式而秘密的会晤开始了。
米高扬一行人在西柏坡整整待了七天。在七天中，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他们进行了三次长时间的会谈，希望得到苏联方面对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予以全力的声援和支持，会议进行得极为诚恳，简朴的会议室内气氛平和而轻松。毛泽东面前的烟灰缸几乎每次都要让烟头塞得满满的，他亲自主持和参加了这次马拉松式的会谈。
对于毛泽东曾准备到苏联去的事，米高扬说：“斯大林同志很关心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经过研究，认为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的时刻，毛泽东同志不能离开指挥作战的岗位。同时，也考虑到安全问题和毛泽东同志的身体健康。因此，斯大林决定派我们来，听取毛泽东同志及中共中央的意见。”
然而，米高扬等苏联同志在会谈中神态始终很严肃，不苟言笑，就是不表一次态。
“米高扬同志，您认为我们的看法合适吗？”
毛泽东用征询的眼光盯着对方。
“毛泽东同志，请允许我把您的意见带回苏联，向斯大林同志汇报吧！”
米高扬轻轻用手指敲敲桌面，显得很恳切。
当涉及又一个需要苏联同志表态的问题时，米高扬又微微耸耸肩头，仍显得十分严肃，认真地摇摇头说：“让我把你们的看法都带回去行吗？”
毛泽东笑了笑，笑得很潇洒，他风趣地用手指指米高扬面前那本记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日记说：“米高扬同志真是个速记好手呀。”
“哈哈哈……”
屋里发出了一阵阵轻松的笑声。
然而有时米高扬也发发火，他对自己带来的翻译不得力而十分不悦，有时竟拍着桌子责骂译员。好在有主人的周密考虑，那位译员才算没被他赶出会议室。
最后一次会谈中，毛泽东把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形势和步骤安排，以及新中国政权的性质、方针、外交等全面的考虑向米高扬和盘托出，以期用诚意表明中共方面的态度。
当米高扬听完后，他思忖了一下，皱皱眉头，偏起脑袋来说：“实在有些遗憾，我这次来这儿可只是带了两只耳朵来的，我回去后一定向斯大林同志全面认真地汇报。”
出于礼貌，毛泽东没有让他再为难了。毛泽东心里清楚，因为斯大林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的确犯过许多错误，因此他们现在不得不对中共领导人的意见要小心慎重起来。这当然不能说是一件坏事，毛泽东笑了笑，握住米高扬的手，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友好地点了点头。
当然，个性鲜明的毛泽东对米高扬的态度自然是不会很满意的。当天夜里，毛泽东站在自己房间里，与周恩来等领导人在分析着、研究着。
这些中共的高级领导人对苏联和斯大林的多次不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战争的态度也是知晓的。他们聚集在自己领袖身边，对米高扬这次所持的态度表示了各自的不同见解。
毛泽东一言不发，听着大家的意见。他扔下手中的红蓝铅笔，站起身来，一手叉腰一手指着墙上的大地图，看了看后，不紧不慢地说道：“到了这种时候了，我们眼看就要过长江了，还有人想阻止。说千万不要过长江，过了江就会引起美国的出兵，中国就有可能出现南北朝。”
毛泽东幽默地做了个手势，转过身来看看他的战友，又问道：“你们各位看呢？”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会意地笑了。
“是啊！”毛泽东坦然地挥挥手，干脆大声说，“我毛泽东可是管不了那么多了。”
随着毛泽东的话音，屋里发出一片笑声，中共的领导者们深知主席的话意，他们相信毛泽东的分析和判断。
毛泽东走到窗前，推开窗户，一手叉腰，一手拿着香烟，长长地吸了一口，久久地望着外边……
窗外，夜空深沉，万籁俱寂，四下出奇地安静，除了偶尔刮起的风声，大地沉睡得十分安详。
又一个清晨来临了，淡淡的朝霞给远方的地平线抹上了几道神奇的色彩，冬日的早晨自有它的迷人之处，那皑皑白雪像铺在大地上的一床白被子，柔和而厚实，令人心醉。
米高扬完成了使命，要回莫斯科去了。清晨，他迈着慢悠悠的步子来到一座高坡上，眼望着分布在这片山洼中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远处那窗口盏盏不灭的灯光还映着中共领导人埋头工作的身影。
米高扬感慨了，他努力在记忆中搜索着自己同中国国共两方高级领导人打交道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细节，禁不住说：“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很坚定呀，他们正在按自己的意愿指挥一场改写中国历史的战争。”
米高扬忠实地带着斯大林的旨意来到了中国西柏坡，七天后又忠实地带着斯大林的旨意回到了苏联，结束了这次访华活动。
米高扬回国后，毛泽东始终坚定地按照中共中央的既定方向，一步又一步地把中国革命的形势推向新的高潮。
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为新华社写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提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他还用《伊索寓言》农夫与蛇以怨报德的故事，形象通俗地说明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诚合作，粉碎美蒋反动派的阴谋。并针对少数人的模糊和动摇，强调：“这里是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为了坚定党内、军内和人民群众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举行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报告。毛泽东断言：我们已经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并要求全党提高警惕，做好应付包括美国出兵在内的任何事变的思想准备。他强调“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愈小”。
根据上述精神，1月14日，毛泽东又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和平”建议的虚伪性，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的基础上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1949年1月21日，众叛亲离、无可奈何的蒋介石被迫“引退”，回到老家奉化，由李宗仁出来代行“总统”职务。但蒋介石实际上仍掌握着对国民党政府残存的大权，在幕后操纵军政大权。
蒋介石玩弄的这一“和平”把戏，本是缓兵之计，其目的是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的半壁河山，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因此，他下台前就对战争进行了部署；“引退”后，仍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伯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三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指挥的部队组织长江防御。到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九江以西由白崇禧统率40个师25万人防守；湖口以东由汤恩伯统率75个师45万人防守。此外，尚有海军舰艇130余艘、飞机300余架配合陆军作战。
李宗仁上台后，第二天就致电毛泽东，表示“即愿开始谈判”。同时，又向印度大使表示：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四川和云南两省，甘肃、青海这些中国内陆的边远地区，以及新疆和西藏这些广大领土，共产党势力还未到达，即使共产党南下，他还可以退到重庆，继续和共产党对抗。怀着这样的如意算盘，他和谈的腹案，当然是“两分天下”“划江而治”。
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他为了减少战争对人民的伤害，早日实现和平，还是复电李宗仁表示愿意同南京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石家庄西柏坡接见了以“上海和平代表团”名义赶来的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江庸四人，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已和蒋介石打了多年交道，对蒋介石的缓兵之计已洞烛其奸。因而，一方面以极大的耐心同国民党举行谈判，争取和平渡江、和平解放全中国；另一方面，调兵遣将，准备进行渡江战役。战役总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总的意图，于1949年3月31日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实施渡江作战。
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首席代表是张治中。
会谈以小型会议为主，小会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后改名国际饭店，即现今的华丰宾馆，大会在中南海勤政殿。
4月2日至12日，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4月2日，双方代表按照头天晚上商定的办法，在六国饭店进行个别交谈。周恩来和张治中谈，叶剑英和黄绍竑谈，林伯渠和章士钊谈，李维汉和邵力子谈，聂荣臻和李蒸谈，林彪和刘斐谈。争论的焦点集中在战犯问题上。
在中南海勤政殿开过五六次会议。每次会议中共代表都是义正词严，而张治中则是措辞委婉，而且有几次都是只有双方首席代表发言，其他代表则基本上不讲话。谈判中周恩来发过一次脾气。其原因是张治中在发言时举了一个很不恰当的例子。他说，中国这个大家庭原来是哥哥当家，可是没有当好，把家管得很糟；弟弟能干，能把家管好，当然哥哥就该把钥匙交给弟弟。但不管怎么说，兄弟总是一家人嘛，不能把哥哥当成罪犯。
周恩来听了这些话，当即拍案而起，他严正地斥责说：“你们难道像兄弟一样对待我们了吗？国民党从1927年算起，杀了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这笔账人民是要清算的！你们一小撮反动派挑起了全面内战，这些难道仅仅是没有管好家吗？”
在周恩来义正词严的讲话面前，会场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张治中只好连连道歉。
国共两党在中南海勤政殿谈判
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道：这次会议以后，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表示只有接受这个《国内和平协定》为是”。并决定派人带文件回南京去，劝国民党政府接受。16日，毛泽东致电前线指挥员：南京是否同意签字，将取决于美国政府及蒋介石的态度。如果他们愿意，则可能于4月22日签字，否则谈判将破裂。“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
4月22日，南京政府复电，断然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第二天，作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毛泽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周恩来得到张治中坚持回南京复命的消息后，当即赶到六国饭店和张治中谈话。
张治中在谈话中，向周恩来强调了“复命”的理由。
西安事变的时候，周恩来晚到了一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南京的飞机已经起飞了。天真和轻信，铸成了张学良被无期监禁的悲剧。周恩来每每想到这件事，就感到十分痛惜。因此，他非常诚恳地挽留张治中说，现在的形势，你们无论回到南京、上海或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周恩来的话真挚、温和而又坚决，张治中被深深地打动了。
张治中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早在大革命时期，他就同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中，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也曾经因此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攻击。此后，即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他也没有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态度。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同周恩来等友好交往，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抗战胜利后，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1945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地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1945年8月27日，张治中代表国民党当局去延安迎接毛泽东到重庆谈判，张治中作为国民党谈判首席代表，为《重庆谈判纪要》的签署作出了贡献。
中共代表们也先后到六国饭店看望南京代表，进行劝留。林伯渠、李立三劝他们说：过去在重庆、南京谈判破裂后，我方代表并不撤退，保留未来和谈恢复的接触，现在挽留你们，也是同样意思。你们留下来，也就是坚持和平的主张，是对和平的支持。
周副主席所说的西安事变中对不起姓张的朋友是指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不听劝说去见蒋介石，结果遭到了蒋介石的软禁和迫害。张治中对蒋介石翻云覆雨、寡廉鲜耻、心狠手辣早有所闻，听了周副主席情词恳挚的劝说，于是决定留下。南京代表团其他成员也决定留下。
依据毛泽东、朱德的命令，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兵分三路，先后发起渡江。一场举世瞩目的渡江战役打响了。为了有利于东、西两路兵团作战，并在渡江后迅速会师，我军决定中路兵团30万人提早在4月20日午夜渡江。午夜时分，千万只战船出现在长达100多公里的江面上。一小时后，渡江突击队先后攻占了闻新洲、紫沙洲、黑沙洲、鲫鱼洲等江心洲。紧接着，他们强渡夹江，建立了滩头阵地，直指板子矾。与此同时，我军大炮轰掉了敌军主碉堡，强渡战士首先登岸。到21日凌晨，渡江第一梯队突破敌军防线，敌军自芜湖西南的港口至铜陵的江防地带全部土崩瓦解，丢盔弃甲，夺路南进。
中路大军突破天堑的当天晚上，东、西两路大军接连发起了渡江攻势。
渡江战役
西路兵团35万人从下午5时开始全线进攻，在30里长的战线上，排列着300多门大炮，经过一个小时的猛烈炮击，摧毁了敌军的前沿阵地。接着，在贵池至马当的200里长的江面上，从各港口涌出的数千只战船，立即向南岸驶去，很快突破了敌军的西边江防。22日我军又解放了贵池、彭泽等地，猛扑浙赣线，向敌军纵深进攻。
在西路大军强行渡江的同时，我东路大军35万人于21日下午7时也发起攻击，在申港、靖江地区南渡。战船冒着密集的炮火向前猛冲，首批八个团的兵力，在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内，就在圩塘镇至王坍镇、申港至夏港及长山两侧三个地段登上南岸，歼灭了据守敌军。接着，最先登岸的突击营战士，即与驻守在江阴县的起义人员会合，机智地活捉了国民党要塞司令戴戎光，摧毁了江阴要塞，敌军纷纷向南溃退。
当我三路大军向国民党的千里江防展开猛攻的时候，集结在滁县以南地区的我三十五军，4月20日开始，也对南京正面的江浦、浦镇、浦口地区发起攻击。至22日，国民党第二十八军见我大军已接近浦口，便星夜缩回南京。23日上午，我各师先后到达浦口，打开了解放南京的北大门。我三十五军乘胜前进，飞渡南京。当晚，人民解放军胜利占领南京，红旗插上了“总统府”，国民党反动政府宣告灭亡。
解放军占领国民党的统治中心南京，毛泽东奋笔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钟山风雨起苍黄，
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
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两句诗清楚地表达了毛泽东要把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当人民解放军南渡长江时，国民党的总兵力还有204万人，控制全国人口的58%，城市的63%，土地面积的73%。上海、青岛等地还驻有美、英等国的军舰和海军陆战队。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已被歼灭，剩余的军队中只有白崇禧部和西北的马步芳、马鸿逵部还有较强的战斗力，胡宗南部正由西北向西南撤退。由于人心已去，士气涣散，已难以组织坚强有力的抵抗。
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东、中两集团对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之国民党军实行钳形合围。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不畏道路泥泞，不怕饥饿，猛追逃敌，并于28日至29日在郎溪、广德地区将国民党军四个军大部、两个军一部共6万余人包围歼灭。5月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杭州，至7日，第二野战军占领贵溪、上饶、金华等城并控制了浙赣线。至此，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主力25个师约20万人退守上海。
总前委依据战局发展，以第三野战军八个军于5月12日发起上海战役，经激烈战斗，于27日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除5万人乘军舰逃跑外，15万人被歼。6月2日，三野一部解放崇明岛，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1949年4月下旬，毛泽东在香山双清别墅看南京解放的捷报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渡江战役胜利后，国民党的统治已土崩瓦解，新中国诞生在即，毛泽东认为，有必要派人去苏联，就许多重大问题同斯大林交换意见，以取得苏联对中国政治、经济、外交各方面工作的了解和支持。因此，中共中央组成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于1949年6月至8月，秘密访问了苏联。
6月21日凌晨1时半，刘少奇、王稼祥陪同前往的苏联总顾问、苏联交通部副部长科瓦廖夫及工作人员邓力群、戈宝泉和翻译师哲从清华园车站动身，经沈阳同高岗会合后到达大连，在这里换乘道格拉斯飞机，从伯力、赤塔、新西伯利亚等六个地方，于26日下午2时抵达莫斯科。刘少奇对脚下这块土地并不陌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工人领袖。1921年，他就是在莫斯科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学习工人运动知识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熟悉了解苏共党和某些苏共领导人的情况，因此，选他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是合适的。
莫斯科的初秋，天气是清爽宜人的，瑟瑟秋风缓缓吹着，红场大街上不多的人群也都行色匆匆。刘少奇一行驱车悄悄地驶进了克里姆林宫。
苏联方面对刘少奇秘密来访表示了非常高的热情和相当友好的态度。中共代表团原准备主要同相同规格的苏共其他领导人会谈，然后礼节性地请苏联同志安排一两次同斯大林的会见就可以了，而斯大林却从头至尾关心和直接安排中共代表团和活动，而且亲自与刘少奇会谈了五次，这在斯大林接见外宾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第二天，刘少奇被邀请到斯大林在郊区孔策沃的别墅会见。双方坦诚平等地交换了意见。
7月2日，双方进行第二次商谈。经请示毛泽东，刘少奇于7月4日向斯大林提交了一份1万多字的书面报告。通报了目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新政协会议与中央政府、外交问题和苏中关系的有关问题。斯大林完全赞同报告中的这些观点，在阅读时连续批了十五个“对”字。
1949年，刘少奇访问苏联期间在莫斯科的办公室
7月11日晚10时，中苏双方举行正式会谈。会谈地点在克里姆林宫的联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室。红色的地毯，典雅的桌椅，桌上放着俄罗斯风味的杯子和盘子，旁边还有香槟果酒之类的食品。尽管中国同志不太习惯主人的这种会谈形式，但他们还是十分尊重苏联同志的安排，客随主便是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的礼仪传统。
会谈中，斯大林作了长篇发言，主要涉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问题、人民民主专政问题、外交问题、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访苏问题，他的观点同中共代表团的报告完全一致。整个会谈充满了热情洋溢、友好诚挚的气氛。
7月23日，双方就苏联向新中国提供三亿美元的借款达成初步协议，后于30日刘少奇同马林科夫在克里姆林宫签订正式协定。
7月27日，斯大林邀请中共代表团到孔策沃别墅赴宴，双方在席间继续进行会谈。在宴会上斯大林举杯庆祝中国革命的胜利，他诚恳地说：“我从来不喜欢奉承人家。别人对我有许多奉承，我也觉得厌烦。我说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成就，苏联人及欧洲人要向你们学习，并不是奉承你们，不是说客气话。西欧人由于他们骄傲，在马克思、恩格斯死后，他们就落后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了东方，现在又移到了中国和东亚。”“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一般的理论方面，也许我们苏联人比你们知道得多一些，但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应用到实际中去，则你们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在过去，我们已经向你们学习了很多。一个民族必须向另一个民族学习，哪怕是一个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学习。”
刘少奇和中共代表团在会谈中闭口不谈斯大林的过错，只是再三对苏联人民对中国革命的支持表示感谢和敬意。斯大林感到有些不解，但他看到的是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张张真诚又坦率的面孔。
“我们是不是扰乱或妨害了你们呢？”斯大林的话里带着歉意和愧疚。
“没有。”刘少奇礼貌地回答。
“毛泽东到重庆是有危险的，CC等特务有害毛同志的可能。当时，美国人曾向我们说：中国国民党要和平，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不要和平？我答复说：‘中国共产党的事，我们管不着。’”斯大林又解释说。
“你们在美国人参与的和平运动中是否受了损失，妨害了你们？”
“在和平运动中，中共中央的头脑是清醒的，但有个别的负责同志对和平有幻想，受了若干不大的损失。但那次和平运动很有必要，结果我们孤立了美蒋，使后来我们推翻国民党，打倒蒋介石，没有一个人说我们这样做得不对。”
“胜利者是不能被审判的。凡属胜利了的都是正确的。”斯大林抖抖烟斗，感慨万千地说。
中共代表团的访苏比预期的设想要顺利和富有成果，同时也进一步消除了隔阂，沟通了两党关系，为毛泽东正式出访苏联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