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行持久战，把日本人打回老家去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20世纪中国和人类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毛泽东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伟大历史作用：可以说，没有毛泽东，抗日战争的历史也可能会重写，抗战可能会经历更多的曲折和磨难，其胜利可能会来得晚一些。

毛泽东以其宏伟的气魄、宽广的胸怀、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和高超的谋略，导演着威武雄壮、波澜壮阔的人民战争，创造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他充满了传奇色彩，功彪史册，并成为抗日战争中的当之无愧的最大爱国的民族英雄和杰出领导者。

他积极倡导建立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下，为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重要的保证。他胸怀全局，善于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充分发挥各个局部的作用，在抗日战争全局中不断地投下一着又一着的妙棋，引导战争航船驶上胜利的彼岸。

他制定和实施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实现了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正确指导。他科学地预见到整个战争的发展进程，提出了抗日战争不同发展阶段应该采取的正确的作战方针。他的《论持久战》是一部马列主义军事经典著作，是指导抗战取得最后胜利的纲领性文献，得到了党内外以至国内外政治家、军事家的高度评价和称赞。他把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是一个有着远大战略眼光的创见。

1936年7月上旬，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埃德加·斯诺来到保安。作为访问苏区的第一位外国记者，斯诺在苏区停留近四个月。

斯诺在北平与“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导者们关系密切，他还用小型摄像机拍摄了学生游行的场面。朋友们建议他要了解和介绍中国革命必须到陕北，他也决心到陕北接触中共的领袖们。

他辗转来到保安，见到毛泽东，发现毛泽东面容消瘦，个子高出一般中国人，背有些驼，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双眼炯炯有神，鼻梁很高，颧骨凸出。斯诺认为：“我在一刹那间得到的印象，是一个非常精明的知识分子的面孔。”

斯诺对保安的共产党领导人很熟悉。他把毛泽东与周恩来的性格和神态作了对比：“周恩来是直接对着你的眼睛看你，无论你说什么，他总是显出渴望你相信他的样子。毛泽东是侧着头看人，等他的话产生效果，他的逻辑被理解，一副怀疑的神态。”

7月13日，毛泽东到保安的第三天黄昏，没有风，天气闷热，保安的沙土街道已经被暮色笼罩，毛泽东从他的石窑洞里大步走出来，碰上了美国记者斯诺。

斯诺说：“蒋委员长用大洋24万的重金买你的人头呢，你却不用保卫，自己散步。”毛泽东听后哈哈大笑，说：“人民群众就是很好的保卫呀！”

然后，毛泽东在暮色中信步走去。

毛泽东与斯诺接触后，觉得斯诺身上有一种精神，为人很正直，也很有才干，同情中国革命，因此很喜欢斯诺，很想通过他向世界宣传报道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苏区情况。他很愿意同斯诺交谈。

7月15日，毛泽东同斯诺主要谈了红军的外交、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红军如何区别友好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红军是否承认外国（包括传教士）在中国的财产权和外国投资等问题。

16日，从晚上9时到第二天凌晨2时，毛泽东对斯诺主要讲了抗日战争的形势、方针，战胜日本的条件，抗战要多长时间，红军怎样同国民党合作等诸多问题。

夜深了，小石山下偶尔听到野狼的长嚎和军马的嘶鸣声。

斯诺仍然兴趣盎然地问：“照你的意见，抗日战争主要的战略方针是什么？”

毛泽东点燃一支烟，把火柴甩灭了，思考了一下，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化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须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需要，但是属于辅助性质的第二种方针。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们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

“抗日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反其道而行之，在忻口、娘子关、上海、台儿庄、武汉等地打的都是消耗战性质的阵地防御战。”

毛泽东停顿了一下，又说：“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24个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包围。日军要运军需物资，要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防备袭击。日本的兵力有限，一大部力量驻扎满洲和日本内地。”

18日、19日，毛泽东又同斯诺谈了苏维埃政府的对内政策问题，强调全国人民各党各派各军要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共赴国难，建立统一战线。

7月23日，毛泽东同斯诺主要谈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

毛泽东严肃地告诉斯诺，共产国际不是一个行政组织，除起顾问作用外，无任何政治权力。斯大林在同美国记者谈话时说，革命不能输出，同样革命也不能输入。在共产国际的所有决定中，找不出苏联统治苏维埃中国的任何规定。中国共产党只能代表全民族说话，只能代表全中国群众的利益说话，决不能代表俄国人说话。

斯诺询问红军为什么能够在最大的压力下还能取得节节胜利。

毛泽东停了一下，抽了一口烟，然后对斯诺说，原因有三个：第一，红军是民众的军队，民众无微不至地支持红军；除非先消灭爱护红军的民众，否则没有办法消灭红军。第二，红军的存在依靠共产党用正确的战略战术的领导。第三，红军的指挥员是能干、正确、聪明的，诚恳而忠实的。

斯诺记述说：“毛泽东和他的夫人住在两间窑洞里，四壁简陋，空无所有，只挂了一些地图。毛氏夫妇的主要奢侈品是一顶蚊帐。除此之外，毛泽东的生活和红军一般战士没有什么两样。做了10年红军领袖，千百次地没收地主、官僚和税吏的财产，他所有的财物却仍然是一卷铺盖、几件随身衣物——包括两套制服。他虽然除了主席以外还是红军的一个指挥员，他所佩的领章，也不过是普通红军战士所佩的两条红领章。”谈话时，斯诺还和毛泽东一起吃过饭：“毛泽东的伙食也同每个人一样，但因为是湖南人，他有着南方人‘爱辣’的癖好。他甚至用辣椒夹着馒头吃。除了这种癖好之外，他对于吃的东西就很随便。有一次吃晚饭的时候，我听到他发表爱吃辣椒的人都是革命者的理论。他首先举出他的本省湖南，就是因产生革命家出名的。他又列举了西班牙、墨西哥、俄国和法国来证明他的说法；可是后来有人提出意大利人也是以爱吃辣椒和大蒜出名的例子来反驳他，他又只得笑着认输了。”他还注意到了毛泽东读书的钻研精神：“毛泽东是个认真研究哲学的人。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历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来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们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时间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这期间，他似乎是什么都不管了。他读书的范围不仅限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家，而且也读过一些古代希腊哲学家、斯宾诺莎、康德、歌德、黑格尔、卢梭等人的著作。”

进入10月，在小石山的窑洞里，斯诺在与毛泽东谈完国际问题后，又向毛泽东问了一些个人问题。

毛泽东说，我干脆撇开你的问题，把我的生平梗概告诉你，你看怎么样？我认为这样你会更容易理解些，实际上也等于回答了你的问题。

斯诺听后喜出望外，这是一个记者求之不得的独家新闻。

深夜，保安一带的山区很寂静，野狼的嚎叫声不断传来。狼的嚎叫惊动了保安的军马，军马亦不安地嘶鸣起来。

他们两个坐在铺着红毯子的方桌旁，听着蜡烛火花的声音，一个讲，一个奋笔疾书，有时候贺子珍在默默地当旁听者。她与毛泽东虽然是夫妻，但却是第一次听到毛泽东讲自己的生平事迹。

从晚上开始到次日凌晨，这样默契的合作连续了几个晚上。这是毛泽东破天荒地第一次谈个人的历史和红军长征的经过，也是唯一的一次。

1937年10月，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的英文本首先由伦敦维克多·戈兰茨公司出版。几周间发行10万册以上，一个月内销售了5版。1938年1月3日，美国兰登书屋发行出版了美国版《红星照耀中国》，一个月销售1.2万册，以后又连印数次。之后它先后被译成法、德、俄、意、西等近20种文字。

《红星照耀中国》使得斯诺完成了20世纪“任何一位记者都无以企及的最伟大壮举”。该书使美国人和其他西方人第一次真实地了解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活。美国外交官谢伟思后来指出，《红星照耀中国》这本书“为全世界揭开了一个帘幕，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了未来的中国”。美国总统罗斯福饶有兴趣地看完全书后三次召见斯诺，对斯诺说：“我在同（中国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写道：“当富于事业心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长征后访问毛及其同僚时，他发现他们是一些满怀信心甚至愉快的老练革命家。他们那种朴实的恳切态度以及对农民事业明显的献身精神，在《西行漫记》里描绘得栩栩如生，促使世界各地的读者浮想联翩。”

毛泽东在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中，第一次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发展过程作了科学预见，并首次向世人披露了自己的成长经历，这次谈话打破了国民党对工农红军近十年的新闻封锁，第一次向世人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真实形象及红军和陕北根据地的真实情况，赢得了国统区和世界人民的广泛同情与支持。

1941年，由于斯诺向国际上报道了“皖南事变”的真相，国民党政府取消了他在中国采访的权利，斯诺被迫离开他生活了13年的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他因与中国的友好关系，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在瑞士定居。他日夜想念着中国。直到1960年他才以作家的身份，冲破重重阻碍来到中国，见到了阔别21年的毛泽东。1970年，年迈的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泽东身边，检阅人民的游行队伍，没有任何一个外国记者享受过如此高的待遇。回去后，斯诺的身体每况愈下，他坚持着想要见到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的那一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得知斯诺的病情，派马海德带领一个中国医疗组到瑞士，要接斯诺到中国治病。但斯诺的身体已不允许他乘坐飞机了。为中美关系友好奋斗了整整一生的斯诺，在他永远闭上眼睛后的第三天，美国总统尼克松正式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按照斯诺的遗愿，他的一半骨灰埋葬在北京大学未名湖畔。

1938年7月，毛泽东在延安发表了他的不朽军事著作——《论持久战》，成为指导抗战取得胜利的纲领性文献。

在抗战进行到10个月时，1938年5月，不仅东三省难以收复，甚至从山海关到杭州湾，中国北部、东部主要的大城市都已沦入敌囊；19日，徐州会战结束，陈兵黄河东岸的日军正待发起新一轮攻势……日军的猖狂推进，动摇了一些人当初“抗战到底”的信心，一时间，“日本不可战胜，抵抗必亡”的亡国论调甚嚣尘上。汪精卫的公开投敌又成为加在“亡国论”上的重量级砝码。当然，“亡国论”既不会也不能一统天下。“速胜论”是表面急切而实际缺少佐证、缺乏力量抗衡的另一种声音。战与不可战、亡与不会亡之间，也有人提出“持久战”。然而，“持久”到何年何月，延宕到哪天哪时？当时的抗战形势充满了未知的迷雾，面对中国抗战的前途命运，天下熙熙，谁能作出正确而科学的分析判断？

早在1936年7月，抗日战争还没有开始时，毛泽东在保安那次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就说过：中日早晚要打一仗；中日这一战，是持久的。他还向斯诺谈到了打持久战的各项方针。1937年，抗日战争刚刚开始时，毛泽东又说过，中日之间的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

1938年5月，毛泽东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来的经验进行总结性解释。尽管1937年8月在陕北洛川召开的党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党中央就确定了“持久战”的战略方针，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周恩来等也都先后对我党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作过一些说明和解释；同时，国民党著名将领蒋百里在其《国防论》一书中也曾提出过持久战思想，即“苦撑待变，以空间换时间，等待英美援助，以战胜日本”。但上述思想并不系统，也欠深刻，并没引起国人应有的注意和重视。

延安窑洞里的油灯彻夜不息，窗纸上映着毛泽东奋笔疾书的身影。毛泽东每天这样写着，忘记了时间，忘记了饥饿。警卫员端来冒着热气的饭菜，几次凉了又热，劝毛泽东快吃饭，也无济于事。

春寒料峭，初春的陕北之夜仍十分寒冷。为了让毛泽东安心写作，警卫员翟作军弄来了一盆炭火，他怕主席冻着脚，就把火盆放到了毛泽东的脚边。过了一会儿，翟作军突然闻到了一股刺鼻的烟味，原来毛泽东的两只棉鞋正在冒烟，被烧焦了一大片而他却浑然不觉。翟作军赶忙跑过去帮毛泽东脱掉棉鞋，弄灭了火星。无奈，毛泽东只好穿上单鞋在寒冷的夜晚继续写作。第二天，毛泽东就病倒了，但他只吃了几片药，没有按医生的嘱咐好好休息，就又撑着病体拿起笔来。

八天九夜就这样过去了。毛泽东的两眼布满了血丝，脸庞也日渐消瘦。初稿完成了，毛泽东稍事休息，便又开始了紧张的修改。他让工作人员抄一遍，然后自己改一遍，再让工作人员抄一遍……反反复复不分昼夜地一直斟酌、修改了七遍后，才最后定稿。

一天夜里，毛泽东唤来了翟作军，让小翟把一摞厚厚的书稿送到清凉山解放社去。翟作军知道毛泽东的书终于写完了，高兴地答应着向解放社跑去。

几天后，解放社送来了校样，毛泽东又不分昼夜地斟酌修改，还发送给其他中央首长征求意见。1938年7月1日，《论持久战》在《解放》杂志第43、第44期（合刊）上正式发表。

《论持久战》是一部寓意深刻的军事哲学著作，也是一部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析、研究军事问题的经典之作。在这部著作中，毛泽东分析了中日两国的社会形态、双方战争的性质、战争要素的强弱状况、国际社会的不同态度，断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属于中国”。文章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接着，毛泽东深入剖析了中日战争矛盾总体的各个方面，指出“日本的长处是其战争力量之强，而其短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退步性、野蛮性，在其人力、物力之不足，在其国际形势之寡助”。而“中国的短处是战争力量之弱，而其长处则在其战争本质的进步性和正义性，在其是一个大国家，在其国际形势之多助”。由此，他将四对矛盾清晰地展现在人们眼前，即：敌强我弱，敌退步我进步，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

毛泽东不仅指出敌强我弱，而且指出敌不是一般的强，“它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而我不是一般的弱，鸦片战争以来，“一切为解除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的革命的或改良的运动，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又指出：敌也不是一般的退步，由于它“是一个带军事封建性的帝国主义这一特点，就产生了它的战争的特殊的野蛮性”。而我也不是一般的进步，而是“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和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同时，他还对敌小我大、敌寡助我多助等，作了细致入微的分析，使人心中豁然开朗。

文章深刻批判了“亡国论”和“速胜论”论调，指出：“亡国论者看重了强弱一个矛盾，把它夸大起来作为全部问题的论据，而忽略了其他的矛盾。他们只提强弱对比一点，是他们的片面性；他们将此片面的东西夸大起来看成全体，又是他们的主观性。所以在全体说来，他们是没有根据的，是错误的。”而速胜论者“或则根本忘记了强弱这个矛盾，而单单记起了其他矛盾；或则对于中国的长处，夸大得离开了真实情况，变成另一种样子；或则拿一时一地的强弱现象代替了全体中的强弱现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自以为是。总之，他们没有勇气承认敌强我弱这件事实。他们常常抹杀这一点，因此抹杀了真理的一方面。他们又没有勇气承认自己长处之有限性，因而抹杀了真理的又一方面”。因此，“亡国论”和“速胜论”都是只见部分，不见全体。他们不了解，部分是全体的部分，部分只有在全体中并和全体相联系，才能给予正确的理解。比如，如果像亡国论者那样，只看到敌我强弱对比一个因素，并把它绝对化、凝固化，自然要得出“抗战必亡”“再战必亡”的结论；但如果把敌强我弱这一因素和其他矛盾因素特别是敌退步、我进步这一因素联系起来，事情就不同了。敌强中有弱，我弱中有强，敌我强弱对比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是可变的，而不是僵死的；是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敌强我弱决定战争的进程而不能决定战争的前途。毛泽东进而指出：“强弱对比虽然规定了日本能够在中国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胜战；然而小国、退步、寡助和大国、进步和多助的对比，又规定了日本不能横行到底，必然要遭到最后的失败，中国决不会亡，必然要取得最后的胜利。”

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毛泽东对于抗战的具体过程及其阶段还进行了具体分析：“持久战，将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在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中，相持阶段是中日战争转变的枢纽。一方面，中国将在相持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另一方面，这个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跨过战争的艰难路程之后，胜利的坦途就到来了。为此，毛泽东制定了持久战的具体战略方针，即：第一、第二阶段，应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应是战略的反攻战。同时，他对中日战争各阶段双方力量对比、变化过程等诸多问题，进行了详细、具体、生动的描述和分析，并指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这就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怎样使这个历史必然趋势尽快变成现实呢？毛泽东为如何开展持久战开了一个大“药方”，这就是：动员全国人民，开展人民战争，即“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同时，该书还对抗战各阶段中的具体谋略进行了精彩的说明和阐述。《论持久战》中的分析和论述令人叹为观止，通读全文，可以充分感受到它的逻辑力量和思想魅力所在。

《论持久战》是一部具有超前认识的创造性著作，它不仅在国内成为指导抗日战争的科学的军事理论，而且在世界军事学术史上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毛泽东写完《论持久战》之后，一开始并未考虑出版或者发表的问题，他写作的目的，是在中共高层搞清楚问题，统一认识，因此，他决定先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讲一讲。

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用了近十天的时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演讲。演讲中，毛泽东旁征博引、举一反三，以他一贯生动而不失严谨的文风，逻辑缜密地层层推进、梳理，深入浅出地引经据典，摆事实、讲道理……

这篇文章和这次演讲就像拨开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云雾，对人们当下最关心的问题给出了科学合理而有分量的回答，在延安引起轰动。

陈云听了毛泽东的讲演后，感到毛泽东讲得非常深刻，非常有说服力，毛泽东的理论对全党、对全国抗战，都有重要指导意义。他后来于1941年10月8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于是第二天陈云就对毛泽东说：是不是可以在更大一点的范围给干部们讲一讲？毛泽东考虑后，接受了陈云的建议。

但是，毛泽东考虑到，在更大范围去讲，只能是分别到抗大等学校去讲，到延安各党政机关去讲，可是这样做，一是自己非常忙，抽不出来那么多的时间；二是只由自己去讲，听者仍然有限。于是他便决定把讲稿整理出来，先在党内印发。这样，《论持久战》先在延安油印出来，在党内传阅。

可是，延安油印的《论持久战》数量有限，尽管大家争相传看，仍然有许多干部看不到，特别是在前线的干部，得到油印的《论持久战》更难。于是，毛泽东又决定，印成书，公开发表，不光在根据地发表，也可以在国民党统治区发行。

公开出版《论持久战》的决定做出后，中共中央当作一件大事来办，采取了特别措施。延安当时缺纸，就设法从国民党统治区搞来一些纸，负责排字的同志日夜加班编校，印刷工人日夜加班印刷。

初次印出的《论持久战》，封面由毛泽东亲笔题写书名，扉页印着毛泽东亲笔写的：“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持久战，最后胜利必然是中国的。”

然而，囿于延安当时物资匮乏、技术有限，油印的手册不但质量差，而且数量也非常少，在延安以及各根据地干部群众争相传阅中大有一册难求、洛阳纸贵的味道。于是，陈云又建议将这篇文章送到国民党统治区印刷、发表，同时也可以扩大影响。

《论持久战》的书稿送到了武汉的中共长江局。当时，除了要求印刷成册外，还要求《新华日报》刊登这篇文章。《新华日报》是我党于1938年1月在国统区武汉创刊，公开发行、很有影响的一份报纸。可当时长江局书记王明却以文章太长为由，不准予刊登。从土地革命时期起，王明就自诩为彻底的布尔什维克、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瞧不上眼。在负责长江局的工作后，他提出“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右倾投降主义已露端倪。此外，他还不经过中央同意，擅自发表一些言论，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动机日渐明显。此时此刻，对于摆在案头、毛泽东撰写的这篇《论持久战》他十分不屑。他觉得持久战的理论消极，认为“抗日战争要经历三个阶段”没有根据。满肚子“洋墨水”的他还作了一首诗嘲讽：“四亿弗凭斗志衰，空谈持久力何来？一心坐待日苏战，阶段三分只遁牌。”最后在中央一再致电的情况下，他只同意印刷成册。而印成之后，他却暗中送了几本到苏联，期待着莫斯科“正视”《论持久战》存在的原则性错误……

可是理论见地的高低以及是否具有真正的生命力，不是某个个人就能阻挡或左右的。《论持久战》不但在墙内开花，而且墙外花香浓郁。

时任共产党国际总书记兼管中国事务的是季米特洛夫，他在收到王明的信之后，仔细阅读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毛泽东精辟的分析、科学的诊断拍案叫绝，对毛泽东的雄才大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对王明的行动十分反感。季米特洛夫从中共代表团团长任弼时那里了解到“毛泽东不会放弃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绝不会放弃对八路军、新四军的领导”，对毛泽东更加由衷佩服。并在共产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高度赞扬：“有史以来，还没有人把军事问题、战争问题说得这样透彻过，《论持久战》是一本划时代的著作。”

1938年7月6日，在中国抗战一周年前夕，苏共中央《真理报》在头版位置刊登了毛泽东和朱德的照片，表示了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的支持，使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袖地位得到确认。王明想借《论持久战》做文章，结果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武汉会战结束后，在陪都重庆，周恩来第一次向白崇禧介绍了《论持久战》。白崇禧是国民党内的实力派，素有“小诸葛”之誉。其时，国民党内也一直存在着“持久战”的论调，只不过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究，更没有人系统而深入地进行阐发。加之，正面战场的失利，大面积国土的沦陷，此时论“持久战”就像托词借口一样，不免被人侧目。据白崇禧当时的秘书程思远回忆，白崇禧听完周恩来的介绍，有着十分的兴趣，他让周恩来一定送给他一本。在得到这册《论持久战》后，白崇禧进行了认真研读。读完后，白崇禧拍案叫绝，对程思远说：“这才是克敌制胜的高韬战略！”他按捺不住心里的高兴，想立刻推荐给蒋介石，但转念想了一下，暂且按下不表。与毛泽东相反，蒋介石很少有长篇宏著，他的文章基本都是由人代劳，记日记也是三言两语。一次，一篇冗长而务虚的报告递给蒋，他看了几页，批了一句“我非纸篓”。基于对蒋的这些了解，白崇禧决定先营造个舆论以“先声夺人”。

白崇禧在国民党上层不断宣扬、介绍“持久战”理论，很快在当时中国军事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白崇禧还将毛泽东叹为军事天才，这些都逐渐传到了蒋介石耳中，并引起他的注意。白崇禧趁此向蒋介石转述了《论持久战》的主要精神，并让程思远送了一册过去。不出所料，蒋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武汉会战后的局面也印证了“抗日战争必将经历的三个阶段”。于是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在取得周恩来的同意后，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在成为国共两党领导抗战的共识之外，在国际上也引起了重大反响。当时周恩来寄了一册给香港的宋庆龄。读完文章后，宋庆龄深为认同毛泽东鞭辟入里的分析判断，她找到自己亲近的朋友爱泼斯坦等人把《论持久战》翻译成了英文，准备在海外出版。毛泽东得知后，特意为英文本写了序言：“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

《论持久战》的英文本在海外发行后，得到了国际上的积极响应和高度评价，据说，丘吉尔、罗斯福的案头上，都放着《论持久战》英文本，斯大林的案头上则放着他专门请人翻译成俄文的《论持久战》的文稿。一位外国记者读了《论持久战》后评论说：“《论持久战》发表后，不管中国人对共产主义的看法怎样，不管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述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史迪威将军只看了一遍《论持久战》，就认定这是一部“绝妙的教科书”，他更清楚地认识到八路军，新四军与日军浴血奋战、在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地位和作用，认定抗战的最后胜利一定属于中国。他建议美国政府“加快对华援助”，向中共提供有限数量的武器装备，一定会加快胜利的到来。

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他是黄埔军校出身，恃才傲物。周恩来向他介绍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并送给他一本《论持久战》单行本。他一开始认为这是毛泽东故意炒作的，因而不屑一顾。

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守，继而长沙沦陷，抗战形势的发展确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陈诚才意识到抗战的艰巨性、复杂性和持久性，于是重新捧起《论持久战》仔细研读。他被毛泽东的精辟分析和科学预见所折服，并结合战例在该书的书眉上写了许多批注，并特地请周恩来到湖南衡山给军官训练学员讲授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据说这本有陈诚批注的《论持久战》至今仍存放在台北陈诚私人图书馆里。

余致浚，中共地下党党员，抗日战争初期在赣南，打入国民党机关，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在他逝世后，他的家人发现一份材料，里面提道：蒋经国非常佩服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仔细反复阅读过七八次之多。

著名诗人、才华横溢的卞之琳，在烽火漫天的抗日战争年代，被革命圣地延安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所吸引，于1938年暑假，在何其芳、沙汀的积极活动和联系下，兴致勃勃地一同前往那个令许多追求进步的人士包括文学青年向往的延安。同年8月底到达宝塔山下。

卞之琳等热血青年被安排随陈赓旅第七七二团在前方体验生活，当时正值全党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学习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热潮中，卞之琳有幸近距离地感受了《论持久战》所呈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魅力。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火热的现实。后来，他发挥所长，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代课讲学。这一段时间里，在战火纷飞、生死一瞬间的前线，他为毛泽东超凡的智慧和魄力所折服，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豪迈的革命热情和斗志所感动。于是，诗情奔涌，于1939年11月20日，激情满怀地写下了题为“《论持久战》的著者”的诗歌，讴歌了毛泽东和其光辉著作《论持久战》：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你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对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也十分佩服。他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关于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最好阐述，不见诸苏联的著作，而见诸中国的著作。”

美国前国防部助理部长菲利普·载维达曾写道：“图书馆里的书架，都被那些称颂毛泽东为卓越的游击战权威的书压弯了。”

和《孙子兵法》一样，《论持久战》也被美国西点军校奉为了必读。

《论持久战》的高明，连对手也为之折服。旧日军大本营参谋陆军中佐山崎重三郎说：“毛泽东的抗日游击战，堪称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质量最高的游击战。它是一种全民总动员的攻势战略，把百万帝国陆军弄得团团转……在中国打败了日本人。”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公开宣称：“我很佩服《论持久战》。日本被中国打败是当然的，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日本没有。”

当然，最为重要的是，时间的推移、实践的检验，雄辩地证明了抗日战争正是按照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设想的那样发展的，中国人民最终战胜了侵略者，100年来第一次在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取得了完全胜利。历史见证了毛泽东的科学分析和预测，更历史地将《论持久战》这部光辉著作列入了世界十大军事名著之一的地位。

他领导抗日军民开辟并建立了十多块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敌后根据地逐渐成为全民族最民主最光明最廉洁的地方，并在政权建设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延安在抗日战争时期不但成为中国革命的“红都”，而且是抗日战争的“出发点”和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的“转折点”。

抗日战争爆发后，成千上万的爱国青年冲破重重阻力，跋山涉水奔向延安。为了造就抗日救国的人才，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延安创办了20多所干部学校，培育了各行各业千千万万的干部。

曾经有个新闻记者说：延安每个窑洞里都装着几颗炮弹，将来出去爆炸，是了不起的。爱国华侨陈嘉庚，曾到延安，经过考察，得出“中国的希望在延安”的结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中央到延安后创办的第一所高等军事学府，先后培养了十多万德才兼备的抗日军政人才，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延安时期，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中央领导带头参加劳动，毛泽东和他的警卫人员在杨家岭挖地种菜；朱德总司令在王家坪种菜；周恩来、任弼时参加纺线比赛。1941年3月，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开荒种地，经过三年的辛勤劳动，把昔日一派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陕北好江南”，成为大生产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陕甘宁边区克服了困难，渡过了难关，达到了丰衣足食，而且培育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改善了党政、军政、军民关系，积累了生产建设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从事经济工作的专家和人才，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事业奠定了基础。

1944年美军观察组一行18人到延安、晋绥、太行等解放区参观访问，谢伟思在发回美国的第一篇报告中写道：“延安民众官吏打成一片，路无乞丐，家鲜赤贫，服装朴素，男女平等，妇女不穿高跟鞋，亦无口红，文化运动极认真，整个地区如一个校园，青春活泼，民主模范，自修自觉、自评，与重庆另一世界。”

“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毛泽东对边区社会概括为“十没有”：“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美国记者斯蒂尔赞颂说：“它真像是一首传奇的童话诗，整个延安的城市里，共有四个警察。20世纪40年代里，这真是神话，可是它偏偏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了敌后战场，提高了游击战的战略地位，并使19块敌后根据地逐渐成为全民族持久抗战的中坚。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1937年9月21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同意第一一五师集中相应兵力，寻机给日军以打击，暂时不分散，以配合平型关地区友军的作战。指出：“这个仗必须打好，打出八路军的威风来，给全国人民的抗日情绪来一个振奋。”

平型关在山西繁峙县东北边境，邻接灵丘县，是长城要口之一。它距县城65公里，西去雁门关115公里，南近河北平县界。城门匾额上书“平型岭”三字，关内2.5公里是平型关村。平型关地势险要，古称瓶形寨，周围地形如瓶。明朝时是内长城重要关隘。关北的恒山高峙如屏，关南矗立五台山，两山都是陡峻的断块山，海拔在1500米以上，是晋北的交通障碍。两山之间是一条不太宽的地堑式低地，是河北北部平原与山西之间的最便捷通道。

24日夜，八路军一一五师主力三个团冒雨在平型关东北公路两侧山地埋伏，严阵以待。

当时，平型关地区乌云密布，大雨如注。9月24日早晨，前方传来断断续续的炮声。中午，前沿部队报告，敌人正向平型关推进，可能在明天大举进攻。林彪、聂荣臻立即组织各级指挥员到预定伏击地域，再次进行细致的推敲，并当即确定了第六八五团拦头、第六八六团斩腰、第六八七团断尾、第六八八团作为师预备队，实施拦截日军先头部队、切断日军退路、中间突击分割、共同歼灭日军的战斗部署。

秋末的冷风一阵紧似一阵。战士们没有雨衣，只好任凭风雨吹打，沿着崎岖的山沟，踏着泥泞的道路，在黑夜中摸索前进。不巧，又遇山洪暴发，阻挡了部队前进的道路，一些急于涉水的战士被洪水卷走了。大家只得把枪和子弹挂在脖子上，手牵着手接成坚固的人墙，缓缓地穿过激流。最后，除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率领的一部分部队被洪水挡住外，第三四三旅旅长陈光率领的杨得志、陈正湘之第六八五团和李天佑、杨勇之第六八六团，均按时到达目的地。

徐海东来到乔沟伏击阵地东南侧白崖台师指挥所找林彪，对于他的六八八团没能到达阵地非常遗憾。正在山头拿着望远镜察看地形的林彪只是说：“豆腐要当铁打，不能大意，不要轻敌，要留好预备队，要通过这次战斗摸摸敌人的特点。”

25日，日军坂垣师团二十一旅团进入伏击圈。其步兵分乘100多辆汽车走在队伍的最前面；辎重部队的200多辆大车满载着大批军用物资紧跟其后；再后面就是驮着92式步兵炮的骡马炮兵和骑着高头大马的骑兵。车马连成一线，马达声和马蹄声在山谷中回荡。日军鱼贯进入乔沟后，其纵队虽然前后衔接，但由于道路狭窄，加之雨后泥泞，车辆拥挤堵塞，行动较为缓慢。林彪一动不动地看着鬼子先头部队走过去，当敌人的指挥车快接近老爷庙时，林彪喊：“发信号弹！”

已陷入四面包围的日军不甘束手就擒，多次玩命向公路两侧的制高点——老爷庙反扑，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刺刀折断了用枪托砸，石头树枝都成了武器。双方伤员扭抱在一起拳击牙咬，直至拼死为止。5连连长曾贤生一人刺死10多个日本兵，并率领全连炸毁日军汽车20多辆。最后，他拉响剩下的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坂垣获悉所部陷入重围，急令其在蔚县的第二十一旅团第四十二联队主力和进至涞源以西的第九旅团一个联队，火速增援平型关。但均被我一一五师独立团和骑兵营阻止于灵丘以东和以北地区。

15时许，灵丘日军一部驰援，其步兵随伴坦克，向小寨村北隘口连续进攻，企图解救残存的日军，被我军打援部队击退。

打了整整一天，快黄昏时，战斗基本结束了，但山下的敌人仍然在顽强抵抗，河沟岔子里到处都是一股股的鬼子。我军战士们就一股股地打他们，他们死不投降，隐蔽起来，继续抵抗。被打散的敌人躲在一些小窑洞里不出来，战士就一个窑洞一个窑洞地找。

在长长的山沟里，到处都倾覆着鬼子的汽车，烧着了的还在冒烟，汽车上面和车轮下面都是鬼子尸体，半山坡上鬼子的骑兵，连人带马横尸遍地。公路上的汽车和大车还满载着弹药、装备、被服、粮食、饼干、香烟……遍地都扔着枪支弹药，黄呢军服，大头鞋子……

枪声沉寂后，战斗并未结束，长达八里的沟道上没有一名站立的日本军人。聂荣臻亲自指挥部队打扫战场，当时还有不少躺着的日军伤兵，为了抓活口，战前动员时聂荣臻曾专门强调过捕俘的重要意义。没料到许多官兵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有一位营长背起一个半死不活的日本伤兵，准备送往急救站，半路上伤兵稍稍缓过劲来，一口咬掉了营长的耳朵；还有一位通信员收电话线时，发现汽车底下躺着一个日本伤兵，受了重伤，呻吟不止，通信员掏出纱布准备为他裹伤，那伤兵却扬手一刀刺进了通信员的腹部……

其实战斗中还是抓了一个日军俘虏，不过不是一一五师，而是附近农民抓的。农民们绑住俘虏的手想把他送给八路军，可日军士兵却疯狂反抗，被愤怒的农民打死埋在山上。

一一五师经一天激战，歼敌1000余人，击毁敌军车80余辆，缴获了大批军用物资。这是抗战以来全国第一个大胜仗，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八路军也因此威名大扬。

10月初，一一五师经灵丘南部山区下关、阜平到达五台县时，县城张灯结彩，欢迎从前线凯旋的八路军。在五台县，本来八路军不想进城而驻在城外，但各界群众硬是搭好凯旋门让八路军从城里走一圈，当一一五师首长们骑着缴获日军的高头大马在街上通过的时候，街道两旁聚满了欢迎的群众。

平型关大捷后，毛泽东马上给予肯定。第二天，他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在1938年4月台儿庄大捷后，毛泽东又一次提到平型关大捷：每个月打的较大的胜利，如像平型关台儿庄一类的，就能大大地沮丧敌人的精神，振起我军的士气，号召世界的声援。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是不能胜利的。抗日以前，没有抗日的政治动员，这是中国的大缺陷，已经输了敌人一招。抗日以后，政治动员也非常之不普遍，更不说深入。人民的大多数，是从敌人的炮火和飞机炸弹那里听到消息的。这也是一种动员，但这是敌人替我们做的，不是我们自己做的。偏远地区听不到炮声的人们，至今还是静悄悄地在那里过活。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蒋介石也先后两次发来贺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在华北同蒲路以东，津浦路以西，正太、石德路以北，张家口、承德以南广大地区创建了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誉之为“敌后模范的抗日根据地及统一战线的模范区”。

毛泽东曾风趣地说：“五台山，前有鲁智深，今有聂荣臻。聂荣臻就是新的鲁智深。”

在聂荣臻的运筹下，又相继开辟了北岳、冀中、冀东、平西、平北根据地，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成为华北最大的根据地。

李公朴先生从大后方来到晋察冀，做了六个多月的考察，在15个县、500多个村庄进行了调查访问，他亲眼看到，这里是一个新天地。

特别是根据地在实行民主政治、改善民生方面，成就突出，与国民党统治区形成鲜明对比。在国统区，苛捐杂税愈益繁重，人民不堪重负。国民党军队依靠抓壮丁的办法，把老百姓捆绑到前线，而在这里，到处是参军的热潮。李公朴后来写了《华北敌后——晋察冀》一书，他在书中称颂道：“子弟兵是老百姓的儿子，坚决打鬼子的抗日部队的兄弟，是在晋察冀生了根儿的抗日军。”

后来，“人民子弟兵”这五个金光闪闪的大字，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名词，响遍了中华大地，一直沿用至今。

到1940年，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已发展到20多万人，其中主力部队有31个团，近10万人，由初建时的4个军分区，发展到17个军分区；晋察冀根据地到抗日战争胜利时，主力部队发展到32万余人，扩大了100倍，民兵发展到90余万人；还先后调往其他战略区32个团和25个架子团。

“黄土岭战役”是中国抗战史上最辉煌的战役之一。

黄土岭战斗的指挥员，是聂荣臻麾下的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和政委罗元发。而他们的对手则是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阿部规秀，侵华日军独立混成旅团第二旅团长。

1939年夏，日本继续加大了对抗日根据地的重点“扫荡”。“扫荡”重点由冀中平原转向北岳山区。日军于1939年秋，调集独立混成第二旅团和第一一〇师团主力共2万余人，对北岳山区进行规模更大更为残酷的秋季“大扫荡”，企图彻底摧毁抗日根据地。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接到敌情报告后，即令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杨成武统一指挥六个多团的兵力，采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作战方针，决定在民兵配合下，先以少数兵力调动、激怒日军，再将其诱至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包围歼灭之。

1939年11月3日上午，进犯银坊的日军第一大队在八路军一个小分队的诱击下，进入雁宿崖峡谷，被八路军主力前阻后截，包围在雁宿崖。战至下午4时，日军第一大队除少数逃脱和13名被俘外，其余500余人全部被歼灭。

刚晋升为中将，就在战场上丢了一个大队，阿部规秀很是羞怒，决定亲自率领第二、第四大队1500余人，连夜扑向雁宿崖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11月4日夜，阿部规秀率部越过白石口，进至雁宿崖一带，但是连八路军和老百姓的一个影子都没找到。

11月5日，阿部规秀率部继续向白石口方向前进。八路军牵制部队按预定部署边打边退，诱敌深入，若即若离，阿部规秀欲战不能，欲追不及。当夜，他率疲惫不堪的主力进入司格庄，没找着八路军，便气急败坏地命令部队放火焚烧老百姓的房屋。

几次扑空，急于报仇的阿部规秀“突然得到情报”，其侦察分队终于在黄土岭一带发现八路军，说黄土岭附近有八路军主力活动。6日晨，阿部规秀率领大队人马沿着崎岖山路直扑黄土岭，企图与八路军决战。

日军进入了杨成武、罗元发早在这里布下的“口袋”中。

黄土岭，位于河北涞源、易县交界处，乍听起来像是一座黄土堆起来的土山，实际上是太行北部群山中的一个垭口。由黄土岭通向易县，先是一条五里长的山谷，然后才是平坦大道。

据此，杨成武决心于黄土岭东北上庄子至寨头之间狭谷伏击日军。并于一夜之间完成了对日军的包围。

在八路军完成伏击准备时，谙熟山地战的阿部规秀才恍然大悟，为避免被歼，他在7日凌晨决定收兵返营。但为时已晚。

7日上午，天空飘着密密的细雨，山谷里弥漫着浓浓雾气。

阿部规秀部由30多人的先头部队携几挺重机枪、轻机枪，先行占领路侧小高地，然后大队才跟进。

日近正午，阿部规秀的先头部队到达黄土岭东面的寨陀村，大部队却还拖在上庄子一线。直到下午3时左右，后卫部队才离开黄土岭，长长的一队人马陆续进入峡谷中的小路，踏进八路军的包围圈。

随着杨成武一声令下，数千支步枪、100多挺轻重机枪同时开火，把日军压在两三公里长、百余米宽的山谷里。

在八路军一阵猛烈的袭击后，阿部规秀的部队被打得七零八落。为了挣扎摆脱包围，阿部规秀立即整顿部队，向八路军寨陀阵地方向冲击，遭到坚决打击后，又掉头东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八路军第三团扼守阵地，死死封锁住日军退逃之路。这时，八路军的增援部队也进一步收拢，后路被堵的日军只能就地抵抗。16时许，阿部规秀旅团主力已伤亡过半，乱作一团。

就在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负责迎头阻击任务的八路军第一团团长陈正湘、政委王道帮接到侦察兵报告，发现位于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个名叫教场的小村庄附近，一座独立院落设有日军的临时指挥所。二人随即命令配属的分区炮兵营迫击炮连，对准目标轰击。

18时许，连长杨九秤指挥迫击炮向这个临时指挥所轰击。

炮连的李二喜是山西人，他携带火炮赶到了炮位，以最快速度测距定向，调整炮位。连发两发。不偏不倚，炮弹在小院里开了花。随后，他又眼疾手快地调整炮位，朝小山包打了仅剩的两发。

硝烟刚散，陈正湘用望远镜惊奇地发现，小院里日军慌乱地进进出出，山包的日军也拖着伤员仓皇撤出。阿部规秀就在这个指挥所里，他的右腹部和双腿被迫击炮弹片炸伤数处。负伤后约三个小时，即11月7日21时50分，阿部规秀因失血过多而毙命，时年53岁。

当时陈正湘、李二喜还不知道，他们已经在抗战史上写下辉煌的一笔。后来，他们才得知，他们击毙了阿部规秀，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击毙的日军最高级别将领。

黄土岭一战，日军死伤900多人，秋季“扫荡”被彻底粉碎。而直到聂荣臻司令员打来电话，杨成武才知道打死了阿部规秀。

黄土岭成了日军的伤心岭。1939年11月21日，东京广播电台公布，日军中将阿部规秀于11月7日在黄土岭阵亡。

一二九师挺进太行山。

1938年1月，邓小平接替张浩担任一二九师政委，开始了与刘伯承的合作。在他们的领导下，太行山的抗日斗争展开了新局面。1938年春，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战斗，取得了著名的“三战三捷”和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等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太行山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1940年，刘邓率一二九师司令部迁驻涉县赤岸村，到1945年12月离开。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们带领晋冀鲁豫边区军民，建立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全国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在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的抗日战争中，共参加大小战斗、战役31000多次，歼灭日伪军达42万余人，成为消灭日寇最多的一个师；解放县城109座，在第一一五师一部配合下，创建了东起津浦铁路，西抵同蒲铁路，南跨陇海铁路，北至德石、正太铁路的晋冀鲁豫边区，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400余万人，创造了“九千将士进涉县，三十万大军出太行”的奇迹，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部队由出师抗战时的9100人发展到近30万人，成为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的基础。

1937年10月，贺龙任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师长，与政委关向应等率部开赴晋西北抗日前线，进入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到1938年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并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构成晋绥抗日根据地。包括山西西北部和绥远（今并入内蒙古自治区）东南部广大地区。

1940年分别成立晋西北行政公署和绥察行政办事处。晋绥抗日根据地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敌后抗日军民创建的19个重要解放区之一。

八年抗战中，一二〇师和晋绥军区部队共作战10114次，毙伤日伪军100740人，俘虏日伪军18389人。晋绥根据地民兵配合主力或单独作战18718次，毙伤日伪军7733人，俘虏日伪军1876人。我军指战员牺牲13700余人，伤3万余人。

晋绥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在黄河以东，在陕甘宁边区的门户上给敌人竖起一道难于逾越的屏障，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犯陕甘宁边区，保卫了延安和党中央，并确保了党中央与敌后各根据地联系的交通线。

山东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创建的六大抗日根据地之一，是山东省委发动地方武装起义组成的八路军山东纵队与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共同创立的。根据地东临黄海、渤海，北达天津，南接陇海路，西到津浦路，包括山东大部和河北、江苏的一部分地区。是连接华东与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纽带。

1938年8月，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八路军鲁东游击纵队指挥部”在延安组建，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委。这是“八路军山东纵队”领导机关的前身。同月21日，张、黎带领中央分配给山东的165名干部开赴山东。

12月27日，山东纵队在沂水县西部的王庄宣告成立，张任指挥，黎任政委。所属部队整编为25个团24500人，还有地方武装1万余人。至1939年底，山纵共作战2000余次，毙伤日伪军4.1万余人，收复城镇20座。山东八路军已达近6万人，党员总数达1万余人，初步开创了多块抗日根据地。

1943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肖华任政治部主任，辖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6个军区，所属部队编成13个主力团。

1944年，山东八路军实行局部反攻，巩固、发展了山东抗日根据地。

1945年，山东军区有27万正规军，罗荣桓指挥部队分五路向日伪军在山东进行大反攻，经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灭日伪军6万多人，控制山东境内的津浦、胶济、陇海铁路，收复除济南、青岛少数城市之外的山东大部地区。

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2.6万多次，歼日伪军5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根据地发展到24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从1945年10月底开始，罗荣桓领导的山东军区部队陆续出发，分三批乘船到东北。除6万余人正规部队以外，山东军区还派往东北20个基干团，约3万人。这9万名干部战士成为东北民主联军的中坚力量。剩下的20余万正规军也成为第三野战军主力。

东北抗日联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和领导的东北各族人民的抗日武装，是中国人民抗日军队的组成部分，是一支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精神武装起来的人民军队。

东北抗日联军的历史，是一部英勇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史。东北抗日联军以仅有近4万人的军队对日作战次数10余万次。牵制76万日军，消灭敌人18万人，涌现出杨靖宇、赵一曼等抗日民族英雄。表现了中华民族不畏强暴、英勇不屈的精神，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日本外务省公布：满洲共阵亡26.5万多士兵。中国阵亡46万士兵，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宣布击毙日军8万多人。

对东北抗日联军14年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1948年1月1日，中共中央给东北局的电报中指出：“前东北地下党组织之党员与抗联干部同志们，在党中央领导与抗日救国的总的政策之下，曾在极艰难复杂环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伪满洲国进行了长期残酷的英勇斗争，曾得到东北人民的爱戴。‘八一五’东北光复初期，又协同苏联红军及八路军、新四军，最后击败日寇，解放了东北。是中国党光荣历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新四军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全称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地区（不包括海南岛）的中国工农红军游击队和红军二十八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

毛泽东于1944年9月曾评价新四军说：“新四军是消灭不了的”，新四军“已经成为华中人民的长城”。

在抗日战争中，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000余次，歼国民党顽固派军14万余人。新四军作战伤亡8.9万余人。新四军从最初的1万余人，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计31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建立了地跨苏、浙、皖、豫、鄂、湘、赣七省的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湘赣、皖江和浙东八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后来的人民解放军33位著名军事家中，从新四军走来的就有九位：叶挺、陈毅、粟裕、徐海东、张云逸、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

抗战期间，华北抗日根据地处于极端残酷的战争环境，既要面对日伪的“扫荡”、蚕食、分割与封锁，又要遭受日伪的暗中破坏。但华北抗日根据地军民并没有屈服，他们在中共的坚强领导下，英勇地进行了反“扫荡”、反蚕食、反分割、反封锁、反日伪暗中破坏的斗争，谱写了一曲慷慨激昂的战歌。

华北军民的抗日斗争，更是艰苦卓绝。

冀中是遭日寇侵略的重灾区。自1938年秋起的5个月时间里，日伪军先后对我冀中进行了五次战役进攻和三次分区“扫荡”，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但在广大军民的英勇反击下，最终将敌人的围攻一一粉碎，取得了巨大的胜利，冀中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

1942年5月至7月，我冀中军民又胜利粉碎了日军的“五一大扫荡”，坚持和巩固了抗日根据地。

“五一大扫荡”的残酷性史无前例。但英勇的冀中人民为反对日军的侵略暴行，也进行了不屈的斗争，冀中军民在两个月的反“扫荡”中，共作战270余次，毙伤敌人1万余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的企图。日军曾狂妄地叫嚣：冀中地区的游击队战火必将被扑灭，冀中百姓只能在太阳旗下当顺民，冀中平原定可成为“王道乐土”“理想的粮仓”。法西斯匪徒的种种幻想，都被英勇的冀中人民彻底粉碎。

百团大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在1940年8月至1941年1月间，与日军在中国华北地区晋察冀边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八路军的晋察冀军区、一二九师、第一二〇师在总部统一指挥下，在河北山西发动了以破袭正太铁路（石家庄至太原）为重点的战役。

1940年12月10日，八路军总部宣布了“百团大战”的战果：从8月20日到12月5日的三个半月中，八路军共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攻克据点2900余个，歼灭日伪军45000余人；缴获各类枪支5942支（挺），各种炮53门；破坏铁路474公里，公路1502公里，桥梁212座，火车站37个，隧道11个，铁轨21.7万余根，枕木154.9万余根，电线杆10.9万余根，收电话线42.4万余公斤；破坏煤矿5座，仓库11所；此外，还缴获和破坏了其他大量军事物资。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余万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间接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

在14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和包围了侵华日军（不含东北）的69%和伪军的95%。对敌作战12.5万余次，消灭日伪军171.37万余人，占日伪军总数的3/4以上。夺回了近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解放了一亿人民，组织了120万的正规部队和220万民兵，建立了19块解放区。我军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人民群众伤亡600多万人。可以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就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

中国抗战胜利的伟大历史意义深远而非凡！

中国是世界上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国家和世界上最早的反法西斯战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肉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14年之久，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尽了它的伟大责任。

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从局部战争发展到全面战争，存在着一个局部战争阶段。从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1935年意大利发动侵略阿比西尼亚战争，1936年德意联合干涉西班牙战争，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到1939年德国进攻波兰，世界战争从局部发展到全面，经历了八年之久的时间，战火燃烧亚欧非三大洲。各个被侵略的国家和人民，为保卫祖国曾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都在短期内相继失败。而只有中国的抗日战争，直到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后，都是东方也是世界上重要的反法西斯战场。这就是说，中国战场存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过程。

14年抗战中，中国战场始终抗击着日本陆军的主力。1938年10月武汉会战结束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34个师团，其中，中国32个、朝鲜1个、日本本土1个，在中国作战的日陆军占其总兵力的94%。太平洋战争爆发时，日本陆军总兵力为51个师团，其中，中国35个、朝鲜2个、东南亚10个、日本本土4个，在中国作战的日军，占日本在国外作战的陆军总兵力的69%。到战争结束时，日本在太平洋战场和中国战场（不包括关东军）陆军总兵力为2343483人，其中，日本中国派遣军为1049700人，占45%。可见，在太平洋战争期间，中国依然抗击着日本陆军主力。

对于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都曾有过高度的评价。

罗斯福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大利亚，打下印度……

丘吉尔说：如果日本进军西印度洋，必然会导致我方在中东的全部阵地崩溃。而能防止上述局势出现的只有中国。

1942年1月，8万日军大举进攻缅甸，英国守军告急。在强大的日军面前，东南亚盟军部队节节败退：新加坡沦陷，英、印、荷、澳联合舰队在爪哇海战中战败，缅甸英国皇家空军基地马格威遭日军轰炸毁灭……整个亚洲大陆乃至世界都面临空前厄运。

此时，中国的抗战正处于最为艰难的相持阶段。尽管如此，中国军民仍以极大的牺牲勇气和国际主义精神，动员10万精兵入缅作战。3月20日，刚刚入缅的远征军一个师就在距仰光50公里的同古与日军交火，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以集束手榴弹、汽油瓶与4倍于己的日军血战，顶住了日军12天猛攻，歼敌近5000人。

在热带丛林中，中国10万远征军以6万人的牺牲书写了“二战”史上极为惨烈的一笔。

1943年夏，从缅甸转战至印度的中国远征军一部在美国空军及工兵的协助下，开始反攻缅北，在与有着“常胜军”之称的日军第十八师团鏖战中步步获胜。翌年5月，经过重新组织的中国远征军16万余人开始历时八个月的滇西反攻作战，以巨大的牺牲清除了日军在云南的据点，继而入缅作战。

接任史迪威担任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及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的苏尔登将军后来回忆说：“在此区作战的华军对盟方战役的整个成就贡献至伟，击毙大部分日军者皆因中国地面部队之功也。”

斯大林说：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西线吃紧，东部防务减弱，对于日本“北进”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按德日间的盟约，希特勒一再催促日本对苏开战。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德国再次向日本提出：“日德两国应迅速联合军事行动，从东西两面夹击苏联，在西伯利亚铁路上握手。”

日军参谋总长杉山元说：日本在中国使用的兵力太大，对苏开战办不到。正因为如此，苏军得以从远东抽调50余万兵力抵抗德军，最终赢得了苏德战场上的胜利。

抗战时期曾担任苏联驻华最高军事顾问的崔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在华使命》中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日本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又无可争辩的事实。”

中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进行得最早，坚持的时间最长，战场最广阔，陆军作战规模最大，所付出的牺牲也最惨重。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阻止了日军向北进攻苏联，又推迟了日军南进，推迟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阻止了日军与德军在北非会师，保证了美、英、苏“先欧后亚”方针的实施。

从1931年至1945年，中国战场歼敌150余万人，占日军“二战”期间伤亡人数的70%，中国军民伤亡3500余万人，直接财产损失1000亿美元以上，间接财产损失5000亿美元以上。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弱国打败强国的光辉典范，它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华民族自强、自信、自立的雄心壮志，重振了中国的国威，同时也极大地鼓舞了亚非拉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

百年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是中华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的转折点。

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贡献，将永垂史册！ ECQAPPQPVHAv3EpNl0uyz8UkrwljZ4icj3gJfpBMU6DUAutxmCGlgYdmDed6vMy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