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怀激烈，粪土当年万户侯

在长沙一师学习时，毛泽东就写下“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的豪言壮语，显示了他不同凡响的宏伟气概；1910年以后，他读了一本关于列强瓜分中国的小册子以后，对国家的前途充满忧患意识，感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后来经受五四运动洗礼之后，才建立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信念，把爱国主义同社会主义统一起来。

毛泽东的宏伟志向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萌发的。

四千年前的一个春天，舜带着他的随从来到湘江西岸的一个苍山环抱、山势绵延、壁立千仞的高山与低沉圆润的山丘交错，互相辉映的一处美丽世界。在寻芳里，人们过着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田园生活。

舜看到此种情景，非常高兴，带着他的随从们登上山顶，在那里弹奏着他最喜爱的极其婉转动听的“韶乐”。

这里从此叫韶山。

韶山为南岳衡山七十二峰之第七十一峰，山高陡峻，气势雄伟。古人曾赋诗赞美：

绕岫风光疑欲滴，

长风轻鸟云烟侧。

山涵五月六月寒，

地拥千山万山碧。

从来仙境称韶峰，

笔削三山插天空。

天下名山三百六，

此是湖南第一龙。

在韶山西面，有三座山峰，南面是龙头山，北面是黄峰山，西面是牛形山，滴水洞就环抱其间。它占地约五平方公里，只有一条公路蜿蜒而至。它的豁口是韶山水库，深幽清雅。三面树木挺立，杜鹃火红。有两山陡立，过去原有一桥，桥下是一小溪，桥头边有一个山洞，即使是天干大旱，洞中仍滴水不断，回声悠扬，其韵如琴，这就是滴水洞。

毛泽东的祖祖辈辈都在这里辛勤劳作。当地人很迷信风水，毛泽东的祖父也是很信这个东西的。

有一次，毛泽东对身边的警卫团团长张耀祠等人说：“我的老祖宗就住在滴水洞旁边的虎歇坪，为了选择这个地方，请风水先生卜了11天时间。”

他说：“为什么又搬到上屋场来了呢（现在毛泽东故居）？我父亲早年还是一个很勤奋的人，他没有看重风水，而是看重了这一片的土地好。”接着，毛泽东讲了一件趣事：他的祖父毛翼臣有一个哥哥叫毛德臣，他们在虎歇坪干活时，发现这个地方很干燥；任何时候的雨水都淋不到。毛泽东说：“他们活着就在考虑死后的归宿，二人都想埋在这里。还不仅仅因为这里干燥，因为他们请了一个风水先生看了的，说这里是一个风水宝地，正好在‘龙脉’上。于是两兄弟争吵不休。”毛泽东笑着说：“我看这个风水先生既会挑拨离间，又能平息一些事情，他说：‘这块土地告诉我，你们二人谁先死谁就埋在这里。’奇了，风水先生还能与土地对话。”他还说：“只有在封建时代是这样，谁愿意早一点死呢？死是一种自然规律，谁又控制得了呢？”

毛翼臣，生于1846年5月22日，1904年11月23日去世，比哥毛德臣先死，自然葬于韶山滴水洞的虎歇坪。

韶山冲，在一片山峦绿茵环抱中，它起于韶山脚下，由南而北，长五公里，宽三公里多。山上山下，松、柏、杉、枫、楠、竹丛生，景色秀美。从山谷中流出的溪水汇成一条小河流，清澈见底，潺潺流淌，默默滋润着乡间田野。

毛泽东故居“上屋场”，那是农村常见的“凹”形住宅，当地人称“一担柴”式房子，依山傍水，坐南朝北，一进两横，居住两户，屋前有紧紧相连的两口水塘，屋后有一座小山，长满苍松翠竹。

1893年，毛泽东出生在这里一户条件较好的农家。取名泽东，意即“润泽东方”。

1910年秋，毛顺生怎么也想不到，儿子毛泽东在离家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之前，竟在父亲发黄的记账簿上留下这样一首言志诗：

孩儿立志出乡关，

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

人生无处不青山。

毛顺生识字不多，不懂得诗中的意思，便撕下这页记账簿上的诗，来到离家不远的李家屋场。

李家屋场有位从外地回来的维新派教师叫李漱清，他在当地颇为有名，识字多，懂学问，为人也忠厚。

李漱清戴上老花镜，从毛顺生手中接过纸页，边看边点头，看完后，欣然竖起大拇指，连声对身旁发愣着的毛顺生说：“好诗，好诗，你儿子石三伢子硬得有志气！”

石三伢子是毛泽东的小名，是当时乡亲们对他的一种亲昵的称呼。

一番夸奖过后，李漱清把毛泽东的小诗向毛顺生逐字逐句作了解释。毛顺生并没有为儿子能写出如此有志向的诗而感到欣慰，相反感到被当头一棒：他预感到自己辛辛苦苦一生撑起来的家业，将在儿辈手中丢失。

毛顺生心烦意乱。走在回家的路上。他一路思忖着：难道是17岁的儿子翅膀硬了，他想飞出家门？

当初，毛顺生是坚决反对毛泽东上学堂读书的。毛顺生想：三年前为了拴住毛泽东的心，他一手操办了毛泽东与罗氏的婚事。现在罗氏病故了，家里更缺劳力，更需要毛泽东为这个家挑起担子。

回到家，毛顺生又犹豫起来。他想起几年前的一桩柴山公案。

毛顺生自己识字不多，在这桩柴山公案中，明明自己有理，但说不出来。而对方引经据典，被告反而变成原告。他眼睁睁看着柴山断给了被告。一想到这件事，毛顺生就来气。他想，要是自己的儿子毛泽东也能引经据典，给自己争口气就好了。

因此当毛泽东提出要去东山高等小学堂时，毛顺生内心很复杂。后来经亲戚朋友的劝说，毛顺生的心更加动摇。他最后还是同意了毛泽东上东山高等小学堂。没有想到，这一普通农民的举动，竟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毛泽东诗中的思想早在他第一次不幸婚姻中已渐渐形成。毛泽东的第一次不幸婚姻，致使他更加胸怀大志走出韶山冲。

有关毛泽东的第一次婚姻，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写道：

“可怜的泽东呆若木鸡。出于某些考虑，泽东顺从地接受了这种生硬而可怕的仪式，这个呆呆的小新郎衣着整齐，规规矩矩地向每一位来宾磕头。惊恐万分的新娘被揭去红头盖，像新买来的商品一样第一次接受检查。但是他拒绝与这位比他大四岁的新娘住在一起，并发誓决不碰她一指头。”

1936年毛泽东在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也曾提道：他14周岁时，家里曾强迫他与一个大他四岁的女孩子成亲，但他从未和她同居过。

毛泽东在自传中说过：

“……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16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20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也不去想她。除了不谈女人在这时期的青年的生活中极为重要以外，我的同伴连日常生活中的琐事都不谈的。……我和朋友只谈大事，只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

这个“20岁的女人”就是罗氏。罗氏，韶山杨林乡人，生于清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六日，即1889年10月20日，比毛泽东大四岁零两个月。

1911年，由毛鸿宾、毛湘胜等纂修的《（湘潭）中湘韶山毛氏三修族谱》卷十三中记载了毛泽东第一次婚姻的情况：

“泽东，字咏芝，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十一月十九日辰时生，配罗氏，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九月二十六日丑时生，宣统二年（1910）正月初二寅时卒。”

1941年，由毛泽均修、毛泽启纂的《（湘潭）韶山毛氏四修族谱》卷十五中也记载：

贻昌子三，长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字泳芝，行三，清光绪十九癸巳十一月十九日辰时生，原配罗氏，清光绪十五年己丑九月二十六日丑时生，宣统二年正月初二寅时没，葬南岸土地冲楠竹堕酉山卯向，子一，远智，承夫继配杨氏子为嗣；继配杨氏，随夫在外，生年候归录，子四，长远仁，次远义，三远智，与夫原配罗氏为嗣；继娶贺氏，随夫在外，生年候归录。

毛氏族谱把罗氏列为毛泽东的原配，把杨氏（开慧）列为“继配”，把贺氏（子珍）列为“继娶”。可见，罗氏在毛家的地位是得到认可的。

罗氏家住湘潭县杨林乡赤卫村楼前门（现在称韶山市杨林村），家境富裕，有田产。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长大的罗氏，聪明、贤淑、知情达理。她在家中排行第二却是长女，因此操持家务也是一把好手。

而毛泽东的父亲毛顺生是个勤俭持家、精明能干的人。他之所以给年仅14周岁的儿子找一个“大媳妇”，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

毛罗两家本是世交。罗氏祖母毛氏，是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的妹妹，即毛泽东的姑祖母。旧时中国习惯于表兄表妹结亲，谓之“亲上加亲”，并视为美举。

毛顺生想要拴住毛泽东的心。当时，毛泽东虽辍学回家务农，但人大心大。毛顺生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他担心毛泽东的心要飞出山外。毛顺生坚信，女性的温情是可以消磨男人的凌云壮志的，养家糊口的担子重了，毛泽东想飞也飞不动。

毛家当时有水田20多亩，毛顺生又长年在外贩猪贩米，虽然农忙时家里请了一个长工，但里里外外仍靠毛泽东母亲文氏一人。文氏要照料毛家三兄弟，尤其是毛泽覃，当时才两岁，文氏要带着他下田耕作，肩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而罗氏当时年方十八，身高体壮，是一把操持家务的好手。因此，毛顺生见到这位表侄女后，甚是喜爱，在给大儿子毛泽东讨一个大四岁的媳妇的同时，无疑也给家里添了一个上等劳动力。

罗氏性情温顺，心地善良，上孝父母，下爱弟妹，深得左邻右舍的称道。于是，毛顺生托媒人向罗家提亲，一手包办了这门婚事。

而罗家见毛泽东年仅14岁，虽未到男子成熟的年龄，但长得一表人才，而且聪明好学，知书识礼，才华出众；加之毛家的家境也好，又是亲戚，可谓门当户对。因此，罗家欣然答应与毛家结为秦晋之好。

1907年，毛、罗两家选择了良辰吉日。两家老人“合八字”“订庚”“择吉”“发轿”“拜堂”，在短短的几个月内，就完成了旧时结婚的所有仪式。毛泽东与罗氏就在这看似热闹非凡的传统婚礼中，被撮合在一起。

对这桩婚姻，不管毛泽东态度如何，毛罗两家的双亲是满意的，尤其是毛顺生和文氏。罗氏嫁到毛家后，为毛家增添了劳力，又为文氏增了帮手。而年满18岁的新娘罗氏，当时也是幸福的，虽然自己比毛泽东大四岁，但是，她是明媒正娶来的，是毛家的长媳，得到了族人的认可。但罗氏万万没有想到，从两家大人给毛罗两人提亲那天起，就已经开始了这场婚姻的悲剧。

毛罗的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产物，这对于年仅14岁、胸怀大志的毛泽东来说，没有一点思想准备。为此，毛泽东常常闷闷不乐。在乡村传统观念的压抑下，为了顾及父母及亲友的面子，毛泽东只好默默地忍受着这一切。

毛泽东以各种方法反抗着由父亲毛顺生一手包办的这桩婚事。虽然名义上成了亲、拜了天地，但毛泽东始终不承认这桩婚姻，不理罗氏，拒绝同罗氏圆房，并发誓不碰她一根指头。

毛泽东白天一直在田间劳动，不到吃饭的时间不回家，即使回了家也很少与罗氏讲话。

开始，毛顺生和文氏还以为自己的儿子毛泽东性格内向，不爱说话。渐渐地发现毛泽东与罗氏之间似乎有一种隔墙，于是他们就开始劝导毛泽东。但任凭他们怎么劝导，毛泽东就是不与罗氏同房。父母见他年龄小，而且这种事也不能多说明说，也就暂且作罢。

唯一能使毛泽东解脱这桩婚姻烦恼的就是读书，他从小就喜欢读书。虽然，这阵子辍学在家务农，但晚上，他帮父亲毛顺生记完账后，一放下饭碗就可以回到上屋。这是他自己的小天地，毛泽东在自己的小天地里，点亮一盏古老的桐油灯，然后在暗淡的灯光下读书，看小说。毛泽东在这里，反复阅读了《精忠岳传》《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这些书虽然被当时的私塾先生称为“坏书”，是犯上作乱的书。毛泽东还是反复看了。

在辍学之前，毛泽东在课堂上经常偷看这些书。一天，老师毛宇居正在课堂上讲《论语》，毛泽东又把《水浒全传》偷偷藏在《论语》的下面看起来。老师发现后，气愤地将毛泽东拉出教室，指天井为题要他赋诗，如果作不出就要打屁股，还要告诉他的父亲。13岁的毛泽东望着被青砖严严实实围砌着的天井，知道天井里的积水不满一尺，里面有几条从溪中抓来的小鱼在水底的鹅卵石上撞来撞去……蓦地，觉得自己也像井中的小鱼。于是心中的诗句脱口而出：

天井四四方，

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

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

永远养不长。

这首诗中强烈地流露出他不甘做井中之鱼，要走出这个小小世界的意愿。这种反叛心理，与他偷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是分不开的。

毛泽东在韶山度过的岁月，是同贫苦农民生活在一起的，他自幼受母亲的影响，同情受苦受压迫的人。家乡至今还流传着一些他接济穷人、支持农民反抗地主的故事。他同斯诺谈到1910年4月长沙饥民抢米暴动遭到官府镇压时，说“这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始终忘不掉”。关于1866年当地一个哥老会首领彭铁匠造反，因而被捕斩首的故事，毛泽东在和同学们议论中也非常同情这次起义，觉得彭铁匠“是一个英雄”。

1907年至1908年，辍学在家务农的毛泽东经表兄文运昌的介绍和推荐，读到了《盛世危言》这本带有浓厚爱国主义色彩的书。这本书是由中国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郑观应积30年精力而写成的。多年以后，当毛泽东坐在延安的窑洞里与斯诺谈及少年时代在韶山的情形时，两次提到《盛世危言》给予他的影响：

我13岁时，终于离开了私塾，开始在地里进行长时间的劳动，给雇工当助手。白天干一个整劳力的活，晚上替我父亲记账。我经常在深夜把我房间的窗户遮起，好让父亲看不见灯光。就这样，我读了一本叫作《盛世危言》的书。我当时非常喜欢读这本书。作者是老的改良主义者，认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装备——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引进中国。

《盛世危言》激起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我也感到厌倦了。不消说，我父亲是反对这件事的。为此我们发生了口角，最后我从家里出走。

1910年2月，罗氏病故之后，毛泽东更有借口和理由“出走”了。他向父亲毛顺生提出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要求，当时遭到了父亲的坚决反对。聪明机智的毛泽东开始通过亲戚朋友说服毛顺生。毛顺生开始犹豫。一方面，自己出生于贫苦农家，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被迫外出当兵吃粮，后来攒了一点钱买回来一块血汗地。半辈子走南闯北贩粮贩猪，现在总算成了韶山冲的一个财主，家里22亩的田地需要劳动力。现在长子毛泽东要上学堂，对他来说无疑少了一个胳膊。另一方面，也正因为自己的贫苦出身，识字不多，才落得个一辈子忙碌的命。加上前面讲过的柴山公案的教训，毛顺生思前想后，终于还是同意了让毛泽东继续上学读书。

毛泽东得知父亲毛顺生同意他继续上学后，内心充满着激动。临行前，他帮家里记了最后一笔账，然后在这本发黄的记账簿上，改写了日本西乡隆盛的一首诗：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西乡隆盛（1827—1877），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政治家，其原诗是：“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毛泽东只将西乡隆盛的诗改了两个字，却恰如其分地借用它表达了自己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尽管与罗氏的婚姻转瞬即逝，但这段婚姻对毛泽东后来婚姻观的形成却有很大的影响。

十年之后，毛泽东对长沙赵五贞小姐自杀事件给予了非同寻常的关注，这里面正是毛泽东自己对这桩不幸婚姻的感慨。

1919年10月，长沙发生了一起反叛包办婚姻的悲剧。当时，长沙有一家眼镜店，店主叫赵海楼，有一女叫赵五贞。赵五贞知书达礼，精于裁缝、刺绣，在婚姻上也有自己的主张。

然而，由于媒婆的撮合，父母偏偏要她嫁给一个有钱的古斋少老板做填房。赵五贞不顺从，于是在出嫁的那天，在花轿上用剪刀切喉自杀。

毛泽东从《大公报》上得知这一惨案后，震动极大。悲剧发生的第二天，他就写了《对于赵五贞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

毛泽东怀着对旧婚姻制度的极大义愤，又连续在《大公报》《女钟界》等报刊上，发表了《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主问题》《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十多篇文章。

毛泽东在这些文章中对旧的婚姻制度的否定和抨击是十分激烈的。他主张对旧式婚姻的反叛应当采取斗争的形式而不是无谓的自杀。从毛泽东在父亲账簿上留下言志诗这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这种明智的斗争形式。而从后来毛泽东对婚姻的态度中，也可以看到毛泽东第一次婚姻对他的影响：极端憎恶旧式婚姻，而对自由婚姻则有着热切的向往和大胆的追求。

毛泽东在长沙读师范时，已是一个意志坚定的爱国者了。

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坐落在湘江旁，是一所新式学校。

毛泽东考进这所学校，纯属偶然。一天，他从报纸上看到这所师范学校的招生广告，既不收学费，书费也不高。同时，膳宿费低廉。这是何等的好事啊！毛泽东决定报考这所学校。

他把这个消息告诉两个要好的朋友后，他们也想报考这所学校，觉得这个学校要求高了点，他们想请毛泽东帮助他们准备入学考试的作文。为人义气的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事后毛泽东回忆说：“我替那两位朋友写了作文，为自己也写了一篇。”结果三个人同时被录取。事后毛泽东曾向两兄弟无不幽默地说，他等于被录取了三次。

湖南第四师范学校是辛亥革命之后的1912年创办的，毛泽东入学第一个学期后就和湖南第一师范学校合并。门前换成了“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牌子。

在学校，毛泽东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知识，另一方面进行救国救难的行动。当时的“一师”，和全国一样，一场革命的风暴正在孕育着，只待火种点燃。当时整个中国已不再是铁板一块，它甚至成了一触即燃的“火药桶”。如果一年多前毛泽东在湘乡驻省中学是以一张大字报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政见的话，那么毛泽东在“一师”则是用了一张征友启事，广泛张贴于“一师”和省城的学校，一时间闹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

毛泽东在这则启事中写道：

今日国家正处于危急存亡之秋。政府当局无一人可以信赖。吾人拟寻求志同道合之人，组织团体，其宗旨主要为砥砺品行，研究学术及改造国家。凡对此有兴趣之同学，皆请惠赐大函，俾能约期私下聚谈。嘤其鸣矣，求其友声。

启事的署名落款是：“二十八画生。”

不少学校的校长看到这则启事后，以为“二十八画生”大概是个神经有毛病的怪人，不怀好意，便将传单没收烧掉了。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的马校长看到启事后，给她的第一反应是有人想找女学生谈恋爱。马校长有些恼火：这找对象找到我们女师头上来了！再细看启事上写着“来信由第一师范学校附属小学陈先生转交”的字样，便亲自找到“一师”附小，气冲冲地问：“陈先生，你怎么帮人做起求友的事情来了？这个二十八画生是什么人？求友求到了我们女子师范！”

“马校长，二十八画生就是一夜成名的毛泽东呀！”陈先生赶紧解释，“他是咱们‘一师’品学皆优的学生，正像启事里宗旨所写，他是为了寻找改造国家的同志，我敢保证绝没有其他意思。”

“照你这么说来，还真是位有志青年了？”

马校长又把电话打到“一师”名师杨昌济那里询问。

杨昌济爽快地回答：那是我最优秀的门生之一。“一师”中有三个我能看上眼的学生，一是萧子升，二是蔡和森，三是毛泽东。而毛泽东却是个“奇才”和“智囊”。

“那怎么叫个二十八画生的怪名字？”

“毛泽东是他的名字，就二十八画啊！这没有什么古怪不古怪的。”

马校长顿开茅塞道：“杨先生，你是了不起，你的学生可畏，经世救国之才，国家有望，民族有救啊！”

征友启事发出后，毛泽东只得到“三个半回音”。

“半个回音”，名叫李立三。据毛泽东回忆说：“李立三听了我说的话之后，没有提出任何具体建议就走了。我们的友谊始终没有发展起来。”

罗章龙在学校广告栏里看到了“二十八画生启事”，给毛写了一封肯定的信，毛也给他回了信。毛在信中说：他的来信恰似“空谷足音，跫然色喜”。

星期日的一天，罗章龙拉了一个同班姓陈的同学一起去。

毛泽东站在走廊上，见到手持报纸的人来后，便走到院子门口对他们说：“我们到里面谈谈。”他们在院子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坐在石头上。这时姓陈的那位同学到阅览室看书去了。院子里没有别人，他们从上午9点开始直到图书馆12点休息，整整谈了三个小时。临分手时，毛泽东对罗章龙说：“我们谈得很好，愿结管鲍之谊。以后要常见面。”

就这样，罗章龙成了毛泽东的好朋友。他把自己的日记给毛泽东看，毛泽东把自己的学习笔记给他看。他们一次次地交谈，谈治学、谈人生、谈社会、谈国家。他们一起寻访长沙古迹，一起步行前往韶山。罗章龙后来参加了毛泽东发起的“新民学会”。

1918年，罗章龙要去日本留学，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的笔名，写下《送纵宇一郎东行》一诗：

云开衡岳积阴止，

天马凤凰春树里。

年少峥嵘屈贾才，

山川奇气曾钟此。

君行吾为发浩歌，

鲲鹏击浪从兹始。

洞庭湘水涨连天，

艟艨巨舰直东指。

无端散出一天愁，

幸被东风吹万里。

丈夫何事足萦怀，

要将宇宙看稊米。

沧海横流安足虑，

世事纷纭何足理。

管却自家身与心，

胸中日月常新美。

名世于今五百年，

诸公碌碌皆余子。

平浪宫前友谊多，

崇明对马衣带水。

东瀛濯剑有书还，

我返自崖君去矣。

毛泽东胸怀天下，志在四方，因此其诗歌的内容与古代风花雪月、儿女情长、悲秋寂寥等格格不入。他往往摄取重大的政治斗争及国际环境的风云变幻等内容，去歌颂不畏艰险的英雄气概，去抒发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这首诗可以说与他的精神世界是水乳交融的。诗中引湖湘之景如衡岳、天马、凤凰、洞庭和湖湘之人如屈原、贾谊等入诗，凸显地方特色，景象恢宏雄壮，情思气势博大。

25岁的毛泽东，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人生高度。他曾这样回忆学生时代的青春意气：“大哉湖南，衡岳齐天，洞庭云梦广。沅有芷兮澧有兰，无限发群芳。风强俗劲，人才斗量，百战声威壮。湘军英武安天下，我辈是豪强。听军歌淋漓悲壮，旌旗尽飞扬。宛然是，枪林弹雨，血战沙场样。军国精神，湖湘子弟，文明新气象。”

罗章龙来到上海，预订了去日本的船票，却因1918年5月7日，日本政府军警在东京殴打中国留日学生，并要他们回国，罗章龙打消了赴日本的念头，在上海寻找《新青年》编辑部，才知《新青年》编辑部已搬到北京。

罗章龙带着好多册《新青年》杂志，回到长沙，见到了毛泽东。他们在《新青年》上看到华法教育会登的文告，鼓励青年们到法国勤工俭学。于是，毛泽东率20几位湖南青年，前往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其中便有罗章龙。

1915年，毛泽东当选为第一师范“学友会”干事，他还组织了“学生自治会”。

1915年1月，日本以赞助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了灭亡中国主权的“二十一条”，5月9日，袁世凯一纸复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传出，举国愤慨。“一师”的学生将几篇反对卖国条约的言论编印成册，题名《明耻篇》。毛泽东读罢，在封面上写下四句誓词：“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1915年从夏到冬，毛泽东参加组织了“一师”学生开展反日、反袁的斗争。当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声甚嚣尘上时，毛泽东团结进步师生，公开进行反袁演说并写文章，他以学友会的名义将著名人士的反袁称帝的文章汇集成册，在校内外广为散发，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

毛泽东喜爱的运动项目很多，但一生坚持不懈的只有游泳。

橘子洲又名橘洲，俗称水陆洲，以洲上盛产橘子得名。东西宽不到半里，南北长却在十里以上，是湘江中最长的一个洲。

湘水从南向北奔流，流到长沙市的西北郊才又复合。每到夏季，湘江水涨，旁的洲渚都被淹没，只有橘洲仍跃出水面。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期间，每每趁着学校休假的日子，偕学友来这里游泳。他们一般都是到橘子洲的最南端牛头洲附近下水。那里沙平水清，是游泳的好场所。

毛泽东的游泳技术原本不错，经过几年持续不断的练习，更加规范化。夏天水涨时，湘江水面宽三四里，他能从东岸游到西岸；秋冬之间，行人已经穿上棉衣，他还能在江中游上几十分钟。第一师范的同学中有几个善游泳的，是和毛泽东常常在一起游泳的伙伴。

1918年3月，毛泽东协助学校请上海《教育》杂志主编李石岑来校讲演。李既是一位学者，又是游泳专家。李石岑在校演讲后，毛泽东请他到湘江现场教授游泳技术。那时，大约在清明前后，还穿着棉衣，毛泽东带着30多人，到橘子洲头练习游泳。李石岑先下水做示范，毛泽东和他的学友们也一鼓作气地跳下水，游了三四十分钟。

橘子洲一带成了青年毛泽东心爱的游泳池。有两年暑假，毛泽东住在岳麓书院的湖南大学筹备处，每天下午四五点钟，他都和蔡和森、张昆弟等去橘子洲边游泳。畅游之后，还要在沙滩上卧倒十来分钟，让太阳晒遍全身。然后，抹干身体，穿好衣服，再指古道今地大声议论一番天下兴亡事。

爱好游泳的习惯，毛泽东保持了一辈子。可以说他是走到哪儿游到哪儿。但相对而言他在湘江、在橘子洲边游得最洒脱、最舒畅。这是由于他对青少年时期的那段生活有一种特别的眷恋和向往。告别学生时代后，毛泽东还曾多次畅游湘江，写下过那首著名的《沁园春·长沙》：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

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

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

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

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其中“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等名句至今仍为人们广泛传颂。

毛泽东从1921年夏天起，就积极献身于建党和各种革命群众运动。1924年冬他返回湖南，在韶山等地组织“雪耻会”等，展开了一系列组织群众宣传群众的革命活动。1926年秋，湖南督军赵恒惕密令逮捕毛泽东，毛泽东机警地离开韶山，取道长沙，南下当时的革命策源地广州。这首词即作于暂留长沙期间。

对长沙，对橘子洲，毛泽东有着太多的追忆。他曾在省立第一师范求学和进行革命活动长达五年，以后又多次居留长沙。在岳麓山下，他发起成立新民学会，与蔡和森、何叔衡、陈昌、张昆弟、罗学瓒等“同学少年”或“书生”一起，立誓为国家民族服务。他在长沙主编过《湘江评论》，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组织平民夜校和文化书社，“指点江山”，评论时政，写下了篇篇激昂慷慨的宏文华章。袁世凯准备称帝，他所任命的湘督汤芗铭积极拥戴，毛泽东四处印发小册子，加以揭露抨击；张敬尧督湘，他又领导“驱张运动”，把这些反动军阀看得如同粪土一般。

岳麓山，因为朱熹创办岳麓书院而闻名于世。从这里既走出了左宗棠、曾国藩等历史人物，也走出了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后来选择共产主义作为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人。

与岳麓山大门正对的是一条幽静的小街——周家巷。蔡和森故居与新民学会旧址便坐落在周家巷二号。

“新民学会建党先声，毛蔡寄庐流芳千载。”这是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为新民学会纪念馆写的一副对联。毛泽东与蔡和森两人因为志趣相投，成为好朋友，他们与何叔衡、李维汉、郭亮、向警予等人经常聚在蔡和森家，探索救国道路。

1918年4月14日，星期天，天朗气清。蔡和森起了一个大早，去离家几百米的湘江边摸了一大篓子的鱼虾。他的母亲葛健豪和大姐蔡庆熙则很早就在厨房里忙活开了。这个贫寒的家庭在租借的这个屋子里，这天要摆开“宴席”。

在蔡和森家仅有十余平方米的堂屋里，毛泽东、萧子升等13位年轻人挤在屋里，经过认真讨论，新民学会正式成立。新民学会取义于《礼记》：“大学之道，在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这些人当中，蔡和森喜欢兼爱的墨子，毛泽东爱谈进取的孔子；萧子升才华横溢，罗章龙特立独行；何叔衡年过四旬，而二十出头的萧三似乎还是个娃娃……他们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为主起草的会章，确立了“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的学会宗旨。

两年后的1920年11月底至12月初，长沙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基础上诞生。

《湘江评论》是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在长沙主办的周刊，是当时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宣传十月革命胜利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有力阵地，在当时的思想界和广大青年中产生了巨大影响。

1919年5月4日，北京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但是，由于军阀对消息的极力封锁，致使长沙的进步人士对北京的情况知之甚少。为了推动长沙的学生运动，邓中夏从北京来到长沙找到蔡和森，向他介绍了北京的情况。1919年5月25日，新民学会和各校学生代表聚集长沙楚怡学校，听取了邓中夏关于北京五四运动的情况介绍。并初步确定6月3日罢课。

在介绍会上，毛泽东提出应搞一个刊物来宣传先进思想。他的这个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并确定由湖南学生联合会主办，毛泽东任主编。经过毛泽东等人的精心筹备，1919年7月14日，《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创刊号刊登了署名毛泽东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

在创刊号的宣言中，毛泽东心潮澎湃地指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什么力量最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

“湘江，乃地球上东半球东方的一条江。它的水很清，它的流很长。住在这江上和它邻近的民众，浑浑噩噩，世界上的事情，很少懂得。他们没有组织的社会，人人自营散处，只知有最狭的一己，和最短的一时；共同生活，久远观念，多半未曾梦见。他们的政治，没有合意和彻底的解决，只知道私争。他们被外界的大潮卷急了，也办了些教育，却无甚效力；一班官僚式教育家，死死盘踞，把学校当监狱，待学生如囚徒。他们的产业没有开发。他们之中也有一些有用人才，在各国各地方学好了学问和艺术。但没有给他们用武的余地，闭锁一个洞庭湖，将他们轻轻挡住。他们的部落思想又很厉害，实行湖南饭湖南人吃的主义，教育实业界不能多容纳异才。他们的脑子贫弱而又腐败，有增益改良的必要，没人提倡。他们正在求学的青年，很多，很有为，没人用有效的方法，将种种有益的新知识新技术启导他们。咳！湘江，湘江！你真枉存于地球上。

“时机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闸门动了，且开了！浩浩荡荡的新思潮业已奔腾澎湃于湘江两岸了！顺它的生，逆它的死。如何承受它？如何传播它？如何研究它？如何施行它？这是我们全体湘人最切最要的大问题，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务。”

毛泽东主张以平民主义（德谟克拉西）来打倒强权。主张彻底研究学术，努力追求真理；群众联合，实行“呼声革命”。《湘江评论》创刊号寄到北京后，李大钊认为这是全国最有分量、见解最深的刊物。

《湘江评论》每周一张四开，约12000字，“以宣传最新思潮为主旨”，深受读者欢迎。《湘江评论》创刊号当天全部销完，后重印了2000多份，仍不能满足群众需要。从第二期起改印5000份。

《湘江评论》虽然只出版了五期，但毛泽东却付出了巨大心血。第一期的所有文章都是毛泽东写的，还自己当编辑编稿、排版。

当时毛泽东在修业学校教书，白天没时间，只有用晚上的时间写稿。毛泽东住在学校内一栋旧楼的一间小屋里。夏天，屋里十分闷热，他便脱掉衣服，在昏暗的灯下写稿、编稿，每天总是要写到深夜。当时，晚上小屋内就像蒸笼一样，而成群结队的蚊子也向他进攻。这时，毛泽东的生活仍很艰苦，修业小学给他的工资每月只有几元，吃饭以外就无剩余。他的行李也只有旧蚊帐、旧被套、旧竹席和几本兼作枕头用的书。身上的灰长衫和白布裤，穿得很破旧。

《湘江评论》反帝反封建的目标明确，文风新颖，通俗易懂，笔调尖锐，气势磅礴，切中封建统治的要害。辟有“西方大事述评”“东方大事述评”“湘江大事述评”“湘江杂评”“放言”和“新文艺”等栏目。

1919年8月中旬，第五期刚刚印出，还未发行。一天，湖南军阀张敬尧手下的一名爪牙徐副官带领着七八个士兵闯进学校，几枪托将门楣上的“《湘江评论》编辑部”木牌砸落在地。

无论毛泽东和学生们怎样据理力争，《湘江评论》还是被张敬尧下令查禁，湖南学生联合会也被同时勒令解散。

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毛泽东当过北大图书馆的管理员。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的老师杨昌济于1918年离开长沙执教于北京大学。杨昌济在举家北迁的当月，他写信给自称为“三豪杰”的毛泽东与萧瑜、蔡和森，谈如何到西方勤工俭学以拯救中国的问题，当时蔡元培等人成立华法教育会，组织赴法勤工俭学活动。成立各种各样的预备学校，为赴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由于急切寻找新出路，毛泽东和新民学会会员讨论了这封信，蔡和森代表长沙方面进京参加赴法筹备工作，毛泽东和另外20人于1918年秋起程赴京，起初是步行，然后坐船到武汉，接着乘火车到达北京。

毛泽东早就想去北京。以杨昌济为桥梁，由《新青年》杂志作媒介，他初步介入了新文化运动。

毛泽东的个人处境与北京的富丽堂皇正好相反。他没有工作，身无分文。

起初，他在杨昌济教授家与看门人同住一间小屋，后来毛泽东和蔡和森、萧子升、罗章龙等七个人就搬到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7号居住。八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炕上。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每当我要翻身，得先同两旁的人打招呼。”

北京的开销比长沙大。买煤烧炕使他们拮据，每人能有件大衣都成问题。他们只好八个人合买一件大衣轮流着穿，以抵御迅即席卷北京的严寒。

1918年1月，李大钊受校长蔡元培之邀来到北京大学担任图书馆主任。

杨昌济给李大钊写了封简信，询问能否为一个参加勤工俭学运动而处境窘迫的学生找个工作。

李大钊给26岁的毛泽东在图书馆安排了一份工作，管理第二阅览室即期刊阅览室，月薪八块大洋，报酬较低。报阅览室订有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15种中外文报纸。毛泽东作为书记（即助理馆员），每天的工作除搞好阅览室卫生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毛泽东的一段关于北大图书馆的回忆：“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

毛泽东从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在北京大学红楼里担任图书馆助理员。

北大红楼是1918年北京大学建校20周年时落成的，是一座四层的红砖到顶的大楼，红楼的一层主要用作图书馆。

在北大的各个场合，毛泽东的地位也同样低，只有在缄口不言时他才能去听讲座。一次，他斗胆向胡适提了一个问题，胡适问提问题的是哪一个，当他得知毛泽东是没有注册的学生时，这位激进而洒脱的教授拒绝回答。

但是，毛泽东渴望涉足知识界的大门。他参加了新闻学研究会和哲学研究会，因为报纸和道德问题是他当时的热情所在。

毛泽东在晚年曾经说过：我不是天才。我读过六年孔夫子的书、七年资本主义的书，1918年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了管理员。我就在这个时候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这期间，毛泽东读了李大钊的《青春》《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文章。他经常到李大钊处请教问题，读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参加李大钊组织的研讨各种新思潮的活动，并由李大钊介绍加入了北大新闻学研究会。他还在长辛店参加了邓中夏组织的“平民教育讲演团”。他的思想在迅速地发展着、变化着，一步步地成熟起来、清晰起来。

毛泽东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和悠久的历史，他漫步在公园和宫殿。在西山，在长城，他抒发思古之幽情。面对北海垂柳上的冰凌，他吟诵起唐代诗人的名句，体验着岑参笔下那令人赞叹不已的冰雪晶莹的意境：

“在公园和故宫的宫址，我看到了北国的早春；在坚冰还盖着北海的时候，我看到了怒放的梅花。北京的树木引起了我无穷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