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撤销了训政体制,归政光绪帝,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大典。这次归政,由礼亲王世铎拟定了《归政条目》,在体制上表明了归政光绪帝。御史屠仁守上一奏折,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这是在讨好慈禧太后。慈禧太后抓住这个典型,进行申斥,罢了他的官,申明永不叙用。这就向中外臣工表明了她归政光绪帝的决心。
慈禧画像
光绪帝从此进入了十年的亲政期。
光绪大婚之后,慈禧就忙于归政了。
其实,慈禧早在半年前,即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九日(1888年7月27日)就明降懿旨:“前因皇帝甫经亲政,决疑定策,不能不遇事提撕,勉允臣工之请,训政数年。两年以来,皇帝几于典学,益臻精进,于军国大小事务,均能随时剖决,措置合宜,深宫甚为欣慰。明年正月大婚礼成,应即亲裁大政,以慰天下臣民之望。著钦天监于明年二月内敬谨选择归政吉期具奏。”
慈禧明确表示,明年一月大婚,明年二月归政。这是不可更改的了。她在归政上,态度坚决,不稍游移。从懿旨上看,此时的慈禧对光绪帝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光绪帝已经初步具备了处理“军国大小事务”的能力,可以独立行使最高决策权了。
同一天,光绪帝发下谕旨,表示不敢不遵慈训:“兹奉懿旨于明年二月归政,朕仰体慈躬敬慎谦抑之本怀,并敬念三十年来,圣命为天下忧劳况瘁,几无晷刻可以稍资休息。抚衷循省,感悚交深。兹复特沛温纶,重申前命,朕敢不只遵慈训,于一切几务,兢兢业业,尽心办理,以冀仰酬我圣母抚育教诲有加无已之深恩……所有归政届期一切应行典礼事宜,著各该衙门敬谨酌议具奏。”
这道上谕是根据光绪帝的意图拟就的。此时的光绪帝对慈禧并无明显的恶感。总的来看,他对慈禧是敬畏的,并不亲近。在光绪帝的眼中,慈禧并不是女性的慈母,而是男性的“亲爸爸”。光绪帝对慈禧是唯命是听的。因此,上谕所表达的感情,即欲报答“圣母抚育教诲”之深恩,也是真诚的。
光绪帝是从内心里想要多承担些重任,以使慈禧安心休息,颐养天年。
根据懿旨和上谕,钦天监选定于明年二月初三日归政。
这之后,根据慈禧的懿旨,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于光绪十四年十二月初一日(1889年1月2日)上一奏折,就归政的有关事宜,拟了一些条目,奏折如下:
明年二月恭逢归政大典,除业经归复旧制各事毋庸另议外,现在应办之事,有应归复旧制者,有仍应暂为变通者。臣等悉心商酌,并与醇亲王面商,意见相同,谨拟条目,恭候钦定:
临雍经筵典礼,御门办事,仍恭候特旨举行;
中外臣工奏折,应恭书皇上圣鉴。至呈递请安折,仍应于皇太后、皇上前各递一份;
各衙门引见人员,皇上阅看后,拟请仍照现章。于召见臣等时,请旨遵行;
武殿试向由兵部奏请皇上亲阅考试,拟请归复旧制办理;
兵部奏派查斋大臣……拟请归复旧制办理……
以上各条,恭候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臣等敬谨遵行。
上列数条,史称《归政条目》(以下简称《条目》)。这个《条目》得到慈禧的认可,懿旨:“如所议行。”那么,现在的《条目》与原来的《训政细则》(以下简称《细则》)有什么不同呢?这是需要分析清楚的。主要不同之点是:
第一,皇帝独自召见。原来《细则》规定“设纱屏为障”,现在归复旧制,当然要撤掉纱屏,不再垂帘,实行皇帝独自召见。这是“旧制”,只需恢复,不必再议。因此,《条目》中不再列出。这是关键的一条,是不需研究的“旧制”;
第二,奏折皇上圣鉴。奏折由谁批示,这是权力归谁的大问题。批折权是皇权的集中体现。《细则》原规定由“慈览发下”,即呈交慈禧审看批示。而《条目》明确规定“应恭书皇上圣鉴”,交由皇帝审看批示。这就明确规定,此后奏折的批示权全部交给了光绪帝;
第三,武试皇上亲考。《细则》规定考试“恭候慈览”,而《条目》则明确规定“请皇上亲阅考试”;
第四,人员皇上召见。《细则》规定各衙门引见人员,在召见后,“仍恭候懿旨遵行”,即听慈禧的。而《条目》则规定“皇上阅看”。并“于召见臣等时,请旨遵行”。这个“旨”明显地是指光绪帝的上谕,而不是慈禧的“懿旨”。
以上四点足以说明慈禧的归政是真心的。她是想把皇权交给光绪帝的。
有一点相同之处是,请安折则是皇太后一份,皇上一份。因为请安问候应是针对具体人的,分呈皇太后、皇上是合乎礼仪的。
能说明慈禧归政决心的还有慈禧处理御史屠仁守奏折一案。
光绪十五年正月二十一日(1889年2月20日),御史屠仁守揣摩慈禧心态,自以为得计,以为借此可以讨好慈禧,便上一奏折,建议“外省密折,廷臣封奏,仍书皇太后圣鉴字样”。这就等于把皇帝的阅折权又拱手交给了慈禧。如果慈禧真有此意,她完全可以乘机把阅折权收回。而如果真的收回阅折权,也就等于又恢复了训政旧制,就无所谓归政了。
然而,慈禧没有这样做。她看到屠仁守的奏折后,十分恼怒。立刻发下懿旨,进行申斥:“若于举行伊始,又降懿旨,饬令仍书圣鉴,披览章奏,是出令未几,旋即反复。使天下后世视予为何如人耶?”她反复强调:“垂帘听政,本属万不得已之举。”认为屠仁守的奏言“甚属乖谬。此事关系甚大,若不予以惩处,无以为逞臆妄言乱紊成法者戒”。将原折掷还,免去御史差使,永不叙用。
这一事件发生在慈禧归政前的半个月。
慈禧措辞严厉地驳回屠仁守的奏折,并罢了他的官,表示了坚决归政的决心。这个杀一儆百的举措有力地阻止了延缓归政的建白,慈禧可以如期归政了。
罢屠仁守官的第二天,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在养心殿东暖阁召见了翁同龢。翁同龢当时任户部尚书,仍兼任光绪帝的师傅。由于翁同龢在师傅任上恪尽职守,深得慈禧及光绪帝的信任,为此,在关键时刻单独召见了翁同龢,想就国内外重大问题咨询翁同龢。
首先就昨天屠仁守上书而被罢官一事进行了议论。这个对话很有意思,现摘引如下:
翁对:御史(屠仁守)未知大体,然其人尚是台中之贤者。
慈曰:吾心事伊等全不知。
翁对:此非该御史一人之言,天下臣民之言也,即臣亦以为如是。
慈曰:吾不敢推诿自逸,吾家事即国事,宫中日夕皆可提撕,何必另降明发。
翁对:此诚然。
慈曰:吾鉴前代弊政,故急急归政,俾外人无议我恋恋。
翁对:前代弊政乃两宫隔绝致然,今圣慈圣孝融洽无间,亦何嫌疑之有?
慈曰:热河时肃顺竟似篡位,吾徇王大臣之请,一时糊涂,允其垂帘。
(语次涕泣)
翁对:若不垂帘何由至今日?
(次及洋务)
翁对:此第一急务,上宜讲求,臣前日所进《抗议》(内有谈驭夷数条),正是此意。
(次及前日醇亲王折,上似不知抄交毓庆宫者)
翁对:臣因畅论诸臣措语失当,心实无他,凡治天下量以中字为主,否则偏倚,偏倚即不能容人,便不能用人。
(次及铁路)
臣力言津通路未宜开。上力驳并无具呈之人。
翁对:俄开沙漠是远图,法开红江是远图,着腹地则是牟利而已,何远图之有?
(次及海军)
翁对:海军亦急务,但王大臣可恃,而所用之人不可恃。
慈禧又告诫翁同龢作为师傅应对光绪帝起到随时提醒的作用。
翁对,亲政后第一不可改章程。
上曰:断不改。
翁同龢在日记里的这段记载,大体上涉及五个问题,即归政问题、洋务问题、铁路问题、海军问题及章程问题。
归政问题。这里记述了慈禧关于归政的见解及态度。不管是真是假,慈禧表明了归政的决心。
洋务向题。当慈禧问到翁同龢应如何看待洋务时,翁同龢斩钉截铁地答道:“此第一急务,上(皇上)宜讲求。”翁同龢主张在中国大地上开展洋务运动,并且表示光绪帝应该提倡洋务运动。同时他又把改革派思想家冯桂芬的名著《校邠庐抗议》一书进呈光绪帝,以使光绪帝了解洋务派,支持洋务派。
铁路问题。这是修建天津到通州(今北京市通县)的铁路是否可行的问题。修建津通铁路的建议是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提出来的。但他本人没有直接上奏折,而是以代粤商陈承德递禀的名义提出的。翁同龢反对修筑津通铁路,他认为“未宜开”。在这个问题上,光绪帝不同意翁同龢的意见,“上力驳”。他坚决地驳斥翁同龢的说法。这说明光绪帝是态度鲜明地支持修筑津通铁路的。
海军问题。翁同龢认为是急务,但认为办海军的大臣,具体指李鸿章是“不可恃”的,不值得信任。
章程问题。翁同龢在慈禧面前袒露心扉地表示:“亲政后第一不可改章程。”就是说,不能改动慈禧所实行的既定政策。光绪帝信誓旦旦地说:“断不改。”他说的是心里话,表示慈禧太后所制定的章程,自己坚决照办,决不更改。
其实,光绪帝此时已开始接触许多国家大事了,并且对许多国家大事已表明态度了。
光绪十五年二月初三日(1889年3月4日),光绪帝举行亲政大典。先是慈禧太后在慈宁宫接受光绪帝率群臣三跪九拜。然后光绪帝还宫,旋即复出御中和殿,接受执事官行礼。光绪帝再御太和殿,乐作,升座,乐止,鸣鞭三,王公百官行礼,并宣表,颁诏。自此,光绪帝开始正式亲政了。
在光绪大婚及亲政前后,慈禧遍赏王公大臣、封疆大吏及蒙古王公等,借以笼络人心、巩固地位。
从垂帘听政,到训政,到归政,从表面上看,慈禧太后把最高的皇权逐步地移交给了光绪帝。光绪帝是她一手训练出来的皇帝,对她是绝对服从的。有人认为:“大概言之,慈禧退居仪銮殿、颐和园约有十年。此十年之中,除增加其私蓄之外,未曾干预国政也。”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实质上,“太后此时,表面上虽不预闻国政,实则未尝一日离去大权。身虽在仪銮殿、颐和园,而精神实贯注于紫禁城也。”光绪帝“用人行政,仍随时秉承,莫敢违焉”。也有人分析道:“是时太后初归政,方借园居娱老。上春秋盛,每事不欲自专,必秉命而行,常时辄一月数问起居。”
光绪帝在慈禧的淫威下,小心谨慎地做着皇帝。慈禧虽然退居颐和园,但她仍然在幕后操纵着清朝政局。有人评论说:“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等于她不曾退休一样。” 这话是入木三分的。
然而,表面也罢,实际也罢,慈禧太后毕竟正式归政了,光绪皇帝毕竟正式亲政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见的分歧,在清朝的上层就逐渐形成了两个政治中心,即帝党和后党。帝党和后党的形成对晚清政局的影响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