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慈禧训政 推迟交权

光绪十二年（1886），光绪帝十六岁，已经到了亲政年龄。按照清朝祖制及臣民心态，慈禧太后不得不考虑归政问题。

经缜密思考，慈禧于六月初十日，分先后两次召见醇亲王奕譞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人，表示光绪帝典学有成，明年即行亲政。

头起召见完毕，奕譞便急匆匆地来找翁同龢，想同翁同龢商量对策。奕譞说：“方才召对时，不料太后说皇帝典学有成，考虑明年正月就亲理政务吧。我说皇帝还年少无知，不谙政务，还是等几年再说。我让皇帝也恳求不必这么快就归政，皇帝跪拜请求，但太后不为所动，坚决不肯。”翁同龢听罢说：“这可是件大事，不是少数人能定下来的，王爷多请几位御前大臣、皇帝的诸位老师，让他们当面向太后恳请，也许能使太后回心转意。”

听着翁同龢的建议，奕譞暗自思忖，怕不是那么容易使太后变动成命的，还是等召见完军机大臣后再看情况办。

一刻钟后，军机大臣等满面焦虑地退到直庐。礼亲王世铎说，我们都恳切地尽力劝说太后缓降懿旨，给我们些许商讨的时间，以便找到一个最佳方案。但是，这些劝说不能使太后有丝毫动摇，“圣意难回”。不得已，军机大臣便遵照圣意承写懿旨了。当日懿旨公布：“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前因皇帝冲龄践祚，一切用人行政，王大臣等不能无所秉承，因准廷臣之请，垂帘听政，并谕自皇帝典学有成，即行亲政。十余年来，皇帝孜孜念典，德业日新。近来披阅章奏，论断古今，剖决是非，权衡允当。本日召见醇亲王及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等，谕：以自本年冬至，大祀圜丘为始，皇帝亲诣行礼，并著钦天监选择吉期，于明年举行亲政典礼。皇帝闻谕后，当即长跪恳辞。醇亲王及军机大臣，亦以时事多艰，万几巨繁，皇帝日就月将，学无止境，如蒙从缓，将来躬亲庶务，必更能贯彻无遗，益臻上理，实为天下人民之幸。再三吁恳，情词亦出于至诚。惟念垂帘之举，本属一时权宜。皇帝继统御极，仰承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当此典学有成，正宜与内外臣工勤求治理，宏济艰难。自应钦遵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七日懿旨，即行亲政，以慰深宫期望之意。坛庙大祀，均应亲诣行礼，以昭诚敬。即于本年冬至大祀圜丘，躬亲致祭，并著钦天监于明年正月选择吉期，举行亲政典礼。所有应行事宜及应复旧制之处，著各该衙门敬谨查照成案，奏明办理。将此通谕中外知之。”

慈禧的此道懿旨，态度不可谓不明朗，措辞不可谓不诚恳。但这不像是真的，也可以说是一种假象。慈禧召见奕譞等人，目的既是抢先一步做出归政的姿态，又是对他们真实心理的一个政治试探。在近三十年臣事慈禧的政治生涯中，奕譞早已深谙慈禧的权术。如果慈禧诚心归政，载湉真的亲政，作为载湉本生父的奕譞当然求之不得。因为那时他的权势比现在要更加煊赫。

但他深知这只是梦想。

而且这一梦想稍露端倪，他就得家败身亡。这是一次不动声色、不着痕迹的心理较量。王公大臣们不敢怠慢，都全身心地投入了这场不容稍有差池的劝进行列中去。

在这个关键时刻，有谁愿意做个后进者呢！当晚，帝师翁同龢便急切地走访了军机大臣孙毓汶，两人绞尽脑汁地商议到底以何种政治体制为好，是马上训政，还是暂缓归政？商议结果，还是劝说慈禧暂缓归政，认为这样更为“得体”。议罢，当夜翁同龢便草拟一折，准备“明日商之同人”。

六月十一日，王公大臣们集中精力、集中时间进一步展开讨论。翁同龢将他连夜起草的奏折进呈醇亲王奕譞、礼亲王世铎、庆郡王奕劻及诸位军机大臣，经反复商酌，都认为提法妥当，并当即决定联衔上奏。翁同龢再经修改，然后请醇亲王奕譞最后定稿，奕譞首肯。这就敲定了应上奏的折稿。

他们共同议定的主题是恳请太后“训政数年”，以此来代替“垂帘听政”。

经紧锣密鼓的准备，六月十四日，王公大臣们或单衔，或联手，分三次先后向慈禧郑重上奏。

第一份奏折是醇亲王奕譞上奏的。因其地位崇隆，身份特殊，故单衔独奏。奕譞奏道：“王大臣等，审时度势，合词吁恳皇太后训政。敬祈体念时艰，俯允所请。俾皇帝有所禀承，日就月将，见闻密迩，俟及二旬，再议亲理庶务。”

很明确，奕譞奏请慈禧训政两年，然后再行归政。同时为了示之以诚，又建议归政后，“必须永照现在规制，一切事件，先请懿旨，再于皇帝前奏闻”。也就是说，即使归政了，目前的政治格局也要永远保存下去。

第二份奏折是礼亲王世铎等以军机处的名义上奏的。世铎奏道：“窃愿皇太后光昭前烈，训政数年，于明年皇上亲政后，仍每日召见臣工，披览章奏，俾皇上随时随事亲承指示。”

他们恳请慈禧“训政数年”，先不要归政。

第三份奏折是伯彦讷谟祜等以御前大臣的名义上奏的。伯王奏道：“皇太后体祖宗之心为心，二十余年忧劳如一日。倘俟一二年后圣学大成，春秋鼎盛，从容授政，以弼我丕基，匪特臣民之福，亦宗社之庆也。”

他们没有运用“训政”的字眼，但其中心意思十分明显，即恳请慈禧太后暂缓归政。

这三份奏折几乎异口同声地请求太后训政数年或暂缓归政。关于这一点，《慈禧外纪》说：“凡太后所用之人，皆有不安之意。恐帝亲政之后，不能保其权位也。以是之故，太后下谕归政，而上奏请延长垂帘之期者甚众。”

这是说，慈禧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已形成了一个稳定而牢固的势力圈。这些既得利益者不愿意慈禧归政，以免失去他们的“权位”。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面对诸王大臣的哀哀恳求，慈禧不给面子，发下懿旨，明确表态：“该王大臣等所请训政数年及暂缓归政之处，均毋庸议。”并且坚决重申，“皇帝亲政典礼于明年正月十五日举行。”这是第一个回合。

奕譞自知火候不到，便“重申愚悃”，“再行沥陈”。同时上奏队伍中又加上了锡珍、贵贤等人，一时在朝野上下形成了一片恳请训政的呼声。

这是朝廷上最重要的一件大事，帝师翁同龢当然十分关注。他在日记上作了连续而扼要的记载。王公大臣们都急于表明自己的态度，很怕遭致误解，以致危及自身。

但是，年轻的光绪帝却始终没有明确表态。这可急坏了作为老师的翁同龢。经一再考虑，翁同龢终于在六月十七日，乘上课的机会，“于上（光绪帝）前力陈一切，请上自吁恳”。翁同龢劝说光绪帝要表明自己的态度，恳切地挽留慈禧训政。经翁同龢提醒，光绪帝也向慈禧表明了心迹，情词恳切地挽请慈禧训政。翁同龢认为光绪帝这样做，是很得体、很适当的。

慈禧见时机已经成熟，便半推半就地答应了王公大臣的请求。六月十八日，慈禧降下懿旨：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醇亲王奕譞奏，重申愚悃，吁请勉允训政。礼亲王世铎等奏，再行沥陈吁请训政数年。锡珍等奏，揆时度势，亲政尚宜稍缓。贵贤奏，举行亲政，关系綦重各一折。览奏均悉，垂帘听政，历稽往代，皆出权宜之举。行之不慎，流弊滋多。史册昭昭，可为殷鉴。前因皇帝典学有成，特降懿旨，及时归政。此深宫十余年来殷殷盼望之苦衷，天下臣民自应共谅。故于十四日王大臣等合词吁陈，均为允准。数日以来，皇帝宫中定省，时时以多聆慈训，俾有秉承，再四恳求，情词纯挚。兹复披览该王大臣等章奏，沥陈时势艰难，军国重要。醇亲王折内，兼以念切宗社，仰慰先灵等词，谆谆吁请。回环循览，悚惕实深。国家值此时艰，饬纪政纲，百废待举。皇帝初亲大政，决疑定策，实不能不遇事提撕，期臻周妥。既据该王大臣等再三沥陈，何敢固执一己守经之义，致违天下众论之公也。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尔中外大小臣工，务当各抒忠赤，尽力劻襄，以期力振委靡，共臻郅治，于诸臣有厚望焉。

慈禧终于“勉允所请。于皇帝亲政后，再行训政数年”。

平心而论，慈禧此时是不想让权的。但为了符合祖制及照顾舆论，她不得不做出让权的姿态。然而，她心中有数，王公大臣们是会按照她心里的想法来办的。这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慈禧达到了预期的目的。

慈禧为使训政制度化，面谕礼亲王世铎等人：“将应行酌复旧制或变通办理及暂缓举行各事宜，公同酌议。”

世铎心领神会，同奕譞商定数款，史称《训政细则》，其主要之点是：

凡遇召见引见，皇太后升坐训政。拟请照礼臣会议，暂设纱屏为障。

中外臣工呈递皇太后、皇上安折，应请恭照现式预备。奏折亦恭照现式书写。

近年各衙门改归验放验看开单请旨及暂停引见人员，拟请循照旧制，一律带领引见。仍恭候懿旨遵行，排单照现章预备。

乡会试及各项考试题目，向例恭候钦命者，拟请循照旧制，臣等进书恭候慈览。择定篇页，请皇上钦命题目，仍进呈慈览发下。

内外臣工折奏应行批示者，拟照旧制均请朱笔批示，恭呈慈览发下。

这里的“恭候懿旨遵行”“恭候慈览”和“进呈慈览发下”等语，明确昭示一切权力仍归慈禧，光绪帝不过是一个十足的傀儡而已。

从这个《训政细则》可以看出，太后训政、皇上亲政是并行的体制，其实与皇太后垂帘听政没有什么本质区别。区别只在于光绪帝在名义上是亲政了，但事事仍必须听命于慈禧太后。慈禧把训政制度化、程序化和规范化了。

德龄说：“光绪帝的亲政便成了一句面子上的空话，全部的政权依然牢牢地握在太后自己的手掌里。”

慈禧安排妥当，便准备为光绪帝举行亲政典礼了。光绪十三年正月十五日（1887年2月15日），这一天，天空格外晴朗，碧蓝一片，无一丝云彩；夜晚一个黄澄澄的圆月，犹如金盆一般悬挂在空中。翁同龢说：“入春第一日，亦数年来第一日也。”

十七岁的光绪帝于早晨四时许，亲诣大高殿、寿皇殿行礼。七时三十分，光绪帝来到慈宁宫，率王公百官向慈禧太后行庆贺礼。九时许，他又来到太和殿受贺，并召见大臣。十一时许，到保和殿，筵宴蒙古王公。一直到午后一时许，才庆贺完毕。这一天，光绪帝兴致勃勃，神采奕奕。翁同龢记道：“仰瞻天颜甚精采也。”

从此，清帝国的臣民便都知道光绪帝亲政了，但这只不过是名义上的亲政而已。

然而，此时慈禧最关心的是光绪帝的婚事。 3QX+3tURwSt5TSEGzCK0lDHxiAhXc6yq7HetXIjp5Uw559s+Og43lQ6xi0lVr+h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