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甲申易枢 慈禧揽权

慈禧太后对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机处越来越不满意。她感到奕太有主见，不太顺遂。于是，她突然发布懿旨，罢斥了以奕为首的军机处全班人马，换上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的军机处所有成员。这就是“甲申易枢”。

光绪十三年（1887），光绪帝举行了亲政大典，名义上亲政了。但慈禧太后还要训政两年。慈禧太后还很恋栈，不愿意轻易让出政权。

在中法战争的紧急关头，慈禧有一个非常之举。为此，慈禧连续发布三道懿旨（谕旨）。

第一道懿旨。三月十三日，慈禧没有像往常一样召见军机大臣，而只单独召见领班军机章京，按她的意见，御前拟旨，朱书授出。全文如下：

谕内阁：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现值国家元气未充，时艰犹巨，政虞丛脞，民未敉安，内外事务，必须得人而理。而军机处实为内外用人行政之枢纽，恭亲王奕等，始尚小心匡弼，继则委蛇保荣，近年爵禄日崇，因循日甚。每于朝廷振作求治之意，谬执成见，不肯实力奉行。屡经言者论列，或目为壅蔽，或劾其委靡，或谓簠簋不饬，或谓昧于知人。本朝家法綦严，若谓其如前代之窃权乱政，不唯居心所不敢，亦实法律所不容。只以上数端，贻误已非浅鲜。若不改图，专务姑息，何以仰副列圣之伟烈贻谋？将来皇帝亲政，又安能诸臻上理？若竟照弹章一一宣示，既不能复议亲贵，亦不能曲全耆旧，是岂朝廷宽大之政所忍为哉？言念及此，良用侧然。恭亲王奕、大学士宝鋆，入直最久，责备宜严，姑念一系多病，一系年老，兹特录其前劳，全其来路。奕著加恩仍留世袭罔替亲王，赏食亲王双俸，开去一切差使，并撤去恩加双俸，家居养疾。宝鋆著原品休致。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李鸿藻，内廷当差有年，只为囿于才识，遂致办事竭蹶。兵部尚书景廉只能循分供职，经济非其所长，均著开去一切差使，降二级调用。工部尚书翁同龢甫直枢廷，适当多事，唯既别无建白，亦有应得之咎，著加恩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以示区别。朝廷于该王大臣之居心办事，默察已久，知其决难振作，诚恐贻误愈深，则获咎愈重，是以曲示衿全，从轻予谴。初不因寻常一眚之微，小臣一疏之劾，遽将亲藩大臣投闲降级也。嗣后内外臣工，务当痛戒因循，各摅忠悃。建言者秉公献替，务期远大。朝廷但察其心，不责其迹，苟于国亭有补，无不虚衷嘉纳。倘有门户之弊，标榜之风，假公济私，倾轧攻讦，甚至品行卑鄙，为人驱使，就中受贿渔利，必当立扶其隐，按法惩治不贷。将此通谕知之。

这道懿旨，将以恭亲王奕为首的军机处全班人马一律罢斥。罪名是“委蛇保荣”“因循日甚”“谬执成见”“昧于知人”等。奕被罢免所有职务，家居养疾。宝鋆原品退休。李鸿藻、景廉降二级调用。翁同龢革职留任，退出军机处，仍在毓庆宫行走。对翁同龢的处分是最轻的，因为考虑到光绪皇帝离不开这位老师。

第二道谕旨。同一天，慈禧又以光绪帝名义颁发上谕：

谕：礼亲王世铎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学习御前大臣，并毋庸带领豹尾枪。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均著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工部左侍郎孙毓汶著在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

大臣初入军机处，谕旨为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一两年后奉旨实授。也有行走多年未实授的。如果奉旨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用“学习”字样，是特恩。

这就组成了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包括户部尚书额勒和布、阎敬铭、刑部尚书张之万、工部侍郎孙毓汶在内的新的军机处。

因为这次变动发生在甲申年，史称“甲申易枢”或“甲申朝局之变”。

第三道懿旨。三月十四日，慈禧又发一懿旨：

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皇太后懿旨：军机处遇有紧要事件，著会同醇亲王奕譞商办，俟皇帝亲政后再降懿旨。

这就是说，醇亲王奕譞成了幕后首席军机大臣。

这一大变动出乎人们意料，奕于咸丰十一年（1861）入值军机处，至今已二十四年。在人们的印象中，他没有功劳，还有苦劳，不至于一撸到底。

这三道懿旨的公布，满朝愕然。

慈禧此举，是巧妙地利用了清流党人左庶子盛昱奏参奕等军机大臣的奏折。盛昱奏参的结局竟是如此，实属始料不及，也懊悔不已。因为两相比较，新军机处远不如旧军机处。盛昱感到为慈禧所利用，于是又上一折，内称：“恭亲王才力聪明，举朝无出其右，只以沾染习气，不能自振。李鸿藻昧于知人，暗于略事，惟其愚忠不无可取。国步阽危，人才难得。若廷臣中尚有胜于该二臣者，奴才断不敢妄行渎奏。惟是以礼亲王世铎与恭亲王较，以张之万与李鸿藻较，则弗如远甚。奴才前日劾章请严责成，而不敢轻言罢斥，实此之故。可否请旨饬令恭亲王与李鸿藻仍在军机处行走，责令戴罪图功，洗心涤虑，将从前过举认真改悔，如再不能振作，即当立予诛戮，不止罢斥！”

盛昱建议慈禧将恭亲王奕和李鸿藻仍然留在军机处，让他们“戴罪图功”。

这个幼稚而天真的盛昱，他还真的以为军机处的大变动是由于他的一纸奏折！其实，他的奏折只是个导火线罢了。没有他的奏折，也会有别的奏折。什么奏折都没有，也会变出一个上谕来实行这次大变动的。因此，盛昱的第二次奏折想要挽回第一次奏折的影响，除说明了他在政治上愚钝外，是不会有任何效果的。

果然，慈禧将此折搁置一旁，不予理睬。

但是，清流党人仍不肯善罢甘休。三月十九日，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认为醇亲王奕譞不宜参与军机事务。他们表面的理由是祖训不准亲王入值军机，即“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者”，即或有，也只是权宜之计，不能成为定制。而骨子里，他们则认为醇亲王奕譞是光绪皇帝的本生父，这样安排，对国家不见得是幸事。因此，他们运用堂而皇之的祖训，企望达到使奕譞不能参与朝政的目的。

他们的上奏倒是提醒了慈禧。虽然慈禧对这个亲妹夫是非常信任的，但是，她也不想给他以恭亲王奕那样大的权力。慈禧给奕譞的是有限的权力。

为此，慈禧郑重地发布一道懿旨：“本日据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锡钧、御史赵尔巽等奏，醇亲王不宜参与军机事务各一折。并据盛昱奏称，嘉庆四年十月仁宗睿皇帝圣训，本朝自设立军机处以来，向无诸王在军机处行走等因。钦此。圣谟深远，允宜永遵。唯自垂帘以来，揆度时势，不能不用亲藩进参机务。此不得已之深衷，当为在廷诸臣所共谅。本月十四日，谕令醇亲王奕譞与诸军机大臣会商事件，本为军机处办理紧要事件而言，并非寻常诸事概令与闻，亦断不能另派差遣。”

这就说得非常清楚了，给予醇亲王奕譞的权力要小于恭亲王奕的。平常事务不用他过问，只有重大的“紧要事件”才找他商量。这样做，既可避免权力失控，又可保证协商有人。这是慈禧的神机妙算。

然而，以后的实践表明，醇亲王奕譞实质上成了幕后的首席军机大臣。这又是慈禧没有完全料到的。

慈禧对以奕为首的军机处的撤换是晚清政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其影响所及十分深远。

前文提到，醇亲王奕譞是道光帝的第七子，是奕的异母弟，是光绪帝的本生父，其福晋又是慈禧的亲妹妹。慈禧对这个胞妹“颇亲亲”。爱屋及乌，对奕譞印象亦颇佳。奕譞在辛酉政变中功绩卓著，密拟上谕，亲捕肃顺。光绪帝继位，他又乖觉地上疏乞罢诸职，词颇悲楚，情亦感人，得以旨准。自是闭门谢客，作出不问政事之姿态。这一切都足以说明他在政治上的敏感与成熟。他的行为充满了中国王朝的历史感。他十分熟稔急流勇退、明哲保身的哲言。但事实上，他一直在关注着政坛的变动。他对外坚持强硬立场，主张对外敌“不能使彼不来，要在虽来而不惧；不能遏彼不战，要在虽战而不虞”。但他的能力终究不如奕。

礼亲王世铎乃平庸之辈，但待人谦恭，“终身无疾言厉色”。他毫无主见，任首席军机后，经常到奕譞处讨指示，“不以仆仆为苦”。颇好货，收取贿赂多少不拒，一律照收不误，因此“富甲诸王”。

新军机处的组成人员，在见识、威望、能力和人品上与原军机处相比，相差甚远。他们是一些不谙国际事务、不熟国内政情的顽固腐败的官僚。真是一蟹不如一蟹。有人认为，这次易枢是“易中枢以驽产，代芦服以柴胡”，即是说，用劣畜代替了良马，用芜草代替了佳药。这真是一语中的。

新军机处从某种程度上讲，成了任慈禧摆布的装饰品。甲申易枢后，慈禧拥有了不受任何制约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清朝更加腐败。有人认为：“枢垣大为调动，时局一大变。然所用者，似非戡乱之人，恐恣意更张，国事日坏。”

此时的慈禧在处理政治事务上的手腕已是十分高明了。

当然，在处理政务上慈禧是不必也不能征询少年光绪帝的意见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光绪帝还年少无知。从《翁同龢日记》看，在三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在读书时无缘无故地发脾气，想不上课，翁同龢加以劝阻，光绪帝“则大怒，排门而出”。翁同龢百般耐心劝说，他才“还座，讲他事以移之，稍定”。但过了一会儿，“不知作何语，则又大怒”。这使翁同龢十分惶恐，“天心如此，令人战栗”。

此时的光绪帝在学习上还不是自觉的，还需要翁同龢循循善诱的教育与引导。但不管怎么说，其本生父奕譞的角色变换，对以后的他是有深远政治影响的。 0XoxsA4CWJpNP4W8U2H0drtIMdu0VMxQ+zJhIVzncOi6A99PTzA4UBLQwNhbha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