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陪坐金銮 初涉政务

慈禧太后为了培养光绪帝的执政能力，让十二岁的光绪帝和她共同召见臣工。据翁同龢的记载，光绪帝已经在试着处理国家政务了。他阅看奏折很用心，有点皇帝的样子了。慈禧坐在一旁，放心地听任他自己处理政务。

适逢中法战争，光绪帝亲眼目睹了慈禧太后是如何处理这场战争的。

慈安之死，给慈禧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一方面，两宫垂帘变成了一宫垂帘，慈禧大权独揽，了无顾忌，更可以为所欲为了；另一方面，她也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因为培养教育光绪帝的任务落到了她一个人的身上。

为此，慈禧对翁同龢的要求愈发严格了。同时，她又采用了一个新的做法，即让光绪帝和她一起召见军机大臣，处理政务。其目的是让光绪帝增强执政能力，为以后亲政打下良好的基础。

光绪九年正月初一日（1883年2月8日）早六时三十分，在养心殿西暖阁，四十八岁的慈禧太后与十二岁的光绪帝共同召见大臣。

现在说说养心殿。“养心”，来源于《孟子》中的一句话，“养心莫善于寡欲”。意思是说，只有克制各种欲念，才可以保泰持盈，修身养性。养心殿地处西六宫的南侧，与中路的乾清宫隔墙相望。其北边通过吉祥门、如意门与内廷相接，南边则经由遵义门、内右门与军机处相通。既地处内廷又邻近外朝，地理位置极为适中。

养心殿的正门是养心门。跨入养心门，绕过影壁，是一个三合式的院落。院子的东西，各有配殿五间，正面便是养心殿正殿，宽三十六米，进深十二米。整个正殿又分为明间和东、西两个暖阁。在正殿的中央设有低矮的方台，台上有皇帝的宝座，宝座上面悬挂雍正帝御书匾额：“中正仁和。”座前设有御案，宝座屏风上皇帝御书联曰：“保泰常钦若，调元益懋哉。”

养心殿明间宝座后的屏风两侧，各有一挂帘小门。进入小门就是连接正殿与后殿的短廊。后殿是皇帝的寝宫，是皇帝退朝后休息的地方。殿内设有宝座和御榻，御桌案上存放着皇帝万机余暇时常披览的实录圣训诸书及文玩字画，整个寝宫布置得富丽堂皇。寝殿的东侧有体顺堂，匾额上钤有“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专供皇后居住；西侧有燕禧堂，为妃嫔居住。寝殿除短廊与正殿相通外，不另设通道。而短廊的左右两侧则各开一门，以供在体顺堂与燕禧堂居住的后妃们出入。清制，后妃们在内廷的东西六宫各有宫室。寝殿左右的体顺堂和燕禧堂，当是后妃们侍候皇帝时的临时住地。

养心殿有历史上著名的西、东两个暖阁。西暖阁是皇帝批阅奏章、处理公务的地方，它被隔成大小不等的三间。中间一间较宽敞，北墙正中悬挂着“勤政亲贤”的匾额，为雍正御笔。室内设有坐榻，是皇帝与军机大臣等商讨政务的密室。最西边的一间，是皇帝读书和休息的地方。东暖阁的布置与西暖阁迥然不同，进门便是一个较大的空间，迎门面西背东设有前后两重宝座，中间有黄纱帘相隔。很明显，这里是慈禧垂帘听政的地方。

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这次召见是在西暖阁进行的。

她和他同坐在一个御榻上，太后在右，皇帝在左，共同处理政务。翁同龢说：“这是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第一次这样做，过去从未有过。”

翁同龢说这“俨如宋宣仁故事”。

宋宣仁故事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这是宋朝历史上的一件事。元丰八年（1085）二月，宋神宗患重病，丞相王琏诚恳地奏请早点建储，预立太子。宋神宗征求其母高太后的意见。高太后答复道：“据我多年观察，皇长子延安郡王赵煦十分孝顺。他每天都书写多页佛经为你我祈求幸福安康。这孩子心眼好，就立他为太子吧！”这时站在一旁的丞相王琏说：“我看也行，太子十岁是小了点，但高太后可以垂帘听政。”宋神宗点头称是，决定立皇长子赵煦为太子。同年三月，宋神宗病逝，其太子赵煦继位，称宋哲宗。而高太后在福宁殿垂帘，称太皇太后。高太后起用一批有见解、有才能的知名之士为相，如司马光、吕公著、文彦博等，实行了一些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使国家安宁，社会稳定；祖母和孙儿共同听政八年后，赵煦始亲政。因高太皇太后死后谥号为宣仁，因此称为宣仁故事。

宋宣仁故事的中心意思是，太后垂帘听政是可以实行的政治体制。

慈禧这一天颇为高兴。她说：“天气清和，吉祥喜事，皇帝好学，日近诗书。”慈禧对光绪帝是颇为满意的。她又进一步说道：“从明天起，我们二人共同在座，以后早事都准备亲自裁定。”也就是说，在光绪帝十二岁时，慈禧太后就带着他实习政务了。

以后，光绪帝便经常同慈禧一起召见军机大臣等。如正月初八日《翁同龢日记》记道：“卯正三刻（六时四十五分）入见于西暖阁，上（光绪帝）亦在坐，宝相递折，上接阅，颇用心，自首至尾，不少忽也。每一折毕，太后降旨，枢臣承旨后，仍于上（光绪帝）前复述之。应放两缺，太后以朱笔授上圈之。是日凡五折两单，四明发。延茂劾志和，交查办。为时较久，凡三刻五分（五十分钟）而退。”

光绪帝看折用心，“自首至尾”，细致阅看。这对十二岁的少年来说，难能可贵。这一天，任命两位官吏，慈禧爱抚地把朱笔放在光绪帝的手上，让他圈定。共阅看了五个折子和两个夹单，并明发了四道上谕。这次召见共用去五十分钟。

正月十二日《翁同龢日记》记道：

辰正二（六时三十分）入见于西暖阁，折件多，上（光绪帝）亦未能细阅。是日御史刘瑞祺条陈，内有慎纶音、任重臣、察谠言三件，皆关涉枢廷者也。同僚或不以为然，余独以为语甚切至，在上（光绪帝）前微辩之。

折件太多，光绪帝不能细阅，情有可原。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但在处理御史刘瑞祺的奏折上，别的军机不甚注意，翁同龢则不然。翁同龢认真地为刘折说项，以便引起光绪帝的关注。这说明光绪帝在军机大臣的心中已有一定位置了。

此时的光绪帝陪同慈禧召见军机大臣，具有熟悉政情、锻炼才干的性质。每日召见完毕，立刻到毓庆宫书房上课，读《左传》，听《明史》，诵满文，习书法。同时又增加了学习批答奏折的实用性极强的课程。翁同龢记道：“膳后习批折亦用心。”因为此功课很实用，所以光绪帝学起来也很上心。

光绪帝每天日程安排得紧紧的。一般来说，早晨六时三十分，便陪同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大臣及有关的其他大臣。召见毕，便到书房读书。午膳在书房吃，饭后继续读书，午后二时左右才回宫。小皇帝当得蛮辛苦。

光绪帝在光绪十年（1884）遇到了震惊中外的中法战争。当时的光绪帝是位十四岁的少年。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当皇帝需要掌握的本领。当时的一切权力都严格地控制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光绪帝上朝，但并不决策。决策不是由他做出，而是慈禧亲自做出。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此时的光绪帝也开始对国内外重大事件试着表态了。对于这样的做法，慈禧是鼓励的。慈禧在有意识地分步骤地培养光绪皇帝。

那么，对中法战争，少年皇帝光绪持怎样的态度呢？

其实，中法关于越事的交涉由来已久。早在咸丰八年（1858）法军就开始进攻越南了。同治五年（1866），法军强占了越南南方的六省，并企图北进，从而进一步打开中国西南市场。光绪元年（1875），法国胁迫越南订立了所谓的《和平同盟条约》，其中最主要之点是否认清帝国对越南的宗主权。总理衙门奕等王公大臣当即向法国声明，越南是中国藩属，中国有责任保护，不准法国自越南向云南通商。

本来，清朝同越南之间存在一种封建的宗主和藩属的关系。清朝皇帝对越南国王实行“册封”，而越南国王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这种关系属于东方封贡体系，与西方殖民体系有着本质的区别。

清朝和越南是唇亡齿寒的关系。

清廷对法军入侵越南，并没有等闲视之。但是，以慈禧为首的清朝中央对法国是战是和，长期举棋不定，进退维谷。

在中法战争中，光绪皇帝对战争的态度，现在只能从《翁同龢日记》中看到一些蛛丝马迹。光绪九年八月二十二日（1883年9月22日）翁同龢记道：“上（光绪帝）意亦虑讲事（谈判）不成，颇恨战事不修也。”这里的“上”，既指光绪帝，又指慈禧太后。所说的“讲事”，是指英使巴夏礼居间调停讲和之事。他们担心的是调停不成功便要开仗，但是平时战争准备不够，又怕打不赢。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想到了打的问题。

光绪十年（1884）正月，法国以米乐任侵越法军总司令，清军不敌。法军攻占越南北宁，以后又攻下太原、兴化。清军大败，慈禧震怒，将广西巡抚徐延旭革职，云南巡抚唐炯革职拿问。

光绪十年三月初八日（1884年4月3日）翁同龢记道：“今日入对时，谕及边方不靖，疆臣因循，国用空虚，海防粉饰，不可以对祖宗。臣等惭惧，何以自容乎！退而思之，沾汗不已。”

很明显，此次召见，慈禧严厉地批评了全部军机大臣，措辞严苛，神情冷峻。当然，这里也包含着少年皇帝光绪的意愿。他是和其母后站在一起的。

几经曲折，其中包括马江战役的惨败，但最终在慈禧强硬的主战态度下，经将士的英勇抗战，取得了陆海战的胜利。这是在中国近代反侵略战争史上，第一次对西方列强作战中，取得如此重大的胜利。

中国的军事胜利，迫使法国放弃了索取巨额赔款和占据基隆、淡水的无理要求，加速了战争的结束。

关于慈禧太后在中法战争中的历史贡献，军事史家刘子明将军曾著文予以充分肯定。我赞同他的见解。他在《论慈禧在中法战争中的战略指导》一文中论道：

正当清军将士在越南北圻浴血奋战、乘胜进击之时，慈禧决定“乘胜即收”。中法政府代表在巴黎签订了停战协议，一八八五年四月七日，清廷下达停战撤军命令。这是什么原因呢？慈禧认为：“现在桂甫复谅，法即据澎，冯、王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纵再有进步，越地终非我有；而全台隶我版图，援断饷绝，一失难复。彼时和战两难，更将何以为计？”“幸而获胜，尚觉得不偿失；一有蹉跌，更伤国体。”（《军机处寄两广总督张之洞电旨》，《中法战争》丛刊，六，第三八五页，第三八八页。）可见，慈禧以军事胜利为转机，采取弃越地而保台澎之策，以保证国家领土的完整。这是慈禧审时度势而作出的重大决策。“乘胜即收”是慈禧“以战求和”战略指导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战求和”与“以让求和”相比，是有很大进步的，但缺乏争取最后胜利的彻底性。就慈禧来说，“力战”是手段，“求和”是目的，以获取军事上的胜利，来争取较好的求和条件。因此，在镇南关谅山战役获胜之后，“乘胜即收”，并于一八八五年六月十一日签订了《中法天津条约》。

《中法天津条约》的签订，结束了一场给中、法、越三国人民带来灾难的战争，实现了清廷“保全和局”的政治目的。这个和局的出现，是由于中法双方均在一定程度上作出妥协让步的结果。法国放弃了它在扩大战争到中国领土时的战略目标，不再坚持割地赔款的要求；中国则放弃了它在战争初期提出的护越保边的战略目的，承认法国在越南的保护国地位，并开发西南边境。虽然中法两国都有妥协让步，但这种妥协让步对中法两国的利益是有根本区别的。从战争全局来看，法国是受益者，它的妥协让步仅仅是少得一些利益而已；而中国则是受害者，它的妥协让步，是丧权失利的让步，它从法国让步中所获得的仅仅是少受害而已。这就充分说明这个和局是一个不平等条件下的和局。

战争根据其为政治服务的原理，主要起两个作用：一是对政治外交的配合作用，一是实现政治目的保证作用。这是实施战略指导的理论根据。战争过程中，慈禧在战略指导上，从恫吓、到退让、到力战，是一个马鞍形的发展过程，尽管出现了较大的曲折，但始终没有脱离“保全和局”这个政治目的。

因此，在确定战争的终极目标时，慈禧从维护封建统治的需要和国家对战争的承受能力出发，把军事行动严格控制在“保全和局”这个政治目的的需要上，在军事上取得重大胜利之后，抓住了一个有利的、得体的时机，立即停战签约，是很自然的。

尽管没有出现彻底性的结局（在当时条件下，不可能把战争推向彻底胜利的局面），但与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局相比较，应该承认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它使中法战争成为中国近代反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战争史上唯一没有割地、赔款而结束的战争。

刘子明将军的这个论断，空谷足音，振聋发聩，十分精当，十分精彩。

毫不夸张地说，慈禧指导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反对资本主义列强战争史上唯一没有割地、没有赔款而结束的战争。

光绪帝因为天天陪同慈禧太后临朝视事，在整个中法战争中，他必然在精神和心理上受到一次空前的洗礼。但是，由于他还没有亲政，因此，他的主张和想法往往掩盖在慈禧的光环里。

对中法战争中的光绪帝评价过高是不适宜的，因为他的年龄还太小。

但是在中法战争中的甲申易枢，即军机处大换班，对少年光绪帝是有震动的。 /WVwxQL6n2IpJ5VtaQ1NTIQLuSszwPueEwJpGIxb4O4NQ1puWvIp3DNwf9oUavG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