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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是在袁世凯的命令下停止炮击的。那么，袁世凯为什么不一鼓作气攻下武昌，却选择停战呢？这个问题涉及清朝政府、西方列强及袁本人，非常复杂，且让笔者慢慢道来。
第一 ， 说清朝政府 。武昌首义以来，清政府可谓军事上四处碰壁，财政上捉襟见肘。
首先说军事。按说对付湖北革命，清政府开始时信心满满，“著军谘府陆军部迅派陆军两镇，陆续开拔，赴鄂剿办”，“务须及早扑灭，毋令匪势蔓延”。 [152] 谁知拟调往汉口的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拒绝南下，还上奏促清廷立宪。10月29日，张同第三镇协统卢永祥、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第三十九协统领伍祥祯、第四十协统领潘矩楹等要求清廷进行政治改革，史称“滦州兵变”。军官有革命情绪，士兵也一样。在10月2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给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爵士的电报中，朱尔典说：“局势中的一个严重因素是北方的军队拒绝作战，除非目前正在途中的援军士气超过前沿部队的士气，清军所面临的任务将不很轻松，而他们的优势兵力本来是会使这项任务变得轻松愉快的。” [153] 这里所说的北方军队均是北洋旧部，这支部队里“人人心目中只知有我们袁宫保（袁世凯）”， [154] 而指挥这支部队的却是出身德国军校的陆军大臣荫昌，军事调度不畅可想而知。
其次说财政。清廷自用兵以来，财政吃紧。10月27日，度支部大臣载泽上奏：
窃自川鄂用兵，征调四集，应需饷械用款浩繁。各省严重设防，一切京饷亦多未能照解。臣部库款有限，势将不支。臣载泽日前面奉谕旨，饬借洋款，以资接济。兹由臣部与法国资本团代表男爵勾堆、华法公司代表甘锡雅订借佛郎玖千万，或金镑叁百陆拾万，言明年息六厘，九六扣，六十年还清。业经草定合同。虽利息较重，一再磋商，实难减让。军需万急，不能不勉与定议。查定章国债应交资政院复议。此次借款实为非常特别之用，事不宜迟。 [155]
这里度支部大臣载泽上奏，言明财政吃紧，“库款有限，势将不支”，情况严重。不得不商借洋款，以解燃眉之急。“虽利息较重，一再磋商，实难减让。军需万急，不能不勉与定议。”看起来，除了商借外债别无良策了。
11月16日，朱尔典在给格雷爵士的电报中，透露了一个秘密：
黎元洪与红十字会成员在军政府前
由于这个国家的前途可能受到财政问题的很大影响，所以注意到这件事是很有兴味的，即关于已故慈禧太后所积攒的内帑。人们听说过许多而真正知道的却很少，现在终于被用来支付清政府目前的费用。大约一个星期以前，有33箱金条，约合银300万两或折合40万英镑，已由内廷交给度支部，并由该部存入汇丰银行本地分行。约占全部金条的三分之一已经出售，并转交陆军部，以供购买军火和支付兵饷。除了这个前所未有的将内帑用于政府所需的事例之外，没有任何事情能够比它更有力地说明急迫的财政困难情况。大部分金条所附印记表明，它已储存40多年没有使用；庚子赔款和近年来任何其他紧急需要都从来没有动用过。 [156]
这里是说，清廷为了解决财政困难，甚至动用了“已故慈禧太后所积攒的内帑”。从中可见清政府的财政困难达到何种程度。
10月30日，清政府发布一道“也许是中国历代朝廷发布的谕旨中最为屈辱的”谕旨，其实就是罪己诏。这道“最为屈辱的”谕旨全文是这样的：
谕内阁，朕缵承大统，于今三载。兢兢业业，期与士庶同登上理。而用人无方，施治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政事蒙于佥壬，则动违舆论。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驯致怨积于下而朕不知，祸迫于前而朕不觉。川乱首发，鄂乱继之。今则陕湘警报叠闻，广赣变端又见。区夏腾沸，人心动摇。九庙神灵，不安歆飨。无限烝庶，涂炭可虞。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凡法制之损益，利病之兴革，皆博采舆论，定其从违。以前旧制旧法，有不合于宪法者，悉皆除罢。化除旗汉，屡奉先朝谕旨，务即实行。鄂湘乱事，虽涉军队，实由瑞澂等乖于抚驭，激变弃军，与无端构乱者不同。朕维自咎用瑞澂之不宜，军民何罪，果能翻然归正，决不追究既往。朕以眇眇之躬，立于臣民之上。祸变至此，几使列圣之伟烈贻谋，颠坠于地。悼心失图，悔其何及！尚赖国民扶持，军人翼戴，期纳我亿兆生灵之幸福，而巩我万世一系之皇基。使宪政成立，因乱而图存，转危而为安。端恃全国军民之忠诚，朕实嘉赖于无穷。此时财政外交，困难已极。我君民同心一德，犹惧颠危。倘我人民不顾大局，轻听匪徒煽惑，致酿滔天之祸，我中国前途，更复何堪设想？朕深忧极虑，夙夜旁皇，惟望天下臣民，共喻此意，将此通谕知之。 [157]
谕旨中，高高在上的皇帝终于放下了尊贵的身段，在“朝廷这道忏悔的谕旨中，把全国遭受的动乱归咎于他自己”。即“此皆朕一人之咎也。兹特布告天下，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答应与全国人民一起，维新更始，实行宪政，但为时已晚。
第二 ， 说西方列强 。起义兵起，各国非常担心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因此，他们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措施，确立了以下行为原则。其基本指导思想是对清政府和起义军双方实行不干涉主义，严守中立。
黎元洪在武昌欢迎孙中山先生访问
首先，确立了保护本国利益的原则。10月13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致电英国外交大臣格雷，说他收到来自黎元洪的信，其中有“尊重对外条约以及以前缔订的借款和赔款，但不包括此后缔订者在内”。 [92] 10月16日，格雷复电朱尔典说：“当英国人生命财产遭到危险时，我们必须尽力予以保护，但我们采取的任何行动，必须严格地限于此项目的。保护英国人生命财产，当然也包括对各国生命财产的保护在内，如果有此可能，而且不如此它们就得不到保护的话。” [158] 10月26日，朱尔典致电英国驻长沙领事：“应诱劝起义军政府同意将海关岁入暂由总税务司或领事团保管；您应当为此目的尽最大努力，与税务司会同办理。照理说，该款应归各国持有股票的人所有，如果起义军挪用该款，结果或许将与各国发生严重纠纷。您应当向起义军政府指出这一点。” [159]
其次，确立了铁路有偿使用的原则。11月13日，朱尔典致电格雷，“由于革命军毫无疑问地占有铁路地区，我授权您同意他们使用该铁路，照我答复您的那份来电中所拟办法加以限制。不过，我认为，铁路总办在一份正式抗议书中载明他系迫不得已采取此种行动，那将是可取的。革命军所用的全部运输车辆应继续由他按照纯商务事件处理。我知道，为了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已在汇丰银行开立了一个特别账户，铁路进款均存入银行”。 [160] 12月1日，朱尔典致电格雷，称：“铁路上的英国雇员已经得到指示，如果革命军接管了铁路，他们为了英国债券持有者的利益，将把该铁路当作一个商务企业而尽力继续工作。” [161]
最后，确立了保护各国人生命的原则。财产以外，各国还适时地提出了保护生命，中国人和外国人的生命。11月12日，朱尔典致电格雷说：“满清王大臣向我保证，北京绝不会发生任何大屠杀，但鉴于南京已经发生的事件，对此项保证必须有保留地接受；我认为，遇有必要时，外交团有理由进行干涉，以防止此类悲惨的暴行。” [162] 11月15日，朱尔典再电格雷，“明天，外交团将就清军所犯暴行向清政府提出强烈的抗议；驻上海和汉口的领事们也将接到训令，对革命军的所作所为提出类似的抗议。袁世凯已经证实满族诸亲王提出的那些保证，即北京将不会发生大屠杀事件”。 [163] 11月16日，朱尔典致电英国驻汉口上海领事说：“外交团已经就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屠杀大批无辜人民一事，向清政府提出最强烈的抗议，并且警告清政府说：这些行为激起了文明世界的愤怒。由于这些屠杀事件无论是谁干的，都是很可恨的，所以外交团指示您用类似的词句，向上海掌权的当局提出一项通知，使他们想到他们可能承担的重大责任。” [164]
反对屠杀无辜生命，无疑是正确的人道主义主张。为兑现保护生命财产的诺言，列强调集很多军舰布置于中国港口。仅汉口就有英国的“蓟”号、“不列颠市场”号、“森林云雀”号、“山鹬”号、“夜莺”号；美国的“黑勒那”号、“爱克洛”号、“威拉罗博司”号；法国的“决心”号；德国的“老虎”号、“祖国”号；日本的“对马岛”号、“隅田”号13艘军舰。这些战舰云集汉口保护租界，对清军和革命军起到同样的威慑作用。
第三 ， 说袁世凯 。在一份标有绝密的电报里，朱尔典告诉格雷：“昨天（10月20日），袁世凯的儿子告诉我，除非他父亲被授予直接指挥军队的权力，否则其父非常不愿意动身去汉口。他说，虽然摄政王（载沣，作者注）对于给予他父亲这种处理紧急情况的必要权力一事犹豫不决，却想利用他父亲的名声。” [165] 同一天，在彰德，袁世凯向前来请他出山的徐世昌提出袁六条，即（1）明年即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加此次事变之人；（4）解除党禁；（5）须委以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须予以十分充足的军费。清廷无奈全部照准。
于是，清廷任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袁自此再度出山。袁世凯前往汉口是打是和，英国人看出了其中的端倪：“他的任务虽然带有军事的性质，但人们却认为是调解性质的。” [166] 这个“调解性质的”，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果然，在收到那份“最为屈辱的”谕旨后，袁世凯即电奏清廷“已令各军停进，一面出示晓谕招抚，并向武昌宣布德意解散”。 [167] 在未与黎元洪接触之前，袁世凯还是一心为清廷尽忠的，这点从他遵旨行事即可知。此时，清廷已经把革命派分为两类：政治改革和种族革命，意在和平解决蔓延全国的动乱。
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认为要和平解决中国的危机，袁世凯是最合适的人选：“在中国人民与满清王朝之间，没有任何人能够比袁世凯更适于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因为他是中国人民中最受信任的代表，而他和他的家族有好几代人为清朝效劳。” [166]
袁世凯还在彰德时，就委派与黎元洪同乡有旧的刘承恩，负责与武昌方面沟通和解事项。刘承恩，字浩春，湖北襄阳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袁世凯幕僚，曾任湖北武建左旗第一营管带。刘承恩与黎元洪的沟通分为两个阶段，即信函交换阶段和正式见面阶段。
其一，信函交换阶段。刘承恩接到任务后，在汉口找到日本三井洋行商人高木洁松、尾喜惣太，为其送信函三封。前两封信的具体内容和日期无任何史料记载，我们只是从第三封信的内容中知道有那两封信。11月1日，刘承恩委托日人向黎元洪呈递第三封信函，其内容如下：
宋卿仁兄大人麾下：叠寄两函，未邀示覆。不识可达签典否？顷奉项城宫保谕开，刻下朝廷有旨，一下罪己之诏；二实行立宪；三赦开党禁；四皇族不问国政等因，似此，则国政尚可有挽回振兴之期也。
遵即转达台端，务宜设法和平了结。早息一日兵事，地方百姓早安静一日。否则，势必兵连祸结，胜负未见，则不但荼毒生灵，糜费巨款。迨至日久息事，则我国已成不可收拾之国矣。况兵者汉人，受蹂躏者亦汉人，反正均我汉人吃苦也。
弟早见政治日非，遂有终老林下之想。今因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即此情理亦未尝非阁下暨诸英雄能出此□善道之功也。
依弟愚见，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且看政府行为如何？可，则竭力整顿；否，则再行设策谋之，未为不可。
果以弟见为是，或另有要求之处，弟即行转达项城宫保，再上达办理。
至诸公皆大才槃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且项城之为人诚信，阁下亦必素所深知。此次更不致失信于诸公也。并闻朝廷有旨，谅日内即行送到麾下。弟有关桑梓，又素承不弃用，敢不揣冒昧进言请教，务乞示覆。即交原人携下为祷。敬请勋安，诸希爱照，不具乡愚。弟刘承恩再拜
九月十一日 [168]
黎元洪，字宋卿。刘承恩此信的主旨是“务宜设法和平了结”，即双方放下武器，立即进行谈判，和平解决问题。至于你们起义诸公，“至诸公皆大才槃槃，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只要放下武器，保证你们将来会受到重用，“相助办理朝政也”。
这次黎元洪回信了。很多史料并未记载此回信，认为黎元洪对刘承恩的三封信均未给予回复，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同一天的《国民公报》也刊载了《黎元洪覆函》：
略云今日国民主义大昌，自谋幸福，为人求之。
当然，如有不明此义而必以强力相压者，即为民贼之尤。武汉义兵不过欲排除民贼，恢回四百兆众之自由幸福而已。
初无帝制自为之心，此可质诸天地鬼神者也。来书殷殷欲保全清朝帝统，讵清朝皇室生有两头四臂，特异于汉族，宜使永不失其贵，高踞四百兆之上乎？至以富贵利达相饵，元洪与诸将士均不敢奉命云云。 [169]
可以看出，此时黎元洪的心中并未有“和解”二字，一心为除民贼，恢复中国人民的“自由幸福”。对于“至以富贵利达相饵”，嗤之以鼻，表示“均不敢奉命云云”。断然拒绝了袁世凯“和平了结”的请求。袁世凯读过回信后，并未放弃和解的希望。
11月2日，袁嘱刘承恩和张彪“致函黎元洪，招其归顺，使洋人送往”。 [170] 不久收到黎元洪复函，“称现开会议，一二日定局再告，语气尚恭顺，然匪心叵测，战备仍不敢懈”。 [170] 袁世凯始终贯彻清廷“剿抚并进”的政策，但“抚”这方面的进展甚微，连朱尔典也认为虽然“袁世凯与起义军首领之间交换了信件，但起义军首领表现出不乐于答复他提出的建议”。 [171]
但袁世凯并没有放弃。
其二，正式见面阶段。11月7日，刘承恩派侦探王洪胜渡江到武昌面见黎元洪说和。见面，黎元洪与坐，谈话时长有一二个钟头。
黎问：“你系何处人？”
王答：“湖北襄阳人。”
黎问：“你同刘大人是同乡？”
王答：“是。”
黎问：“随刘大人几年？”
王答：“十几年。”
黎问：“送信是什么意见？”
王答：“意在两下取和，以免汉人受害，保全大局。因打仗时，坏的房子，失的银钱，全是汉人的。”
黎说：“你们大人要是未打汉口以前来说，就好说了，可惜来晚了。”
王答：“我们大人上月二十四日由清江才到家，宫保（袁世凯）二十八日打电招我们大人到彰德府，才派办理招抚事宜。我们大人到汉口，业已打过几次仗了，汉口房屋已经烧坏了。”
黎说：“现在要说和，须将皇族另置一地与他居住，管他的吃穿，不准他管我们汉人的事情。”
王答：“现在朝廷有旨，政府各大臣旗人庆亲王（奕劻）、那桐等，都已开缺，派袁宫保总理内阁大臣。”
黎说：“宫保见事差矣！这时不该出来。先前宫保做直隶总督，好好的，为什么开缺？现在有乱事，又请宫保出来，为什么不叫满人带第一镇来打仗？可见旗人大有奸心。”
黎说：“这个时候，不将皇上推倒，随便和了，以后大权归他，他更比从前加一倍的狠，我们更无有法子了。”
黎说：“要照满人一登位时待我们汉人光景，现在我们汉人应分将他满人的全家杀完，这才可以报前仇。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
黎问：“张彪常向你们大人那里去不去？”
王答：“未去过，听说他去见宫保，宫保也未见他。”
黎说：“瑞澂、盛宣怀两人，令人可恨的狠，将来就是太平了，也要拿住杀他。你回去即将我的话，禀知你们大人。你们大人若是能过江来，就请过来谈谈，要过来时，先派人送个信来，我好派人到江边去接。” [172]
这个谈话，透露了诸多信息。从谈话中，我们知道黎元洪的三个想法：给皇帝一条活路；想杀瑞澂、盛宣怀；邀请刘承恩面谈。清帝退位后居住地有两个选择：承德避暑山庄或颐和园，一般认为承德太远，不方便。此时盛宣怀已被革职，清廷罪他“违法行私，贻误大局”，革命党认为他是铁路卖国贼，恨不能食其肉。邀请刘承恩来武昌，说明黎元洪的和解之门已经打开。“现在我们许给他一块地方，供他的吃穿，是很对得住他的”。黎元洪提出了解决清廷皇族的一个人道主义的办法，这是此次谈话的最重要之点。从而，黎元洪表示了接受和平了结的愿望。
然而袁世凯却无法对此寄予厚望。因为随着广州、太原的失陷，上海、南京也岌岌可危，胜利的天平已经向革命党倾斜。袁世凯在寻找和解之路的同时，也在积极备战，争取夺下武汉三镇掌握话语权。
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
11月11日，袁世凯特派蔡廷干和刘承恩来到武昌进行和谈。蔡廷干（1861—1935），字耀堂，广东中山人。1873年以幼童赴美国留学。回国后入大沽水雷学堂，曾任水雷艇管带、水雷艇队司令官。1911年任海军部军制司司长。有关这次和谈的细节，时人有《折冲樽俎之纪事》，不妨一读：
袁世凯驻扎信阳州。二十一日特派蔡、刘两委员为代表，到武昌都督府议和。先由旗牌通知，经都督认可，下午四点钟时，由汉阳门进城。黎元洪亦派二员招待，并派卫队十二名保护。至时，接入谘议局内。黎先时电报各部长及各省代表会议，取决答复之宗旨。
蔡刘二使待至周，自黎以下各长官均集于议事厅，由招员带领谒见，各行宾主礼入坐。黎询以来意，刘先宣布宗旨，略谓：“都督首先倡议，东南十余省相继而起，义声实可钦佩。项城之意，以三世受恩，不忍亲见皇室推倒，故特派代表等前来协议。都督所以革命之原因，无非为朝廷虚言立宪，实行专制。现朝廷已下诏罪己，宣誓太庙，将一切恶税恶捐全行改除。实行立宪与民更始，目的可谓已达。如再延长战争，生民益将涂炭。都督本为救民起见，若救之而反以害之也，于心安乎？况某某两国均派水师提督带兵入境，不知是何居心。上下交争，恐彼等乘势袭取，致酿瓜分之祸。伏望都督就筹善策，顾全大局，传知各省，暂息兵端。一面公举代表入京组织新内阁，共图进行之策。朝廷仍拥帝位之虚名，人民已达参政之目的。所谓一举而两善存也。况帝号虽存，已如众僧人供奉一佛祖。佛祖有灵，则皈依崇拜之。不然，焚香顶礼权在僧人，佛祖亦无能为也。”
刘言甫已，黎元洪即答曰：“项城真愚矣！分之言可以吓天下人，能吓湖北人乎？现在各国领事均奉各该国政府命令，严守中立。各国皆文明之邦，以遵守公法为第一要义，微论必不干涉。即令各国有不守公法之举动，吾国十八省热血同胞，尽牺牲生命以救国家者。以我国四百兆人民与外人办正当之交涉，外人虽强，当亦望而却步。外人举此对待中国之手段，百端强硬，其所以不实行瓜分者，畏满政府乎？抑畏我民气乎？满政府存，顾能担任各国不瓜分乎？项城命二公之来，其意不惟本都督所深知，即天下人民亦无不洞见肺腑。彼盖借此解散我各省军心，令各省自相冲突。迨四方平定，彼握大权，然后驱逐满人，自践帝位。其用意虽深，其奈人已知之何？予为项城计，即今返旆北征，克复冀汴，冀汴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项城不此之为，乃行反间下策，成否尚不可知。吾不知项城何以愚拙至是。如谓三世受恩，不忍坐视，此言尤无人格。以公仇论，满人□（贼）也，我主也。我被贼抢掠，妻孥财产，悉为贼有。今贼反招我为管事，我当视贼为仇乎？为恩乎？以私仇论，□□（溥仪）即位后，遂逐项城于国门之外。虽幸未被刑戮，然已万分危险。置仇不报，而反视为恩，项城虽不智，岂若是之梦梦耶？满人待遇汉功臣，用之则倚如泰山；大功一成，即视如土芥。年羹尧之战功如许其大，其结果何如？项城岂忘之耶？总之，项城表同情则返旆北向，否则约期大战而已。此外无多言说。”
至此，都督声色俱厉，又谓刘曰：“我此一番语言，俱是忠告项城，项城不悟，真愚也。二公均为汉人，平心思之，吾言果不谬否？”
刘面赤不能答。蔡即继语曰：“都督之言，实同金石，我等均为惊醒。返命时，定将都督之言劝告项城，不日当有回复。”
各部长代表均言项城如此行为，实太无人格。蔡、刘均唯唯。当晚设筵，款待甚丰。各部长均在局陪饮，畅谈革命之原理及革国革命之历史。至十二点钟始散。两代表即下榻于都督府内。二十二日早餐毕，都督派卫队数人护送渡江。 [173]
蔡、刘二位携黎元洪致袁世凯一函，返回汉口。据原件笔迹判断，此信为汤化龙所执笔。我们看看全文：
中华民国鄂军都督黎元洪暨同志人等，谨奉书慰帅执事（按指袁世凯，字慰亭）：迩者蔡、刘两君来，备述德意，具见执事俯念汉族同胞，不忍自相残害，令我佩佩。前承开示四条，果能如约照办，则是满清幸福。特汉族之受专制，已二百六十余年，自戊戌政变以还，曰改革专制、曰预备立宪、曰缩短国会期限，何一非国民之铁血威逼而来！徐锡麟也，安庆兵变也，孚琦炸弹也，广州督署轰击也。满清之胆，早经破裂。然逐次之伪谕，纯系牢笼汉人之诈术，并非改革政治之真心，故内而各部长官，外而各省督抚，满汉比较，汉人之掌握政权者几何人？兵权、财权，为立国之命脉，非毫无智识之奴才，即乳臭未干之亲贵，四万万汉人之财产、生命，皆将断送于少数满贼之手，是而可忍，孰不可忍？即如执事，岂非我汉族中之最有声望、最有能力之人，何以一削兵权于北洋，再夺政柄于枢府？若非稍有忌惮汉族之心，己酉解职之候，险有生命之虞。他人或有不知，执事岂竟忘之？自鄂军倡议，四方响应，举朝震恐，无法支持，始出其咸同故伎，以汉人杀汉人之政策，执事果为此而出，可谓忍矣！嗣又奉读条件，谆谆以立宪为言，时至二十世纪，无论君主国、民主国、君民共主国，皆莫不有宪法，特其性质，稍有差异，然均谓之立宪。将来各省派员会议，视其程度如何，当采取何等政体，其结果自不外立宪二字。特揆诸舆情，满清恐难参与其间耳！即论清政府叠次上谕所云，试问鄂军起义之力，彰德高卧之力乎？鄂军倘允休兵，满廷反讦执事究有何力以为后盾？今不见起义只匝月，而响应宣告独立者，有滇、黔、湘、蜀、赣、皖、苏、杭、闽、粤、桂、秦、晋，沪上归并之兵轮及鱼雷艇共有八艘，其所以光复之速而广者，实非人力之所能为也。我军进攻，窃料满清实无抵抗之能力。其稍能抵拒者，惟有执事，然则执事一身系汉族及中国之存亡，不綦重哉！设执事真能知有汉族，真能系念汉人，则何不趁此机会，揽握兵权，反手王齐，匪异人任；即不然，亦当起中州健儿，直捣幽燕。苟执事真热心满清功名也，亦当日夜祷祝我军速指黄河以北，则我军声势日大一日，执事爵位日高一日。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月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欲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执事之于满清，其感情之美恶如何，执事当自知之，不必局外人为之代谋。同志人等，皆能自树汉族勋业，不愿再受满人羁绊，勿劳锦注。至疑鹬蚌一层，读各国报纸自知，鄂军举义价值，比拟似觉不伦。顷由汉口某领事处得无线电，刻北京正危急，有爱新氏去国逃走之说。果尔，则法人资格丧失，虽欲赠友邦，而已无其权矣！执事又何疑焉！窃为执事计，闻清廷有召还之说，分二策以研究之：（一）清廷之召执事回京也，恐系疑执事心怀不臣，欲借此以释兵权，则宜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例以拒之。（二）清廷果危急而召之也，庚子之役，各国联军入都，曾召合肥（案指李鸿章）入定大乱，合肥留沪不前，沉机观变，前事可师。所惜者合肥奴性太深，仅得以“文忠”结局，了其一生历史，李氏子岂能无余憾。昔者孟子之学，全在保民，元洪本一武夫，罔识大义，惟常奉教于孟轲，其心得除保民外无第二思想，况执事之识解、经验、能力，超出元洪等万万哉！所虑者执事历世太深，观望过甚，不能自决。须知当仁不让，见义勇为，无待游移。孟子云：“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全国同胞，仰望执事者久矣，请勿再以假面具示人，有失本来面目，是则元洪之所忠告于执事者也。余详蔡、刘两君口述。书不尽意，临颍不禁神驰，惟希垂察不具。
元洪等再拜。九月廿二日。 [174]
黎元洪的信是一封策反袁世凯的信。他首先痛斥满人奴役汉人，声明即使实行立宪也不容满人参与；其次忠告袁世凯要心系汉族，知有汉人，对清廷反戈一击；最后为袁世凯献计两条，阻其回京。整封信没有丝毫准备和解的意思。
其中所说：“倘鄂军屈服于满清，恐不数月间，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矣！执事犯功高震主之嫌，虽再欲伏隐彰德，而不可得也。隆裕有生一日，戊戌之事，一日不可忘也。”第一，袁世凯你是“功高震主”；第二，袁世凯你有“戊戌之事”。这个“戊戌之事”真是刺痛了袁世凯的软肋。戊戌变法之时，你向慈禧太后告密，使得光绪皇帝差点送了性命。即使光绪皇帝没被慈禧太后杀掉，却也软禁终生。这个深仇大恨，作为光绪皇帝妻子的隆裕太后是“一日不可忘也”。如此，隆裕太后能够放过你吗？
袁世凯见信后顿觉和解无望，他要另寻途径解决此问题。11月13日，袁世凯自汉口率队抵京。15日，袁世凯会见了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朱尔典当天就致电格雷汇报了与袁世凯对话的全部内容：
今天我见到了他本人。袁世凯告诉我，黎元洪坚持要除掉满清王朝，并拒绝了他所有的提议。建立共和国的方案在上海和南方其他革命中心获得了支持；但在北方，民情则倾向于君主立宪政体，而且正是他打算领导的党派主张这后一种政制。由于国家的民意已经不再由资政院所代表，他计划将他的方案提请能代表各省的国民会议认可，而召集这样一个会议是他的意图，地点将定在上海或天津。袁认为，如果他能够整合北方各省认同他的政策方针，就有可能形成一个政府的中心，依靠这个中心，南方终将或者被争取过来，或者被武力所克复。
袁世凯继续说道，他仍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他几乎看不出他过去的一些旧僚有同他合作的意向，他们分散在各地——一些支离破碎的部队就是满清帝国所遗留的全部力量；最糟糕的是，他不知道政府将如何继续运作，国库空虚，无钱给军队发饷，并且税收无以为继。
他的方略是用武力促使双方妥协；他的目的是确定国民的意愿并据之制订出他的计划。这一点他表达得很清楚。
最后他问我，他是否有可能（从我这里）获得指导，不是以顾问身份，而是作为一个朋友和具有丰富实际经验的政治家，来帮助他处理他所面临的异常庞大的任务。 [175]
这里的“他的方略是用武力促使双方妥协”，是袁世凯的既定方针。很明显，袁世凯决定用武力还黎元洪以颜色，迫使其重返谈判桌。11月20日，袁世凯派代表刘承恩与黎元洪代表孙发绪在汉口俄领署谈判议和，未达成协议。孙发绪，1871年出生，字莼斋，安徽桐城人，原为湖北候补县丞，武昌起义后，与黎元洪会面，成为鄂军政府顾问。22日，俄领事敖康夫提议双方先罢兵，后议和。25日清军攻陷汉阳三眼桥、汤家山等处，民军退守十里铺。26日，十里铺失陷。27日，汉阳失陷。民军战场失败，黎元洪被迫接受谈判。
黎元洪派外交次长王正廷往访驻汉口美领事顾临，请其斡旋停战三日，并表示愿意接受君主政体。王正廷（1882—1961），字儒堂，浙江奉化人。1905年在日本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学习法律。1911年从耶鲁大学毕业回国。武昌起义后，任黎元洪鄂军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南北和谈时，任和谈参赞代表。同一天，朱尔典致电格雷说：“黎元洪都督准备接受立宪政府，并照该意发出信息。” [176] 这一次，黎元洪主动回到了谈判桌。
11月27日，黎元洪提出停战条款：
（一）停战十五天，在此期间内，目前各方所占领的领土应各自驻守。
（二）已加入革命党的所有省份的代表在上海集会；他们将选出全权代表与袁世凯所指派的代表进行谈判。
（三）如有必要，停战继续延长十五天。 [177]
11月29日，黎元洪致电苏、赣、浙等省都督：“请告徐统制，如此间议决停战，则取宁之师，本当同时停战。事机如何，手腕须灵活，特先电闻，余俟议决再告。” [178] 徐统制，即徐绍桢（1861—1936），字固卿，浙江钱塘人。1894年甲午科举人。1904年任两江兵备处总办，负责训练新军，后任南京新军第九镇统制。武昌起义，率新军进攻南京，后被推举为江浙联军总司令。从这份电报可以看出，这次停战，黎元洪是代表革命军全体。
12月1日，袁世凯提出停战条款：
（一）双方各自驻守现已占领的土地。不得秘密地进行侦察活动。
（二）停战期限定为三天。
（三）在上述期间内，军舰不得利用停战的机会在武昌或汉口南北两岸停泊，从而获得一个更有利的地位。在停战期满以前，军舰必须退往武昌下游若干距离的地方。
（四）在停战期间内，任何一方不得增调援军，修建炮台，或在其他方面增加军事力量。
（五）为了防止对这些条件的违犯行为，英国总领事应作为证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179]
朱尔典说：“通过我的调解，双方已同意无条件地停战三天。目前的情况几乎同袁世凯所要求的完全一致。” [180]
12月2日，驻汉口英领事葛福派员分别与湖北军政府及清汉黄德道黄开文磋商，南北首次达成停战协议，规定自12月3日8时起至6日8时止，武汉地区停战三日。黄开文后任黎元洪总统府礼官长，是黎元洪的老部下。
12月7日，清廷任命袁世凯为全权大臣，由其“委托代表人，驰赴南方，切实讨论，以定大局”。 [181] 12月8日，袁世凯特派唐绍仪前往汉口进行议和谈判。唐绍仪（1863—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今中山）人。1874年随第三批幼童赴美国留学，后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科。1885年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获袁世凯赏识，调任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书记官。1911年11月，受袁世凯委派，出任议和北方全权代表。12月6日至9日，为停战延期阶段。12月9日，“南北双方再次议定，自9日早8时起，至24日早8时止，各战场均停战15日，是为第三次停战”。 [182]
唐绍仪于11日抵达汉口，12日黎元洪会见唐绍仪，双方商定以上海为议和地点。到年底，双方进行了四次议和会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当晚，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月3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推举黎元洪为中华民国临时副总统。
[1] [英]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2]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8页。
[3] 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07页。
[4]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9页。
[5] 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08页。
[6]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6页。
[7]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17页。
[8]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22页。
[9] 李六如：《文学社与武昌起义纪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309页。
[10] 张难先：《共进会始末》，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4页。
[11] 邓文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总10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0页。
[12]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97页。
[13]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499页。
[14]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01页。
[15] 邓文翚：《共进会的原起及其若干制度》，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总10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17页。
[16] 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02页。
[17] 陈孝芬：《辛亥武昌首义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73页。
[18] 《座谈辛亥首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7页。
[19]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近代中国报道（1839—1919）插图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88页。
[20] 《座谈辛亥首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1页。
[21] 《座谈辛亥首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5页。
[22] 中国革命博物馆编：《近代中国报道（1839—1919）插图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48页。
[23] 刘发慧：《刘公轶事》，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资料文库军政人物编》，第9卷（20—9），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650页。
[24] 章炳麟：《民国章太炎先生炳麟自订年谱》，台湾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5页。
[25] 谢樱宁：《章太炎年谱摭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70页。
[26] 章太炎：《大总统黎公碑》，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页。
[27] 《大总统黎公碑》，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下，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845页。
[28] 边吉：《孙武遗稿〈武昌革命真相〉读后记》，《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第141页。
[29] 孙武遗稿，朱超纯整理：《武昌革命真相》，《华中师院学报》，1982年第5期，第135页。
[30] 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5页。
[31] 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26页。
[3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86页。
[33] 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页。
[34]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45页。
[35] 胡祖舜：《推定黎元洪为鄂军都督的经过》，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0页。
[36] 熊秉坤：《五旅中级上军官暨前工兵八营革军中执事之在下级各员事略》，湖北革命实录馆编：《武昌起义档案资料选编》，下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03页。
[37] 李白贞：《共进会从成立到武昌起义前夕的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512页。
[38] 章裕昆：《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39] 《都督府之组织设施及人选》，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八十六辑》，文海出版社1981年版，第266页。
[40] 万鸿喈：《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21页。
[41] 程潜：《辛亥革命前后回忆片段》，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70页。
[42]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页。
[43]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44页。
[44] 谢石钦：《樗公随笔》，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2页。
[45]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3页。
[46] 集体回忆：《测绘学堂辛亥武昌首义纪实》，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8页。
[47]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48页。
[48]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页。
[49] 李春萱：《辛亥武昌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4页。
[50] （清）刘体智撰：《异词录》，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40页。
[51]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45页。
[52] 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4页。
[53] 熊秉坤：《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46页。
[54] 李春萱：《辛亥武昌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2页。
[55] 李西屏：《武昌首义纪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4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56] 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82页。
[57]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25页。
[58]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页。
[59] 《纽约时报》1911年10月17日。
[60]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33页。
[61]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63页。
[62] 童愚：《八月十九夜所见及其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09页。
[63]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65页。
[64] 童愚：《八月十九夜所见及其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10页。
[65] 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66页。
[66]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9页。
[67]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4页。
[68] 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3页。
[69] 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01页。
[70] 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页。
[71]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2页。
[7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1页。
[73] 谢石钦：《樗公随笔》，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496页。
[74]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50页。
[75]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51页。
[76]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52页。
[77] 《汤化龙行状》，章伯锋主编：《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页。
[78]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总10号，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79] 《汤化龙行状》，章伯锋主编：《近代史资料》，总70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80] 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总10期，科学出版社1956年版，第52页。
[81]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82]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2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
[83] 邹鲁：《中国同盟会》，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0页。
[84]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57页。
[85] 胡祖舜：《六十谈往》，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9页。
[86] 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页。
[87]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95页。
[88]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36页。
[89]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44页。
[90]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91] 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00页。
[92]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页。
[9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1页。
[94]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2页。
[95]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3页。
[96] 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02页。
[97] 剑农：《武汉革命始末记》，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4页。
[98]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94页。
[99]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7页。
[100]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70页。
[101]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13页。
[102]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4页。
[103]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35页。
[104] 张文鼎：《炮八标起义经过与汉口战役》，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辛亥首义回忆录》，第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2版，第139页。
[105] 曹亚伯：《武昌起义》，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59页。
[106]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8页。
[107] 《大清宣统朝政纪实录》，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印行，第1066页。
[108]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76页。
[109]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18页。
[110] 《大清宣统朝政纪实录》，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印行，第1069页。
[111]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2页。
[11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7页。
[113]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28页。
[114] [英]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页。
[115] 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7页。
[116] 姜鸣编著：《中国近代海军史事日志（1860—1911）》，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76页。
[117] [英]埃德温·丁格尔：《辛亥革命目击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40页。
[118]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97页。
[119] 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页。
[120] 汤芗铭：《黎元洪两次致函萨镇冰》，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121] 马超俊：《马超俊口述自传》，《马超俊、傅秉常口述自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
[122]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8页。
[123] 汤芗铭：《黎元洪两次致函萨镇冰》，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8页。
[124]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9页。
[125] 张侠等编：《清末海军史料》，海洋出版社1982年版，第693页。
[126] 冯天瑜、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6页。
[127]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主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页。
[128] 薛民见：《黎元洪年谱》，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页。
[129]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0页。
[130] 苏全有：《萨镇冰与武昌起义》，《天府新论》，2010年第3期，第122页。
[131]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3页。
[132]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84页。
[133] 皮明庥：《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的成败》，薛君度、萧致治合编：《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0页。
[134]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43页。
[135] 贡少芹：《黎黄陂轶事》，上海国华书局1917年版，第23页。
[136]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50页。
[137] 李春萱：《关于黎元洪的几件事》，鲁永成主编：《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58页。
[138] 皮明庥：《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的成败》，薛君度、萧致治合编：《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1页。
[139]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51页。
[140] 李国镛：《李国镛自述》，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史料组编辑：《近代史资料》，总25号，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504页。
[141]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1页。
[142]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编：《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2页。
[143]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89页。
[144] 刘揆一：《黄克强先生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59页。
[145]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4页。
[146] 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1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94页。
[147] 居正：《辛亥札记》，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5页。
[148]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5页。
[149] 刘揆一：《黄克强先生传记》，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七辑》，文海出版社1967年版，第60页。
[150] 贡少芹：《黎黄陂轶事》，上海国华书局1917年版，第26页。
[151] 皮明庥：《黄兴在武昌首义中的成败》，薛君度、萧致治合编：《黄兴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152] 故宫档案馆：《武昌起义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1页。
[153]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9页。
[154]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08页。
[155] 故宫档案馆：《武昌起义清方档案》，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5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8页。
[156]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6页。
[157] 《大清宣统朝政纪实录》，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印行，第1117页。
[158]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页。
[159]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页。
[160]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5页。
[161]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1页。
[162]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4页。
[163]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7页。
[164]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
[165] 李丹阳译注：《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第64页。
[166]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60页。
[167] 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270页。
[168]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67页。
[169]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68页。
[170] 卞孝萱辑：《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67页。
[171]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
[172] 卞孝萱辑：《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69页。
[173] 渤海寿臣：《实行立宪汇编》，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二辑》，文海出版社1969年版，第171页。
[174] 卞孝萱辑：《闵尔昌旧存有关武昌起义的函电》，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第1期，科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72页。
[175] 李丹阳译注：《英国外交档案摘译：武昌起义后袁世凯父子与英国公使的密谈》，《档案与史学》2004年第3期，第65页。
[176]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4页。
[177]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96页。
[178]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24页。
[179]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3页。
[180] 胡滨译：《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5页。
[181] 《大清宣统朝政纪实录》，二，华文书局股份有限公司1969年印行，第1187页。
[182] 李新总编，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1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