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洪山会议

1957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委员会编辑了《辛亥首义回忆录》一书，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万鸿喈先生的《辛亥革命酝酿时期的回忆》一文引起笔者注意。该文讲述文学社和共进会共同推举黎元洪为都督的会议过程，非常引人关注。其实万先生并不是第一个谈及此问题的人，按时间顺序，一共有四人分别以文字形式书及此事。他们是章太炎、孙武、万鸿喈、胡祖舜。

下面我们详细说说：

（ 一 ） 章太炎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是民国时期重要政治人物，著名思想家。他是黎元洪政治生涯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章太炎第一次知道黎元洪的名字是通过报纸，“秋八月，武昌起兵。余时方与诸生讲学，晨起，阅日报得之，不遽信。及莫（同暮），阅报，所传皆同。一二日知鄂军都督为黎元洪”。 ^[24] 当时章太炎正在日本讲学，看报纸得知武昌起义的爆发和黎元洪的名字。他第一次与黎元洪见面是在1912年7月25日，地点是武昌，“仆于七月二十四日抵汉，次日谒黎。黎公年四十九，体斡肥硕，言辞简明。秘书、参议，衣服不华，每日至黎公座次谒白文件。一席之间八九人，皆执连柄蒲葵扇，黎公亦时握焉；其所着西装制服，以粗夏布为之。自大都督以至州县科员，皆月支薪二十元……以项城（袁世凯）之雄略，黄陂（黎元洪）之果毅，左提右挈，中国宜无灭亡之道”。 ^[25]

章太炎眼里的黎元洪，体斡肥硕，言辞简明，着粗夏布西装，性格刚毅。总之，章太炎对黎元洪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之后，俩人开始了长达18年的友谊，直到1928年6月3日黎元洪病逝。章太炎悲痛之余，曾作《祭大总统黎公文》，有“董史有作，荣名谁归”之句。董史，即指史官。1933年，更作《大总统黎公碑》以记之，笔者要说的就是这个碑文。

该碑文首次透露一个秘密。这个秘密就是文学社、共进会暗中属意黎元洪，并推举他为大都督事。碑文是这样的：

初，自黄花岗之难，中国同盟会衰矣。其在江汉，共进会最盛，次有日知、文学诸会，各有名字，与其所交关军士，力均不能相听下，谋帅无适任者，以公善拊御，皆属意公。且曰：谘议局长汤化龙才，请以民政长辅公。议定三月矣，阴为文告，署检称大都督黎，未以告也。 ^[26]

意思是说共进会、日知会、文学社各有大都督人选，但候选人的资历和威信无法让军人臣服，即“谋帅无适任者”。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黎元洪是最合适的人选，即“以公善拊御，皆属意公”。同时还为黎元洪选定了一个助手汤化龙，任民政长，即“请以民政长辅公”。并私下撰写了文告，在文告中署名大都督黎，但没有公开宣告。

章太炎从何处得到这个说法目前没有资料说明。那么，他的说法可信吗？笔者认为比较可信。此碑文曾因某些内容不符史实被人去函质疑，章氏不得已作过修改，但上面所引文字未见变化。事情是这样的：碑文一经发表，曾用枪迫黎元洪就任都督的李西屏认为与史实不符，两次去信质问章太炎，章太炎虽声称无一句臆造，但不得已也对碑文作了修改，其主要更改如下：

原文是：“兵起，有数卒突入公门，公错愕，手刃之。无几，又数人至，促公赴军械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即诣谘议局就选。” ^[27]

修改后：“兵起，公犹在协部，质明返私宅。无几，十代表至，速公诣谘议局请受都督印。公见化龙在，知士大夫有谋，宣言无略财，无妄杀，如是则可，皆踊跃称听命，乃就选。” ^[26]

可见此次修改，并未触及文学社、共进会暗中属意黎元洪为都督事，也未见其成员予以反驳。不仅不反驳，共进会领导人孙武、文学社万鸿喈、胡祖舜还先后发表文章确认此事。

（ 二 ） 孙武 。孙武有篇未刊稿《武昌革命真相》，约写于1937年，藏于其女孙筥芹处，非常珍贵。边吉先生有幸读到了手稿，他是这样描述的：

原稿封面褐色，已破损，左上角毛笔写“字学”二字，右下有“孙季平”的署名。孙季平系孙武第六子。估计此稿本原为孙季平学字的本子，孙武移做《武昌革命真相》的稿本。稿本红直格，毛笔书写。第一页第一行有“武昌革命真相”的标题，上有一“抄”字。据了解，“抄”字乃孙武示其秘书张汉仆抄正的意思。抄正本已佚，仅留下此原稿本。 ^[28]

手稿里记录了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事。孙武写道：

至辛亥（1911年）三月，考查武汉军人已入会有十之八九，故五月初一日在长清里九十一号机关招集干部同志潘善伯……是会以起义为标准，故讨论之事最多。一、总机解组，推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 ^[29]

这里明确写道：“推黎元洪为都督，此会决定也。”文中提到的潘善伯（1880—1959），名公复，湖北襄阳人。潘为湖北共进会元老，武昌起义后任谘议局军务部秘书。他著有《辛亥革命运动中的共进会》一文。奇怪的是文中未谈及推黎元洪为都督事，亦未谈及此次会议。

参加长清里会议的还有一些人。他们是“邓玉麟、丁立中、彭楚藩、李春萱、谢石钦、梅宝玑、牟鸿勋、高因群、钟雨庭、马骥云、钱芸生、徐万年、孟法臣、徐北宾、方兴等……湖南焦达峰、黎意达、杨晋康等”。 ^[30] 到目前为止，还未发现可以佐证孙武说法的由以上诸位所写的资料。

（ 三 ） 万鸿喈 。万鸿喈，生于1890年，又名迪庥，湖北黄冈人，文学社元老，武昌首义元勋，曾任鄂军政府军务部参谋。他是涉及此事的最重要的人。章太炎谈及此事的时间虽然在前，但较隐晦；万鸿喈虽然发表文章在后，但清晰直白。他一石激起千层浪，把这个问题推到台前。说实话是需要胆量的，历史的真相往往被某种意识或个人好恶掩盖，我们需要说真话的历史参与者。在向万先生致敬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他的文章，看看他是如何说的：

其次谈谈推黎元洪做都督的问题。照说武昌义旗一举，全城克服的时候，应由一个有才干、孚众望的革命中坚人物出来担任革命首领，以便把革命进行到底。何以突然捧出一个不革命、非党人的黎元洪来作军政府的都督呢？关于这一问题，外间传说、诸家记载各执一说或含糊其辞，至今几成疑案。据我所知，这件事确在事先作过决定，现在把我所亲身经历的洪山秘密会议情形追述出来，以供参考。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三月间），蒋翊武托刘九穗来邀我到洪山宝通寺开会，据说此会是各标、营、队有代表性的重要分子会议。我和刘走到长春观门口遇着蒋翊武，蒋小声告诉我说：“今日开会，是讨论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问题。”

我当时回答：“黎非同志，何以推他为都督？”

刘笑对蒋说：“早知万同志反对此事，开会时必有争辩，所以先为告知，我们可找一草地休息，详谈一下。”

在休息时间，刘对我说：“革命党人中间并非没有首领人才，蓝天蔚在第三十二标的时候，大家即有意推蓝为都督，但他远在奉天，一时不能南来。最适合都督之选的是吴禄贞，但他也在北方，我们已决定先派人去和他接洽，恐怕他也一时赶不到。至若现在军队里的同志，都是一些兵士正、副目，下级军官不多，中级军官更没有，不足以资号召。所以要把黎元洪拉出来，其利有三：一、黎乃当时名将，用他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黎乃鄂军将领，素得士心，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黎素来爱护当兵文人，而这些文人全是革命党人，容易和他合作。所以拉黎出来，革命必易成功。我们只要能推翻清朝，何惜给他一个都督名义，俟将来吴禄贞领兵南下，再推吴为正式都督，给黎一个相当位置，有何不可？”

蒋并笑说：“将来推你为大东门及通湘门司令时，你还得好好注意黎的行动呢。”他说完了这话，我们重新回到洪山庙内，见有士兵六人（五人忘其名），其中有祝制六同志向我注目示意，可知他们都是有代表性的。我们一同步登宝塔，蔡国桢（即蔡济民）同志因着排长制服，留在塔下守卫，作为掩护。塔内先有着便衣的三人，一为孙武，一为张振武（或是詹大悲，现在记不清了），余一人忘其名。开会无仪式，不签名，也不作记录。

蒋翊武提议：推黎元洪为临时都督，代表中有人反对，有人问：“黎元洪是否同志？”当由刘九穗将在路上对我说的那篇话又复述一遍，各代表听了轻轻拍手点头赞成。

会议历时约十余分钟即各自散去。

我回营后，心中仍有些不安，以为推一不革命的人做革命领袖，将来做事恐难于得心应手。

次日各同志在操场开小会，我私将刘九穗、蒋翊武引到一旁问道：“文学社人数最多，蒋同志既为文学社领袖，何以不做都督？”

蒋先答道：“在湖北起义，自以湖北人为首领为适宜。”

我又问：“既然如此，蔡国桢同志也可以被推为都督。”

蒋郑重告我说：“革命团体很多，以前有日知会，以后有共进会、群治学社等等，里边的首脑人物像孙武、刘公、季雨霖等都可以推为都督。不过革命党人素不争权夺利，宁可互相退让，以免将来发生裂痕，老弟以为何如？”我听了这话，方始释然。

以上系洪山秘密会议商定推举黎元洪为临时都督的经过大略，后来组织军政府，果以黎为都督。是否即按照洪山会议执行，则不得而知了。 ^[31]

万鸿喈的这篇文章明确地谈到了在辛亥革命爆发前，革命党人秘密推举黎元洪为首义大都督的过程。这里革命党人刘九穗的一番话，充满了关于推举黎元洪为首义大都督的战略思维。这次会议的时间：辛亥三月间，地点：武昌洪山宝通寺，人员：蒋翊武、刘九穗、蔡济民、孙武和万鸿喈等，议题：议论推举黎元洪为首义大都督，决定：推举黎元洪为首义大都督。

可是，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会议只有万鸿喈一人提及，其他与会诸人都没有谈及此事呢？万先生在文中共提到六个人，其中明确肯定在场的四人是：蒋翊武、刘九穗、蔡济民和孙武。蒋翊武是文学社领袖，1913年在桂林遇害；刘九穗，字鸿展，湖北应城人，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成员，1915年在芜湖反袁战死；蔡济民，原名国桢，湖北黄陂人，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成员，1919年被川军方化南杀害。万先生在文中提及但不敢确定的另外两人是张振武和詹大悲，他们分别于1912年和1927年遇害。也就是说，在章太炎的碑文发表后，万鸿喈文中提到的人物除了孙武和万本人外都已经作古，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没有其他人出来做证了。

张国淦1956年12月订正的《辛亥革命史料》亦引用万文。张国淦（1876—1959），字乾若、仲嘉，湖北蒲圻人，晚清举人，曾任袁世凯政府和黎元洪政府的国务院秘书长，是中国近代史学家。他没有就万文的真实性做判断，但他巧妙地引用了熊十力的话：“万迪庥尝论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自系实录，黎公被推，说者皆谓偶然，此乃大误，试思如是大事，可以偶然为之否？黎之被推，亦自有故。” ^[32] 熊十力（1885—1968），字子真，晚年号漆园老人，湖北黄冈人，国学大师。熊十力早年加入日知会等革命组织，武昌起义后任鄂军政府参谋。他认为黎元洪被推为大都督是大事，既然是大事，一定不会偶然为之，一定会有前因。

（ 四 ） 胡祖舜 。胡祖舜（1885—1948），字玉斋，湖北嘉鱼人，共进会会员，辛亥首义参与者。起义后，任鄂军政府参谋。他在《六十谈往》中记述：“余忆首义之前，蒋翊武曾一度提议元洪为未来之都督人选问题；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元洪之被拥为都督，非偶然也。” ^[33] 遗憾的是，胡祖舜没有说明具体是哪次会议提名黎元洪为都督人选，也没有说明具体哪些人是会议参与者。他的“非偶然”说，让我们对首义都督问题多了一份思考。

确实，推举黎元洪做都督不是偶然，也不应该是偶然。武昌首义策划者，在起义前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军事指挥、起义战略、旗帜口号、武器弹药、都督印信等几乎面面俱到，应有尽有。为什么会单单漏掉都督这一重要人事安排？笔者认为，此事并没有漏掉，而是被人为地在记忆里抹去了。

如何抹去的呢？我们不妨先看两份回忆材料，这两份回忆资料均对起义后革命军请黎元洪“出主大计”之事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

第一份资料。据武昌起义第一人熊秉坤回忆：

言毕，即带执事官王安澜往黄土坡某号该协参谋刘文吉家避匿；文吉亦愿任保护之责。黎忆及平时积蓄，乃派伙夫回家搬运。该伙夫肩挑皮箱三只，恰与前所派之巡查汤启发、程定国、马荣等相值，汤等疑为乘机劫夺之匪类，喝令止步，并欲加以惩治。伙夫答：“余乃此公馆伙夫，原非匪人。”汤诘其奉何人所派，担往何处？伙夫不得已，始吐真情。汤等乃偕伙夫同往刘宅，黎见众至，知难再匿，出叱汤等曰：“余带兵并不刻薄，汝等何事难余？”

众曰：“我等来此，特请公出主大计，非恶意也。”

黎曰：“革命党人才济济，要余何为？”

众曰：“公平昔御众极得士心，今之革命党员，均属同袍。众望所孚，无如公者，请即出领导一切。” ^[34]

第二份资料。据胡祖舜回忆：

启发等曾访黎而不得者，遂跟踪而往。黎适与其执事官王安澜（号梓材，枣阳人）等坐谈，见启发等骤至，事出仓卒，不明情由，乃惊起曰：“我黎某治军素宽厚，汝辈何得来谋我？”

众曰：“非也，我辈非谋害统领而来，乃系请统领出而主持大计者。”

黎曰：“汝辈革命党人才济济，何用我为？”

众曰：“统领非去不可。” ^[35]

两份回忆资料同时提及一个人——汤启发。汤是何许人也？他的个人资料非常少。据熊秉坤记载：“（汤）为清光绪二十四年入工程八营，充当兵士。时人犹论好儿不当兵之说，顽视而窃笑之。（光绪）三十年提升三队一哨六棚正目（即三连一排六班班长）。三十二年，一营编四队，改充后（队）九棚正目……至十九日……本后队六棚正目（即六班班长）金兆龙等组织革命，准备齐全，而本营二排排长陶启胜酷用压力以激之。晚八点钟陶被后队五棚兵士程正瀛枪毙。发（汤启发）遂督队攻楚望台……独念汉满决裂，战争方始，指挥统一，事乃有济，因与李松山、马自忠等拥立黎都督，而人心始定。” ^[36]

由上文可知，新军班长汤启发是辛亥首义的重要人物。前文所引资料，全都叙及汤启发等劝进黎元洪承担首义大都督重任，说到“特请公出主大计”等语。

查多人记载共进会、文学社会议记录，未见汤启发参会记录。起义前，湖北革命党工程八营代表共计13人，他们是“徐兆宾、雷振声、熊秉坤、方兴、金兆龙、罗炳顺、马荣、吕中秋、徐少斌、程定国、林振邦、任正亮、舒继武”。 ^[37] 湖北革命党开会，由总代表出席，之后把会议内容传达给标（团）代表和营代表，再由他们传达给排代表。而如此名不见经传的普通起义人，何以能说出“请公主持大计”这样的话呢？我们知道他们一定是受命而来，而这个命令的来源就是蔡济民。

蔡济民（1887—1919），原名国桢，字幼香，湖北黄陂人，黎元洪老乡，共进会、文学社、同盟会会员，武昌起义元勋，湖北革命党参议部部长。1911年10月11日黎明，主要起义同志齐聚武昌阅马厂谘议局，成立军政府和推举都督。其时，大局初定，人心浮动。而党内重要人物如刘公、孙武、蒋翊武、居正、黄兴、谭人凤、宋教仁、杨玉如均未在武昌，胡瑛、詹大悲尚在狱中。蔡济民提出组织军政府，“咸表赞同。即推蔡济民、张庭辅、吴醒汉、高尚志、蔡大辅、徐达明、王文锦、陈洪诰、谢石钦、邓玉麟等十五人组织谋略处” ^[38] 。而都督人选尚无着落。这时，省议员刘庚藻进言道：“统领黎元洪现在城内，若合选，当导觅之。” ^[39]

没想到，众人均赞成，蔡济民于是同刘往寻黎元洪。

蔡济民恰恰是万鸿喈所述武昌洪山宝通寺会议的会场警卫。他知道洪山宝通寺会议的内容吗？笔者认为他肯定知道。蔡济民自以二十九标排长之衔入文学社以来，地位直线上升。到雄楚楼会议时，已经是军事筹备员，和著名的三烈士之刘复基、彭楚藩平起平坐。暗举黎元洪为都督这样的大事，舍党内高级人物不告，而诉之于万，恐怕说不过去。况且，蔡与万是世交，据万鸿喈讲：“我幼年随父亲在黄陂读书的时候，就认识了蔡济民。” ^[40] 文学社成立前后，蔡和万都是积极分子。俩人既是世交又有革命友谊。万如果把此事透露给蔡济民，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万对蒋翊武说的那句“蔡国桢（济民）同志也可以被推为都督”，可以视作蔡济民在革命党中的地位的体现，也可以视作万鸿喈对蔡济民的尊重和友谊。蔡济民未对黎元洪为都督事提出异议，是否和事先知道洪山宝通寺会议内容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蔡济民知道武昌洪山宝通寺会议内容的概率非常大。无奈蔡济民去世太早，没有留下相关文字资料。

话说回来，起义后组织军政府是革命党的既定方针。孙中山与程潜的谈话，以及同盟会军政府章程均可证明。

孙中山谈话 。程潜（1882—1968），字颂云，湖南醴陵人，1905年8月加入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任湘军都督府参谋长。他回忆道：

我加入同盟会不到几天，仇亮引导我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金弥宅，谒见孙中山先生。先生态度和蔼可亲，与同志谈，谆谆不倦。我请面示革命方略，先生指示三点：（一）首先打倒自己脑海中的敌人，抛弃富贵利禄的观念，树立爱国家爱人民的思想，服膺主义，不与敌人妥协。（二）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即使占领地区小至一州一县，亦应如此。（三）慎选革命基地，以发展革命力量。 ^[41]

孙中山在这里着重强调“革命军占领地区，必须立即成立政府，以为号召”。这就是说，成立军政府是革命后首先要做的工作。

同盟会章程 。湖北革命党和同盟会一直都有联系，领导人如刘公、孙武、居正等还是同盟会会员，他们的起义行动也是依照同盟会的章程来指导的。同盟会指出，起义后的工作要分三期，分别是：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军法之治”的《军政府与各国民军之条件》中，第一条即是：“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 ^[42] 由此可知，行动前必须选定都督。事实上，共进会会员从日本回国时，就已经选定了八省都督，他们是“聂荆为广东大都督、刘玉山为广西大都督、邓文辉为江西大都督、何起义为四川大都督、孙竹丹为安徽大都督、傅亦僧为江苏大都督、罗洁为河南大都督、刘公为湖北大都督”。 ^[22]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知道武昌首义前，湖北革命党一定而且必须要确定都督人选。万鸿喈所说的武昌洪山宝通寺会议的召开时间是1911年3月，距离起义尚有半年时间。洪山宝通寺会议是文学社和共进会共同召开的，文学社领袖蒋翊武、共进会领袖孙武均在现场。可见推举黎元洪为都督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武昌起义后，吴禄贞、蓝天蔚、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刘公等革命党属意的备用人选，由于各种原因，他们在起义时，都无法到达武汉。而孙武和蒋翊武，由于共进会和文学社之间的利益关系，并不是都督人选。历史的责任就这样落在黎元洪的肩上，而黎元洪经过内心斗争，最终选择承担重任，首义都督就此诞生。 j+rEWhbfnRfIfLN6ah6eaE988YvffONCDCjK8+7zF4YNvBl9pPrRxiypB7HObZ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