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病逝于中南海瀛台。翌日，慈禧太后亦病逝。两位中国最高权力人物相继去世，举世震惊。革命党认为机会难得，四天后，安庆炮队队官熊成基率队起义，不成，逃亡日本。熊成基，也作熊承基，字味根，扬州甘泉人。安徽练军学堂出身，皖军中革命组织岳王会负责人。岳王会总会设在芜湖，会长是大名鼎鼎的陈独秀。后熊成基暗杀载洵未遂，遇害。清政府遂加强在各地镇压革命，防患于未然。湖北当然也不例外。

黎元洪其时正在武汉负责守卫。光绪戊申（1908年）秋操，南军总司令为江南第九镇统制徐绍桢，北军总司令是湖北第八镇统制张彪。“张去后，所有武汉守卫事宜，责成独立协黎副将元洪、署巡警道金道鼎和衷办理。” ^[2] 时任湖广总督陈夔龙看到局势不稳，即秘密召见黎元洪、金道鼎，嘱咐他们全力镇压。据陈夔龙回忆：“当皖中兵叛之时，不幸适逢二次国恤，全国震惊。武汉地方人心浮动，讹言四起。余不动声色，密饬黎协统、金观察多方镇压，得以转危为安。” ^[2] 然而，黎元洪们没有想到的是，革命党的种子已经在新军里开始发芽。

群治学社成立。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二十日（1908年12月12日）晚，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三营军士杨王鹏、唐义支、郭抚宸、邹毓琳、钟琦、章裕昆、邹润猷、张文选、莫定国、万奇等10人发起成立群治学社。其宗旨是“联合多数人知识，研究学问，提倡自治”。“在宣言中，带有政治色彩的仅有‘我中国……积弱无能，任人欺侮，台湾朝鲜相继沉沦……倘不急起直追，则危亡悬于眉睫’这几句话”。 ^[3] 群治学社积极发展新成员，成员从四十一标到三十一标再到四十二标，人数不断增多。同时，还吸收低级军官入社，事情是这样的：

群治学社发起人杨王鹏于己酉（1909年）六月（七、八月）应下士团考试，取列第一，即拔升四十一标一营左队司书生。与队官（连长）潘康时甚相得，严密关防，借以侦知一二。一日，鹏于公余阅《浙江潮》，为潘所见。

潘微笑着问：“此书何来？”

鹏曰：“借自友人。”

潘于床头出一本相示曰：“是亦焉用借为？”

鹏心佩之。伺间，袖群治学社简章示潘。潘阅，意甚韪之。初，群治学社为防微计，决议官长不得加入。自是，始破格准潘康时加入。 ^[4]

这是说，群治学社成立初期对低级军官入社采取了抵制的态度。主要是担心泄密。但对队官（连长）潘康时颇有好感，因此“自是，始破格准潘康时加入”。吸收低级军官入社，说明了革命组织在逐渐发展壮大。

因举事不成，群治学社改名为振武学社。1909年中秋日，假黄土坡开一天酒楼，举行成立大会。杨王鹏为社长。“不久，杨王鹏随军开拔，社务改由李六如负责主持，即与詹大悲、刘复基等创办《商务日报》于汉口，革命运动更日益发展”。 ^[5]

但是，新军中的革命行动引起了黎元洪的警惕。

黎元洪撤职潘康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新军各标（团）、营出现的革命的蛛丝马迹，亲信早已报知黎元洪。一日，黎元洪召潘康时前来位于武昌大东门内左旗的混成第二十一协（旅）司令部，查问新军中组织会党有关情况。

谓：“汝队有人组织会党，汝胡置不问？”

潘答：“有程度稍优之士兵若干人，常集合研究学术，无所谓组织，更无所谓政党。”

黎怒曰：“现查革命党尽系如此，汝不严禁，反从而庇护之。”

潘曰：“统领既不以为然，以后即禁止在一起研究。” ^[6]

黎元洪非常气愤，将潘康时撤职，调来了破坏革命的施化龙。施化龙工于心计，笑里藏刀，表面对杨王鹏亲和，背地暗中侦察，终于发现革命证据，报告黎元洪。“黎元洪接报，谓：‘此事万不可声张，恐大帅闻之，更难处理。’” ^[7] 于是将杨王鹏等四人撤职开除了事。经此一劫，振武学社的活动全面停顿。新军中的党人亟须新的组织开展活动。

从武到文，易名文学社。为了便于隐蔽，将革命组织更名为文学社。1911年1月30日，文学社正式成立。选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文学社成立仅月余，而声势几达湖北全军”。 ^[8] 1911年5月10日，文学社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总机关，组织更加完善。“在这半年中，全国的革命形势突飞猛进，除辎重第八营以外，它的细胞组织已布满了湖北新军各镇、协，各标、营、队，在士兵中社员占了多数。至于他们的成分，因为当时新军是招募制，绝大多数是失业农民和少数手工业工人出身的士兵，没有官长，知识分子也少。” ^[9]

几乎在同一时期，另一个重要的革命组织——共进会，也在新军中秘密开展工作。

共进会成立于日本。孙中山于1905年成立同盟会后，积极开展活动。频繁的革命活动引起清政府高度紧张。驻日大使接到命令，遂照会日本政府，禁止孙中山开展活动。1907年3月，孙中山无奈，只好离开日本。同盟会的工作交给黄兴、胡汉民主持。孙中山则坐船到南洋，继续革命活动。孙中山走后，共进会在日本开始酝酿成立了。关于共进会成立的原因有两种说法：

（ 一 ） 联络会党说 。据张难先《共进会始末》记载：“共进会，发起于日本东京。先是中国同盟会于丁未（1907年）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未几，达峰及川人张伯祥、佘晋城、吴祥慈、赣人邓文翚（同辉，笔者注）、鄂人刘仲文（即刘公，笔者注），以长江各省会党头目，皆脑筋简单，非另设小团体，并委用熟悉会党情形者，分途招纳，不易收效。又以同盟会誓约内之‘平均地权’四字意义高深，非知识幼稚之会党所能了解；故另约一部同盟会会员，组织共进会，专司此项联络任务；且将‘平均地权’改作‘平均人权’，以免收揽会党多费口舌。此事进行异常秘密，其编制三等九级，一如同盟会，并以同盟会之总理为总理，直同盟会之外府也。” ^[10] 这是说，成立共进会的目的是为了联络“长江各省会党”，并将同盟会之“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作为共进会的行动纲领，以利理解。共进会并未脱离同盟会，是同盟会的外围组织，即所谓“外府”。同盟会的总理也是共进会的总理。这点和稍后讲到的共进会的山水堂香互为佐证。

（ 二 ） 发动革命说 。当时在东京的同盟会会员，有些人早就厌倦了口头革命，准备把革命付诸实际行动。他们首先经过多方努力开办了一所军事学校——东斌步兵学校，用于培养革命人才。学校很快招收到300名学生，多数是同盟会会员。同学们主张在同盟会之外，另设机构，专司发动革命。据共进会发起人、第二任会长邓文翚回忆：“大家都认为一个革命伟大事业，尤须经过多少艰苦，多少牺牲，才可望其逐步发展达到目的。今既有宣传鼓吹的机关，更应有实际行动的队伍，所以当时同学中无不主张于同盟会外极须另组一个秘密机构，专以发展革命推翻专制为职志。‘共进会’三字是合各党派共进于革命的道路，正适合于此时的号召，正是汇万派以朝宗，可以使革命潜伏的力量扩大，更可使革命团结的声势提高。” ^[11] 邓文翚证实共进会成立的原因是基于“实际行动”的需要，也就是说同盟会是“文”，共进会是“武”。这个说法也得到了共进会会员李白贞的认可：“当时革命运动的开展，偏重在华南方面，对长江流域则未建编营；并且是用和缓手段，希望侨胞捐纳经费，维持会务，逐渐推动形势，稳步前进。因此，一般急进的党人对于这种情况，颇有不甘忍耐下去之势。这样，在同盟会内部就无形中埋下了分立门户的种子。自从孙中山先生离日以后，同盟会内缓进和急进两种主张的不同，很快呈现为组织上分化的趋势。” ^[12] 李白贞认为是同盟会内“缓进”和“急进”两派主张的分歧，促使共进会的诞生。无论基于何种理由，共进会终于成立了。

1907年8月，共进会在东京清风亭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有刘公、居正、孙武、焦达峰、张伯祥、邓文翚等100多人。推举张伯祥为会长。为什么取名共进？共进会的宣言解释道：

这共字是共同的意思。单就我们这个团体说，就是在会的人，个个都要同心合意，共做一个事业，不可一人别怀他样的异心；就本会以外说，凡是我们同样的，不论他叫什么会名，我们总要联合起来，结成一个大团体，共同去做事业。所以这共字，就是和我们全中国各种会一同去做的意思。至于这个进字，就是要增进我们会员的知识，把从前那些做偏了、做小了的事丢开，再寻一个正正大大的题目去做；我们知识，就是要认清这个题目，把题目扒清了，就赶紧去做……所以我们起这个进字，前一层是进我们心中知识，后一层是进我们的身子去做那知识上认定的事，这是我们取共进二字的意思了。 ^[13]

这是共进会白话版的宣言，同时还有一份文言版宣言是这样说的：

共进会者，合各派共进于革命之途，以推翻满清政权、光复旧物为目的，其事甚光荣，其功甚伟大，其责任甚艰巨也。 ^[14]

共进会积极准备回国进行革命活动。共进会的第一宗旨就是推翻帝制。1908年秋，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让共进会成员看到了希望。他们在位于东京青山麻布区的华群舍开会，决定回国，从军队入手，开展革命活动。因为军队中大多是各党各派分子，如哥老会、袍哥孝义会、八卦大刀会、红枪天地会等。为便于接触，这些共进会成员仿造帮会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自创了一套山水堂香四种名目，据邓文翚所记：

共进会的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每字系以打油诗一首。

中华山诗：神明华胄创中华，凿井耕田到处家；

锦绣山河万世业，子孙相守莫相差。

兴汉水诗：一水源流万里长，汉家兴复起中央；

自从派衍分南北，气势奔腾不可当。

光复堂诗：堂上家家气象新，敬宗养老勉为人；

维新守旧原无二，要把恩仇认得真。

报国香诗：香火绵绵未敢休，祖宗一脉自千秋；

腥膻久圂庄严土，待买名香祓九州。

凡会员在内地要拜各处码头者，先要记熟山水堂香，能够记熟山水堂香，还要记得念山水堂香所系的诗，然后可以得到一切的帮助和照顾，否则认为是假，不能得到各码头的帮助照顾。 ^[15]

铁血十八星旗的来历。我们现在看到的武昌起义老照片，往往有一面旗帜特别引人注目，它“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 ^[16] 这面旗帜，就是著名的铁血十八星旗，是陆军旗。此外还设计了国旗和海军旗，以五色代表五族共和为国旗，以青天白日代表风日晴和为海军旗。这三面旗帜，是共进会的邓文翚、同盟会的刘揆一和光复会的陶成章共同研究确定的，为的是统一旗帜、印信、番号，以免交战时发生混乱。至此，万事俱备，共进会核心成员相继返国，组织革命。

孙武等回到湖北。到达汉口后，孙武在法租界长清里设立了湖北共进会总机关。此后，居正、刘公、谭人凤等共进会骨干人物相继回汉，积极推动共进会在鄂的发展。1911年3月，又在武昌胭脂巷11号成立分部，方便了在新军中发展革命势力，也方便了与文学社的交流。

文学共进之联合。共进会、文学社同为革命组织，双方革命目的相同，成员间多有交流，联合举事的愿望日益强烈。据传双方有过10余次的接触，有文字记载的共四次：

（ 一 ） 分水岭会议 。1911年5月11日，武昌分水岭7号孙武寓所。这次会议，文学社社长蒋翊武、共进会会长孙武均出席。共进会方面出席者有孙武、邓玉麟、高尚志、杨玉如四人；文学社方面出席者有蒋翊武、刘尧澂两人。这是一次小范围的会议，出席者均为双方要人。蒋翊武认为，文学社在军队中力量大，联合军事行动应以文学社为主体。而孙武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共进会与各省革命党均有联络，本省军队中会员人数，亦不在文学社之下。双方各执己见，未达一致。

（ 二 ） 长湖堤会议 。会议地点位于长湖堤龚霞初寓所，时间是1911年6月14日。文学社参加会议的有蒋翊武、刘尧澂、蔡大辅、王守愚等；共进会的代表为杨玉如、杨时杰、李春萱等。对于当时的会议，与会的陈孝芬记道：

孙武总想和文学社合作，这种见解是对的，可是李春萱、杨玉如、杨舒武（杨时杰字）等和蒋翊武商量合作时，未能得到圆满结果。我和蒋翊武、刘尧澂感情很好，乃自告奋勇愿作调人，经过十次会谈，蒋翊武始终坚持殊途同归主张；后来再三和刘尧澂商讨，刘尧澂因我说的合则力量聚而大、分则力量散而小的话极有理由，才应允定期召集文学社社员大会讨论，并要我出席说明合作的意义。届时在长湖堤龚霞初家中开会，文学社到会干部七十余人，结果大多数主张和共进会合作，但须孙武到会见面。 ^[17]

陈孝芬是共进会会员，曾在黎元洪手下第二十一混成协马队当兵，武昌起义时任长江水师统领。经过10余次的会议讨论，共进会和文学社双方才决定召开长湖堤会议。不想共进会会长孙武没有出席，双方还在会议讨论中发生了争执。据与会的章裕昆回忆：

不意在讨论过程中，发生争执，未得成功。原因是杨玉如说：“共进会有钱，可以补助文学社的经费。”杨时杰接下去说：“我看不如文学社取消，全体加入共进会，统由孙武主持。”文学社代表闻言不满，谓文学社自己有经费，不须别人补助，会议无结果而散。 ^[18]

会议中，文学社的杨时杰竟然提出取消文学社，这让文学社的代表无法接受，非常不满，会议无果而终。双方虽然不欢而散，但都没有放弃合作的希望。

（ 三 ） 雄楚楼会议 。会议地点位于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寓所，时间是1911年9月14日。刘公，字仲文，是共进会中少数富家子弟。他曾经把父亲给他的5000两银子捐献，用以支援革命。刘公的父亲在清廷度支部当差，所以寓所门上有“度支部刘”四个字，在这里开会相对安全。实际上，这里住着的是刘公夫妇，刘夫人李淑卿是经《楚风报》主笔、共进会会员杨玉如介绍，与刘公结合的。有关这次会议，我们可以找到如下报道：

9.14（七·二十二）本日，共进会和文学社举行联席会议，准备起义。

共进会和文学社为湖北的两大革命团体。广州起义失败后，为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两大革命团体于本年5月间酝酿合作。共进会的人员表示：“我们两团体向系殊途同归，现在正是同归不必殊途的时候了。”文学社也表示：“合则两美，离则两伤，譬如风雨同舟，大家只期共济，到达彼岸就得了。”

不久，保路风潮席卷湘、鄂、粤、川四省，湖北地区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为了弹压四川人民的保路运动，清廷将驻防湖北的新军第三十一标和三十二标一营调往四川，又将四十一标调往宜昌、沙市。新军陆续外调，加强了湖北革命党人的紧迫感。本日，共进会和文学社的代表武昌雄楚楼10号刘公住宅联合开会。会议决议，取消两团体名称，同以湖北革命党的名义同清朝反动势力拼搏。

文学社与共进会的名义都取消了，起义时由谁来实行统一指挥呢？最后决定，派居正、杨玉如前往上海，请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名义由他们来后再定。 ^[19]

可以看出，这次“会议决议，取消两团体名称，同以湖北革命党的名义同清朝反动势力拼搏”。此后，双方即以湖北革命党这一名义开始革命工作。并决定“请同盟会领袖黄兴、宋教仁、谭人凤来武汉主持，名义由他们来后再定”。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革命组织由二而一，为首义的胜利进行了组织上的坚实准备。

（ 四 ） 胭脂山会议 。1911年9月24日，地点武昌胭脂山11号胡祖舜家。其时距武昌起义仅半个月，会议讨论的主要问题是选举军事领袖。据与会的李春萱回忆：

讨论军事领袖问题时，文学社主张蒋翊武，共进会主张孙武。在会中，刘尧澂、邓玉麟起了很大的作用，因为蒋极信任刘，孙极信任邓。邓玉麟主张以蒋任总指挥，孙武作参谋长，蔡济民作参议长；蒋、孙对军事意见必须互相咨商。蔡济民曾参加文学社、共进会两个团体，对双方关系都很密切，可以居间起调停作用。 ^[20]

李春萱，原名作栋，湖北沔阳人。清末毕业于两湖师范理化专修科。湖北共进会元老。鄂军政府成立后任理财部部长。

双方达成合作，但也不无担心。据陈孝芬回忆：

孙、蒋见面后，双方表示了合作到底、推倒清朝的宏愿。孙武去后，蒋翊武执我手曰：“铁侯！合作固好，但是他们出了洋的人是不好惹的，我们一定会上他们的当。”我说：“只要大业可以成功，将来上当不上当哪能固定？我想是不会的。” ^[17]

蒋翊武一语成谶，后来共进会果然对文学社不利。我们以后再讲。

文学社、共进会的联合，对武昌起义的胜利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应该注意到，双方就起义总指挥和参谋长做了安排，但最高长官即鄂省都督的人选却未见提起。事实上，刘公一直是湖北革命党公认的都督人选。

李春萱曾说：“刘公本是起义前预定的大都督。” ^[21] 还在日本时，共进会就已经确定粤、桂、赣、川、皖、苏、豫、鄂八省都督，其中“刘公为湖北大都督”。 ^[22] 刘公在雄楚楼会议上，为了联合，曾说：“本人以大都督名义，甘愿当众放弃。” ^[23] 可见，刘公确实是双方联合前的都督人选。雄楚楼会议后，刘公派杨玉如、居正往上海请黄兴、宋教仁和谭人凤来鄂主持大局，实际是属意其中之一可任都督。但遗憾的是，三人因各种原因，错失机会。事实上，双方还有一个备用人选。

1911年三四月间，双方的确就起义胜利后都督人选分别进行了讨论。巧合的是，均认为黎元洪是最合适的都督人选。 4u6aq7N0LCdzsPu15deHib7Peir9AT39PLF+NlYr3rpcxGl2iVTJ5rmL7RX9jPW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