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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皇太极面前的第一个议题是必须立即调整国内政策。其父努尔哈赤原来实行的国策，实践证明是失败的。歧视汉人的国策，制造了尖锐激烈的满汉民族矛盾。汉人受尽煎熬，走投无路，被迫逃亡，铤而走险。辽东的汉人生活在人间地狱之中，他们无时无刻地不在思谋着，或逃亡，或暴动。辽东成为随时随地可能爆发的活火山。
清代盛京街景
对此，天聪汗皇太极心中有数，了如指掌。为了稳定政局、安定人心，解决迫在眉睫的满汉民族矛盾问题，继任后的皇太极连续颁发了三个上谕。
第一个上谕。皇太极颁发的第一个上谕就是关于调整国策、安定民心的。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1626）九月甲戌（初五日），即登基后的第五天，皇太极急忙颁布上谕：“治国之要，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虽举，首渠置不论。嗣后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论死；其未行者，虽首告，亦不论。”
这个上谕是针对努尔哈赤颁布的《逃人法》的。努尔哈赤为了抑制辽东汉人的大量逃亡，制定了《逃人法》。该法规定，凡是逃跑的人，一旦抓住，统统处死；检举告密者，给予奖励。这个严酷的刑法，并没有有效地抑制逃跑的势头。告密者甚多，涉案者更多。人心惶惶，不可终日。皇太极的这个上谕，主要是对原来被检举的人放宽了限制。
这个新规定里说，以往想要逃跑，但没有具体行动的，一概不论。即使涉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已往”，就是有人检举揭发说是“头头”，也一概“置不论”。原来有逃跑的想法，即使有人揭发，只要没有逃跑的具体行动，都不论。处死的，只是“惟已经在逃而被缉获者”。
就是说，有逃跑想法和言论的人不治罪，治罪的是有逃跑行动的人。这就大大减少了打击面。“由是，汉官汉民皆大悦。逃者皆止，奸细绝迹。”后来，皇太极进一步放宽限制，允许逃走，但不许返回。这就等于辽东的汉官汉民有了去往关内的自由。
这个上谕，对于安抚辽东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个上谕。九月初七日，皇太极颁布了第二个上谕。谕曰：“工筑之兴，有妨农务。从前因城郭边墙，事关守御，故劳民力役，事非得已。朕深用悯念。今修葺已竣，嗣后有颓坏者，止令修补，不复兴筑。用恤民力，专勤南亩，以重本务。其村庄田土，八旗移居已定，今后无事更移，可使各安其业，无荒耕种。如各牛录所居，有洼下不堪耕种，愿迁移者，听之。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役公务，毋致异同。其诸贝勒大臣，并在外驻防之人及诸贝勒下牧马管屯人等，有事往屯，各宜自备行粮。有擅取庄民牛、羊、鸡、豚者，罪之；私与者，章京、屯拨什库，亦坐罪。若屯拨什库，有欲徇情供给者，以己所畜鸡、豚供之，毋得于牛录下敛取。其田猎采捕之事，立有规条，须先告之本旗贝勒，与贝勒属下人同往。凡边内狼、狐、貉、獾、雉、鱼等物，各听其采捕；惟狍、鹿，不许逐杀，恐疲马力，有妨武事。并禁止边外行猎，违者均罪之。至通商为市，国家经费所出，应任其交易，漏税者罪之。若往外国交易，亦当告之诸贝勒，私往者罪之。”
这是一个关于工筑、农耕、迁移、司法、差役、田猎、交易等一揽子事务的安民告示上谕。这个上谕的实质是强调“至于满汉之人，均属一体。凡审拟罪犯，差役公务，毋致异同”。所有事关司法和事关差役的事情，“满汉之人，均属一体”，一样对待；“毋致异同”，没有不同。这是政策上的重大变革，正式宣告汉人从此取得了与满人一样的法律地位、一样的经济地位，同满人平等了。这个上谕如同安民告示，对于安定汉人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三个上谕。九月初八日，《清太宗实录》记载：“先是，汉人每十三壮丁，编为一庄。按满官品级，分给为奴。于是，同处一屯。汉人每被侵扰，多致逃亡。上洞悉民隐，务俾安辑，乃按品级，每备御止给壮丁八、牛二，以备使令。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择汉官之清正者辖之。又凡有告讦，所告实，则按律治罪。诬者反坐。又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人等，私至汉官家需索马匹、鹰犬或勒买器用等物及恣意行游，违者罪之。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云。”
我们可以把这个记载理解为皇太极颁布的第三个上谕。这个上谕是对以前努尔哈赤谕旨的一个否定。皇太极担心将壮丁分给为奴，“分给日久，或受凌虐”。因此，改变了“按丁编庄”的做法。努尔哈赤早在天命十年，明天启五年（1625）十月初三日，颁布“按丁编庄”谕，《满文老档》第六十六卷记道：“若收养的人放在公中，那么也会被诸申侵害，全部编入汗、诸贝勒的庄中。一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田百亩。其中二十亩为贡赋的东西，八十亩是你们自己吃的东西。八旗的大臣们分派到各路，去到每个村堡，或留或杀后，鉴别收养的男子十三人，牛七头，编为一庄。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一备御各编一庄。”
这就是后金的“按丁编庄”。编庄的男丁都分配给了满族官员为农奴，同满人生活在一起。“房合住，粮合吃，田合耕”，实行“三合”。这个“三合”制度，将汉人打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从此，汉人的田宅被霸占，粮食被侵夺，人身被役使，妻女被凌辱。汉人每时每刻都处在满人的压榨和欺凌之中。此外，把汉人编入田庄，规定每十三个男丁编为一庄，给牛七头，田一百亩。其中八十亩供庄丁自己食用，二十亩作为官赋。还规定按满官品级，每备御各赐一庄。这些庄丁就变成了满官的奴隶。生杀予夺之权，全都掌握在满官的手中。庄丁从此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因此，辽东的汉人被迫或大量逃亡，或铤而走险。
皇太极早已看出了“按丁编庄”的弊端，此次做出了根本性的改变。撤销编庄，编为民户。照顾到满官的利益，每备御只给八个庄丁、两头牛，供其使用。“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从此，辽东的汉人恢复了自由人的身份。这是一个重大的政策调整，“由是，汉人安堵，咸颂乐土云”。根据实践，否定父汗努尔哈赤的错误政策，皇太极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以上三个上谕的精神实质是强调满汉平等，“满汉之人，均属一体”。这就一改努尔哈赤时期歧视汉人的错误政策，给予了汉人平等的法律地位。这就从根本政策上保证了后金政局的稳定、社会的稳定。